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將自由從資產者手中拯救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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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盾、田冠浩

 

盧梭屬於那種永遠會在人類的思想和行動中激起波瀾的源頭式人物,因為他身上結合了在開端中預見危機、在混沌中重建秩序的道德和政治天賦,借助於他的天才我們總是能夠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時代,並為解決我們共同的問題找到靈感。盧梭比他同時代人都清楚,啟蒙所進行的那場針對王冠和聖壇的史詩般的戰鬥,已經塵埃落定。最初只是在藝術和科學中獲得復興的主體性、「個人」,現在憑藉印刷術和商業的力量成為新世界的居民,從這一刻起,人們相信,最重要的事情「幸福」只是每個人的私事,人生來就被賦予追求自身利益的諸多權利。但是,就在這個大多數人都相信人類已經走出了昏暗的童年、開始主宰自身命運的時刻,盧梭卻因其更為敏銳和富有遠見而表現得孤獨、憂鬱,甚至不近人情。他意識到這些初嘗自由滋味的現代人正在把唯利是圖、恣意行事和胡作非為當作自由,並且他們正因此遭遇著一種危險,這就是「他們的革命最終將使他們落入到蠱惑家的手裡,使他們的鎖鏈更加沉重」。

 

反思啟蒙

按照布魯姆的看法,盧梭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首先在於他是第一位從左派內部對啟蒙和現代性展開批判的人。在他以前,霍布斯、洛克等現代性的先驅們已經意識到以虔敬、信仰、「神性的應然」為基礎的中世紀政治理想本身並不能有效地規範世俗生活,教會的世俗化、腐敗、墮落和宗教戰爭最終證明人類社會的永恆秩序並不存在於神諭和教義之中,政治哲學必須降低目標,在世俗人性的「實然」中,也就是在個人的自利、自保的本能和經驗中尋找基礎。早期現代性哲學家的這些觀點在應對現代初期的社會動亂和宗教內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們從每個人自利、自保的本能中推導出了個人的生命、私有財產等「自然權利」,以此對抗教會和封建制度等虛假的公共權威,並在急劇變革的社會中重新為個人自由作出了積極的限定,從而使現代社會有可能在一個全新的基礎上,即政治個人主義的開明自利和理性計算的基礎上恢復和平和繁榮。

 

布魯姆(Benjamin Samuel Bloom),美國當代教育心理學家,提出著名的教育目標分類學。

 

但是盧梭卻對此提出了反駁意見。盧梭認為,自然本身無法為社會立約。因為自然人的激情和欲望實際上都相當有限,他們從不過分擔心別人的威脅,至於他們對物的佔有,也只是以他們的實際利用為限。自然人在本質上是離群索居的,他依賴自然的厚愛而不是他的同類來生活,因此也不需要理性計算。相比之下,霍布斯、洛克主張的自然本能和欲望實際上只是在人除非依賴他人就不能生存的社會狀態中被敗壞了的激情,它們屬於精於計算的利己主義者,以之為目標建立的社會必然傾向於奴役和僭政。盧梭由此提醒我們,霍布斯、洛克的自然權利觀念,特別是作為現代社會基礎的私有財產觀念,在根本上只是保障了通過財產役使他人為自身牟利的資產者的利益。

 

重構社會共同體

為了將自由從資產者手中拯救回來,盧梭把目光投向了斯巴達和古代羅馬的共和政體,由此導致了社會共同體和精神概念的真正復興。盧梭相信,個人只有在祖國中,在一個真正的社會共同體中才有自由可言,個人的生命、財產等一切權利在根本上都是通過社會才存在的,個人只有作為社會的公民,作為主權共同體的一分子才能獲得這些由於結成社會而帶來的便利。當然,作為現代哲人,盧梭也承認個人對自身的偏愛是他們結合成社會的原因,在這一點上他並不完全否定霍布斯和洛克所開創的政治個人主義傳統。但是盧梭的高明之處卻在於,他知道人一旦進入到社會狀態,正義就必須取代本能,每個人得之於共同體的有道德的生命就必須取代每個人得之於自然的天性。盧梭相信,社會共同體本身是人的一種理性的創制,其根本要義就在於每個人將其生命、財產置於社會公約(公意、法律)的監護之下,從而作為公共利益而受到保護。並且因為社會公約只專注於法律等共同利益,而非個體的幸福問題,所以在社會公約中,每個人所接受的條件與其他人所接受的條件是完全同等的,人們只是獻出了有可能有害於別人自由的東西,這一點完全符合他們自身的理性利益,社會公約因此只是理性為自己定下的法律,它使人們從根本上脫離了愚昧、局限的動物狀態,變得更加自由。

