「性」與「情」之辯——儒家的淵源流變（二）| 蔡敬賢
上文回顧：
漢代的天人之際
在展開當代主流中哲對漢代的理解之前，漢代儒家思想有兩人亦值得深入瞭解，一為司馬遷，其史記不只是史學著作，更是政治哲學著作，若說戰國時期《國語》入漢代變體為《家語》，那麼孔子之素王《春秋》進入漢代則變體為司馬遷之《史記》了。另一思想家則為鄭玄，其訓詁學反應的其實是漢代經學爭論背後的哲學與政治哲學議題，其實也是周代殷商與先秦思想的溢出與延續。
秦火之後，宇宙論與巫文化再次活躍於中國文化中，此即結合巫蠱、宇宙論、天命觀而形成的西漢儒學，價值根源再次回到天。此時的天是一具有人格性、意志性之天。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重政篇》言：「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間者，其政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續之符也。」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脈絡中，「性」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這其實是對孟、荀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此時儒學之思想，除了經學之外，還展開了對於「性」與「情」之辯。
董仲書將性完全歸於天和命，「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上天已經在創造人的時候，就已經各有不同的質和屬性，也帶有可能遮蔽人理智的「情」，所以才需要聖王聖人來教化。「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上天會藉由天人感應來賞罰君主與百姓的作為，「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董仲書認為，天創造了人和萬物，並且主宰著一切。統治者應該要順著天意，順百姓之性來治理國家。
董仲舒還未完全將性情完全對立，但之後的哲學家這種傾向就越來越明顯。楊雄也將性納入討論，例如《法言》中言及：「人之性也善惡混，修齊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 。漢代另一部重要儒家經典 《白虎通義》中則言：「性情性情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 (見卷八) 可見其思路此時大致一個統一的脈絡都包含對於性與情思考上的差異辨別。
西漢宇宙論與天命主宰觀直到東漢王充《論衡》一書中方才有劇烈的轉變。王充在〈物勢〉中提及勢非由陰陽五行所訂，也就是非由天決定，乃是萬物自身之因素，此亦是〈物勢〉通篇之主旨。〈物勢〉開篇駁漢儒天地生人「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有兩層意義，一為駁天地生人本身，二則為藉此超脫出去，以萬物有自身之勢，非由天命所定作結。王充可以說是開啟了魏晉思潮之先。同時在性與情問題上，他也推進了一大步，將情與性徹底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