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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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有一個愛好虛構的思辨體系,但思想極其深刻的研究人類發展基本原則的學者[編者注:黑格爾。]一向認為,自然界的基本奧秘之一,就是他所說的對立統一[contact of extremes]規律。在他看來,「兩極相逢」這個習俗用語是偉大而不可移易的適用於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學家不能漠視的定理,就像天文學家不能漠視克卜勒(Johannes Kepler)的定律或牛頓的偉大發現一樣。


「對立統一」是否就是這樣一個萬應的原則,這一點可以從中國革命【註92】對文明世界很可能發生的影響中得到明顯的例證。歐洲各國人民下一次的起義,他們下一階段爭取共和自由和爭取比較廉潔的政體的鬥爭,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決於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的對立面)目前所發生的事件,而不是取決於現時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決於俄國的威脅及其後果——可能發生的全歐洲的戰爭。這種說法看起來非常奇怪和荒誕,然而,這絕不是怪論,凡是仔細考察了當前情況的人,都會相信這一點。

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

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延續了10年之久,現在已經匯合成一個強大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炸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滿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開始建立起聯繫,這些聯繫從那時起就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黃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發展了起來。同時,中國的銀幣——它的血液——也開始流向英屬東印度。

 

在1830年以前,當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向中國輸出的。可是從1833年起,特別是1840年以來,由中國向印度輸出的白銀是這樣多,以致天朝帝國的銀源有枯竭的危險。因此皇帝下詔嚴禁鴉片貿易,結果引起了比他的詔書更有力的反抗。除了這些直接的經濟後果之外,和私販鴉片有關的貪污也從精神方面使中國南方各省的國家官吏完全腐化。就像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每一個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被看作是這種父權的代表。可是,那些縱容鴉片走私、聚斂私財的官吏的貪污行為,卻逐漸腐蝕著這個家長制的權力,腐蝕著這個廣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的精神聯繫。存在這種情況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義的南方各省。所以很明顯,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權力。歷史的發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有可能把他們從歷來的麻木狀態中喚醒似的。

  

中國過去輸入的英國棉織品數量很小,英國毛織品的輸入也微不足道,但自1833年起,當對華貿易壟斷權由東印度公司手中轉到私人商業手中之後,這項輸入便迅速地增加了。從1840年起這項輸入增加得更多,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也開始參加和中國的通商。這種外國工業品的輸入,對中國工業也發生了過去對小亞細亞、波斯和印度的工業所發生的那種影響。中國的紡織業在外國的這種競爭之下受到很大的痛苦,結果就使社會生活受到了相當的破壞。

 

中國在1840年戰爭【註93】失敗後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生產的破壞,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這一切就造成了兩個後果:舊稅捐更重更難負擔,此外又加上了新稅捐。例如,1853年1月5日皇帝[注:咸豐。——編者注]在北京頒發的一道上諭中,就責成南方各省、武昌、漢陽的總督和巡撫減輕稅捐,允許緩交,首先是絕對不要額外再征;否則,這道上諭中說,「小民其何以堪?」又說:「……庶幾吾民於顛沛困苦之時,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注:見北京圖書館藏「大清文宗顯皇帝聖訓」原刻本卷一,第十一頁。——譯者注]

 

記得在1848年,在奧地利這個日爾曼式的中國,我們也聽到過同樣的話,看到過同樣的讓步。

 

所有這些破壞性因素,都同時影響著中國的財政、社會風尚、工業和政治結構,而到1840年就在英國大炮的轟擊之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可是現在,當英國引起了中國革命的時候,便發生一個問題,即這個革命將來會對英國並且通過英國對歐洲發生什麼影響?這個問題是不難回答的。


我們時常提起讀者注意不列顛的工業自1850年以來空前發展的情況。當時在最驚人的繁榮當中,就已不難看出日益迫近的工業危機的明顯徵兆。儘管有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發現【註94】,儘管人口大量地、史無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發生什麼意外事情的話,那末到一定的時候,市場的擴大仍然會趕不上不列顛工業的增長,而這種不相適應的情況也將像過去一樣,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機。這時,如果有一個大市場突然縮小,那末危機的來臨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國的起義對英國正是會起這種影響。英國需要開闢新市場或擴大舊市場,這是英國降低茶葉稅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英國預期,隨著茶葉進口量的增加,向中國輸出的工業品也一定增加。在1833年取消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權以前,聯合王國對中國的年輸出總值只是60萬英鎊,而1836年達到了1326388英鎊,1845年增加到2394827英鎊,到1852年便超過了300萬英鎊。從中國輸入的茶葉數量在1793年還不超過16167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達到了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現在已超過6000萬磅。