 

 

人能夠通過一種普遍的自我立法,超出自然範疇,創制社會,這一點直接啟發了康得的先驗倫理學,並在後者那裡作為人之精神優越性的絕對證明,為「人是目的」這一現代性的核心價值奠定了基礎。甚至黑格爾關於「絕對精神」顯現為社會和國家的觀點也起源於此,因為人、精神只有通過理性創造了獨立於自然法則的普遍社會法則,才能顯現自身為精神,才能肯定自身為絕對的自由。當然,盧梭對於社會共同體的理解也有不足之處,這就是他過分強調個體在道德、理性方面對共同體的認同,卻沒有對個人參與社會的具體方式給予足夠的重視,而後者只是到了斯密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那裡才獲得了比較充分的考察。盧梭先於古典政治經濟學思考現代社會,因此缺少對現代社會分工、合作環節的把握,這使得他的政治共同體實際上很難落實。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盧梭的社會藍圖不是停留於一種「為義務而義務」、不涉及任何具體物件的形式化的說教(康得的道德律),就是演變為一場個人假借道德之名攻擊社會、踐踏法律的暴亂(雅各賓專政)。

 

沿著孤獨漫步者的足跡

即便如此,盧梭的教導卻沒有徒勞,因為社會共同體的觀念自此已經深入人心,它構成了現代性自我更新的一個重要維度。在這方面,黑格爾是盧梭的一個重要追隨者。他以政治經濟學所描繪的現代社會分工體系充實了盧梭的共同體理想,以此打造出使生產、司法、行政和意識形態體系真正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理念。根據這一理念,公民在其所參與的一切社會領域中的自由和權利都將獲得制度化的保障,公民也因此真正與社會融為一體。應該說,黑格爾對盧梭思想的這一發展對於當代政治實踐來說仍然具有真理性,因為一個國家的最高成就和真正力量就在於能夠合理地安排內政,使生產、司法等各個領域協調一致,從而使個人對社會的參與能夠創造出更大的社會財富來實現公民的幸福。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

 

盧梭思想的另一個重要追隨者是馬克思。他也像黑格爾一樣重視政治經濟學對於理解現代共同體的重要意義,但是相比之下,盧梭對資產者和資產階級法權的批判卻對馬克思產生了更大的影響,這使他在思考現代共同體的時候能夠借助於盧梭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視野。馬克思承認現代共同體的基礎存在於市民社會的生產體系當中,但是現代共同體又只有在針對這一體系進行一次徹底革命的情況下才能最終確立自身。這場革命就是盧梭所說的變私有財產為社會共同體的財富,當然馬克思對此作出了更為嚴格和科學的說明。按照馬克思的看法,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發展到了使社會生產和從事生產的人都變得更加全面和富有社會性的程度,社會分工至此不再具有本質性和束縛性的意義,因為生產者的全面性和豐富性,已經使他們有可能通過每個人的自由活動和自由聯合來安排社會生產。馬克思相信,在這種情況下,盧梭所說的社會對於財產的佔有,將會最終失去其法權和形式上的意義,進展到一種社會生活的真實安排;而那曾經作為私有財產和資本,使人們飽受奴役和分裂之苦的社會生產力也將因此被改造為個人自由和社會團結的共同物質條件,從而有助於人類真正步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與共同體完美結合的理想境地。

時至今日,儘管盧梭及其追隨者的共同體理想尚未得到完全實現,但這並沒有妨礙我們從中窺見更為全面、豐富的人性內涵和自由精神。也正因如此,在現代性和全球資本主義深度擴張的今天,重溫盧梭的思想,對於我們仍然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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