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知」探微— 兼談王陽明「致良知」說起源｜羅顥熹
前言
周九泉老師和筆者先後發表了針對「格物」為題的文章，所論及的儒者包括有東漢鄭玄(號康成)、兩宋的程頤(號伊川)、朱熹(號晦庵)、陸九淵(號象山)，至明代中葉的王艮(號心齋)為止。當然心齋的老師王守仁(號陽明)，乃至與陽明同時的羅欽順(號整庵)、湛若水(號甘泉)和王廷相(號浚川)均對格物問題有所涉獵。可以說格物問題是明代中葉理學家甚為熱衷的話題，因為如何詮譯「格」、「物」二字，甚至「格物」一詞，多少對他們所提倡的工夫論有所影響。
然而本文將從格物問題抽身，轉往探討《大學》裏另一關鍵詞「致知」，此詞也是明代中葉以降的理學家所關注的問題，特別是陽明從此詞衍化出其「致良知」說(或稱「良知教」)。而「致良知」又是王學核心，王門諸子因各自對良知教的不同演繹而衍生分化，如：聶豹(號雙江)與羅洪先(號念庵)的良知歸寂說、王畿(號龍溪)與心齋的良知現成說、鄒守益(號東廓)與歐陽德(號南野)的良知修證說(見注1)。不過我們首先回歸到陽明以前的漢、唐、宋諸儒為《大學》所作之注，從而對「致知」有一初步了解。
漢唐宋儒之「致知」解讀
康成既為《大學》作注之首人，故我們先從其《大學注》作切入點看。康成言：「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周九泉老師前文已述康成以「來」釋「格」實有問題，可想以知，以「至」解「致」亦會有流弊，既生次序顛倒，亦生語意之迷，因為康成此解並無涉及「知」字的意思。及至初唐貞觀年間，孔穎達奉詔修《五經正義》，當中的《禮記正義》大體仍採用康成的注，只是添上一句：「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其意不異於康成，只稍加強調學習。
在歷經安史之亂後的中唐，儒學復興，其領軍人物李翱言：「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復性書》) 此說雖則有承襲康成處，卻指出「致知」需要由心作明辨，不受外物牽引。李翱在此與南宋陸象山的看法可謂相似，象山的「心即理」所主張之工夫，即立一心不受事物牽引。
北宋名臣司馬光有一篇《致知在格物論》，當中言：「人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物迫之，而旋至於莫之知；富貴汩其智，貧賤翳其心故也」、「格，猶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為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開始反對鄭康成的格物注，提倡「格」乃抗衡外物之誘惑，從而使內心不受迷惑，達至致知，此說和王陽明可謂有相接之處。
不過接後理學大盛，兩宋時候二程、朱熹的解釋使「致知」變成與「格物」無異，融入「格物」中，令其失去獨立地位，令其本意隱沒於大海中。
王陽明「致良知」說起源
明朝開國後雖以程朱理學為官方認可學術，但不少學者如曹端(號月川)、薛瑄(號敬軒)、吳與弼(號康齋)均轉向重視心性修養之工夫，無異為陳獻章(號白沙)、王守仁(號陽明)、湛若水(號甘泉)的心學崛起奠基。
陽明既藉自己龍場悟道之經驗去否定朱熹「格物」說，提倡「格心」(見注2)。他援引《孟子》的說法來支持自己「格心」的主張：
先生(即陽明)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傳習錄．上》)
他同時又提出其對「致知」見解：
(陽明)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同悌字)，見孺子入井自然知側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傳習錄．上》)
陽明視「知」為「心之本體」，見外事即內發，不需從外(知識)求。他指出良知的出現若沒有私心雜念，便是達至「致知」。但於常人言，沒有私心雜念十分困難，需要下「致知格物之功」工夫克勝，以令良知從內流露於外，繼而成《大學》所言的「誠意」。
不難發現這段《傳習錄》引文並無直言「致良知」一詞，有不同學者均援引錢德洪(號緒山，浙中王門代表人物)所編的《王陽明年譜》作證：
「(正德十六年)正月，居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陽明)益言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即鄒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
緒山認為陽明在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才提出「致良知」的說法，但不代表陽明早年並無「致良知」的想法。而且黃宗羲(號梨洲)的《明儒學案．浙中王門學案一》言：「先生(指徐愛，《傳習錄．上》編者)記《傳習》初卷，皆是南中所聞。其於『致良知』之說，固未之知也。然《錄》中有云：然《錄》中有雲：「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為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則三字之提，不始於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後，以此為宗旨耳。是故陽明之學，先生為得其真。」
可見「致良知」之說早於正德六年早已生有初型，正如日本陽明學者東正純所說：「蓋王子(指陽明)致良知之說，始於正德辛末(即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此錄指屬壬申(即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已足以知宗旨焉，但未為主張耳。」只是徐愛不幸英年早逝，不及親聞師教，也就能解釋為何有「致其知」與「致良知」二者之差異。
餘論
本文只簡單交代漢、唐、宋這三個經學或理學盛行時代下諸儒，以及王陽明早期講學時對「致知」的詮釋。有關陽明「致良知」、王門後學對良知教的演繹、其他明代大儒(整庵、甘泉、浚川、顧憲成、劉宗周) 對《大學》的詮釋，可留待以後再作討論。
參考書目
(明)王守仁撰，王曉昕譯注：《傳習錄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3月第1版)。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 ，(台北：三民書局，2012年10月三版) 。
陳來：《宋明理學》， (台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