目前這一季茶葉的收集量看來也不少。從上海的出口統計表上可以看出,它比去年增加200萬磅。新增加的這一部分應歸因於兩種情況:一方面,1851年底市場極不景氣,剩下的大量存貨加到了1852年的出口量上;另方面,在中國,人們一聽到不列顛修改茶葉進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現存的茶葉按提高很多的價格全部投入市場。可是講到以後的茶葉收集,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一點可以從倫敦一家大茶葉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

 

「上海恐慌達到了極點。黃金價格上漲25%,而且人們還加緊收進,貯藏起來。白銀奇缺,甚至不列顛輪船向中國繳納關稅用的白銀都根本弄不到。因此,阿耳科克先生同意向中國當局作擔保,說一俟接到東印度公司的期票或其他有保證的有價證券,便繳納這筆關稅。從商業急需的角度來看,金銀的缺乏是最不利的條件之一,因為金銀恐慌恰恰是發生在急需它們的時候。茶絲收購商沒有金銀便不能到中國內地去採購,因為要採購就要預付大量現洋,以便使生產者能夠完成自己的生產……每年在這個時候都已開始簽訂新茶收購合同,可是現在人家不講別的問題,只是講如何保護生命財產,因而一切事務都陷於停頓……要是不採取措施在四五月間把茶葉收集起來,那末,包括紅茶綠茶的精品在內的早茶必然要像到耶誕節還未收割的小麥一樣毀掉。」

 

當然,停泊在中國領水上的英、美、法各國的艦隊,哪一支都不能保證收集茶葉所需的資金,但它們的干涉卻能夠很輕易地引起亂子,打斷產茶的內地和出口茶葉的海港之間的一切事務聯繫。由此看來,要完成目前這一季的茶葉收集勢必要提高價格,——在倫敦投機生意已經開始了,——而要完成下一季的茶葉收集,可以有把握地預言,一定會產生巨額赤字。但問題還不止於此。中國人雖然也同革命震盪時期的一切人一樣,願意將他們現有的全部貨物賣給外國人,可是,正像東方各國的居民在擔心發生大變動的時候所做的那樣,他們也會把他們的絲和茶貯存起來,非現洋不賣。因此,英國就不免要面臨這樣的問題:它的主要消費品之一漲價,金銀外流,它的棉毛織品的最主要市場之一大大縮小。甚至「經濟學家」這個一向以樂觀面目出現,用咒語驅走一切足以使重商社會人心不定的東西的雜誌,也不得不說出以下的話:「我們不應當自欺,以為我們可以在中國為自己的出口貨找到以前那樣大的市場……更可能的是:我們對中國的出口貿易要倒楣,對曼徹斯特和格拉斯哥的產品的需要量要減少。」

 

不應當忘記,茶葉這樣一種必需品漲價和中國這樣重要的一個市場縮小的時候,正是西歐發生歉收,從而使肉類、糧食及其他一切農產品漲價的時候。這將引起工業品市場的縮小,因為生活必需品每漲一次價,國內和國外對工業品的需求量就要相應地減少。現在大不列顛到處都在抱怨大部分莊稼不好。「經濟學家」雜誌說:

 

「在英國南部,不僅有許多田地的莊稼種不上去,以致最後想種什麼都來不及,而且有許多已經播種的田地看來也將是滿地雜草,或者是根本不適於莊稼生長。麥田的土壤陰濕貧瘠,顯然預示著歉收。現在,播種飼用甜菜的時節可以說已經錯過了,種上的很少;翻耕土地種植飼用蕪菁的季節也快要過去,然而沒有完成任何一項必要的準備工作來栽植這個主要的作物……雪和雨嚴重地阻礙了燕麥的播種。早播的燕麥種的不夠,晚播的燕麥又很難有好收成……許多地方種畜大量死亡。」

 

穀物以外的農產品的價格比去年上漲20%、30%、甚至50%。大陸的穀物價格比英國漲得更高。在比利時和荷蘭,黑麥價格整整漲了100%,小麥和其他穀物作物也跟著漲價。

 

既然有這樣的情況,而且不列顛的工商業又已經經歷了通常的一個經濟週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大膽預言,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的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將來會有這樣一個奇怪的場面:中國在西方世界中引起動亂,但西方列強則借助于英法美等國的軍艦在上海、南京和運河口建立「秩序」。這些往外輸出「秩序」,企圖扶持搖搖欲墜的滿清王朝的列強恐怕是忘記了:仇視外國人,把他們逐出國境,這在過去僅僅是出於中國地理上、人種上的原因,只是在滿洲韃靼人征服了這個國家【註95】以後才形成一種政治制度。

 

歐洲各國從十七世紀末為了與中國通商而互相競爭,它們之間的劇烈糾紛曾經有力地推動了滿洲人實行這樣的排外政策,這是毫無疑義的。可是,推動這個新的王朝實行這種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國人會支持很多的中國人在十七世紀的大約前半個世紀裡即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後所懷抱的不滿情緒。由於這種原因,外國人才被禁止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要來往只有通過離北京和產茶區很遠的一個城市廣州。外國人要做生意,也只限和香港商人進行交易;政府特許這些商人有做洋貨生意的特權,用這種方法阻止其餘的臣民同它所仇視的外國人發生任何接觸。無論如何,在這個時候,西方各國政府的任何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帶有暴力的性質,並且延長商業的停滯時期。

 

同時,從印度這方面來看還必須指出,在印度的不列顛當局的收入當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來自向中國人出售鴉片,而印度對不列顛工業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決於印度的鴉片生產。不錯,中國人不願戒吸鴉片大概同德國人不願戒吸煙草一樣。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新皇帝頗有意在本國種植罌粟和煉製鴉片,顯然,這將使印度的鴉片生產、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業資源立刻受到致命的打擊。雖然有關的各方或許不會馬上感覺到這種打擊,但終有一天,這種打擊的影響會充分地顯示出來,並且使普遍的財政危機尖銳化和長期化,這種危機我們在前面已經預測過了。


歐洲從十八世紀初沒有一次嚴重的革命事先沒有商業危機和財政危機。1789年的革命是這樣,1848年的革命也是這樣。不錯,我們每天都看到,不僅各國統治者和他們的臣民之間、國家和社會之間、階級和階級之間發生衝突的跡象日趨嚴重,而且現時的列強相互之間也發生衝突,這種衝突正在一步步緊張,以致非動武不可,非訴諸國君的ultima ratio〔最後論據〕不可。在歐洲各國首都,現在每天傳來的消息全是關於大戰爆發的傳聞,過一天又換一套,說和平可以保障一星期之久,或大約一星期。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相信,無論歐洲列強間的衝突怎樣尖銳,無論外交界上空的烏雲怎樣濃重,無論某個國家的某個狂熱家集團企圖採取什麼行動,一旦空氣中散發出經濟繁榮的氣息,國君的狂怒和人民的憤恨同樣都會緩和下來。戰爭或革命,如果不是工商業普遍危機的結果,都不能深刻地震撼歐洲,這種危機的到來總是由英國先發信號,因為它是歐洲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代表。

現在,英國工廠的數目空前增加,而它的官方的政黨都正在完全腐爛下去,法國的全部國家機構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進行投機活動的交易所康采恩,奧地利則處於破產前夕,積聚得到處皆是的不公平現象行將引起人民的報復,反動的列強本身利益互相衝突,俄國再一次向全世界顯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這樣的時候,上述危機所造成的政治後果將會怎樣,我們就不用多說了。

 

卡·馬克思寫於1853年5月20日

作為社論載於1853年6月14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3794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注釋:

 

註92:1851年在中國爆發了一個強大的農民戰爭性質的反封建的解放運動。這個運動從南方的廣西省開始,後來擴展到華中各省,幾乎席捲了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起義者在戰爭過程中建立了以南京為中心的太平天國,於是整個運動就叫做太平天國運動。太平軍殺死統治中國的滿族封建主,取消捐稅,消滅大封建主所有制。這個起義也帶有農民運動特別是東方的農民運動所常有的宗教色彩,打擊支持滿清王朝的佛教僧侶和寺院。太平天國革命給中國人民反對封建制度和外國侵略者的廣泛鬥爭開了一個頭,但它並沒有消滅中國封建的生產方式。太平天國內部形成了一個封建上層,他們與統治階級妥協,這就成了運動衰落的原因之一。革命遭到的主要打擊是英美法三國的公開干涉(最初這幾個強國是打著「中立」的幌子援助滿清王朝),它們的武裝力量協同中國封建主們的軍隊,於1846年把太平軍起義鎮壓下去了。——第109頁。

 

註93:指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這是一次英國侵略中國的戰爭,從這次戰爭開始,中國就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戰爭的導火線是中國當局在廣州焚毀了外國商人的鴉片。英國殖民主義者利用封建落後的中國戰敗的機會,強迫中國簽訂掠奪性的南京條約(1842年8月29日),條約規定中國向英國開放五個海港(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把香港島割給英國作「永久的屬地」,給英國巨額賠款。1843年又補充規定,外國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第111頁。

 

註94: 指的是1848年在加利福尼亞和1851年在澳大利亞發現了豐富的金礦,這一發現對歐美各國的經濟發展起了很大影響。——第112頁。

 

註95: 十七世紀初中國開始受到聯合起來的滿族各部落的威脅(它們同突厥-蒙古部族一起又叫韃靼人,這個名稱來自成吉思汗帝國形成時期居住在蒙古和滿洲東北部的一個部落)。滿族入侵的結果是在中國建立了滿清王朝(1644—1912年)。由於明朝末年封建的國家發生危機,以及一部分中國封建主害怕農民起義而投到侵略者方面去,就使滿族人得到有利的條件征服了中國。但是中國人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這種抵抗在1683年以前一直是公開的武裝鬥爭性質的。——第115頁。

 

【原編按】《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是馬克思1853年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社論。當時的歐洲,經歷了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正處於「繁榮發展」時期;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不斷對外擴張,以獲得更多的海外市場。

 

儘管此時的資本主義正處於「乘勝前進」的狀態,但馬克思在這篇社論中透過大量現象抓住了實質和關鍵——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及其中蘊含的矛盾和危機。

 

在分析過程中,馬克思的視野不僅僅局限于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和歐洲大陸,而是把英國、印度、中國的經濟形勢和政治形勢作了對比分析。馬克思特別對中國境內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作了分析,指出這種起義是由於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白銀大量外流、封建壓迫日益深重而引起的,並認為帝國主義的掠奪和封建統治者的敲詐,必然會引起中國人民進一步反抗和起義,儘管封建統治者試圖作出某種調整和讓步、試圖減輕人民的賦稅,但隨著英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客觀需要、帝國主義的進一步掠奪,隨著中國的財政和民族工業進一步受到破壞,隨著封建專制政府的進一步腐敗,中國人民仍將繼續反抗。

 

馬克思認為,中國人民的反抗,將使英國資本主義失去產品市場,將擾亂英國和歐洲資本主義的擴張性發展,從而引起資本主義運行過程中新一輪的經濟危機,進而引發「歐洲各國人民下一次的起義,他們下一階段爭取共和自由和爭取比較廉潔的政體的鬥爭」。

 

馬克思認為,歐洲各國下一階段政治形勢的變化、新一輪的資本主義政治危機,終將取決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歐洲從十八世紀初沒有一次嚴重的革命事先沒有商業危機和財政危機。1789年的革命是這樣,1848年的革命也是這樣」。因此,馬克思認為,19世紀後半葉「歐洲各國人民下一次的起義,他們下一階段爭取共和自由和爭取比較廉潔的政體的鬥爭,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決於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的對立面)目前所發生的事件」。

 

也就是說,英國和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英國和歐洲列強向中國進行侵略、擴張和掠奪,而這種擴張和掠奪導致了中國封建統治階級進一步壓榨中國人民,從而必將引起中國人民揭竿而起進行反抗;而中國人民的起義和反抗,又必將反過來干擾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其市場的收縮,引發新一輪經濟危機;而這樣引發的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又將成為歐洲各國人民進行政治鬥爭的契機。因此,中國革命很有可能引發歐洲革命。

 

馬克思在文中不僅講到英國向中國輸入鴉片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使中國財政遭到嚴重破壞,還講到由此而引起中國向歐洲出口的茶葉漲價,以及歐洲各國農業歉收引起的肉類、糧食及一切生活必需品漲價,以及進一步引起的對工業品需求量的縮小,這些都是引發新一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因素。

 

馬克思在文中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他說,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儘管有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發現,儘管人口大量地、史無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發生什麼意外事情的話,那末到一定的時候,市場的擴大仍然會趕不上不列顛工業的增長,而這種不相適應的情況也將像過去一樣,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機。」馬克思進一步指出,「這時,如果有一個大市場突然縮小,那末危機的來臨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國的起義對英國正是會起這種影響。」

 

歷史往往是受到多重因素交叉影響而曲折、跳躍地發展的。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馬克思已經預見到歐洲列強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也看到了沙俄封建主義與西歐資本主義之間的爭奪。但是,馬克思對此未能予以足夠的估計,特別是德國後起資本主義擠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引起與英法老牌資本主義的矛盾,未能引起馬克思足夠的注意。因此,歷史未能完全按照馬克思分析和估計的軌道發展。

 

儘管如此,我們不可以因此而過分苛求於前人,《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顯現出的立場、觀點、方法,至今仍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研究。

 

正如列寧所說:

「沿著馬克思的理論道路前進,我們將愈來愈接近客觀真理(但不會窮盡它);而沿著任何其他的道路前進,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我們什麼也得不到。」

 

在紀念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的時候,我們重溫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這篇著作,仍然可以從中汲取不盡的思想營養。

 

《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通篇閃爍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光輝。

首先,馬克思在此文中始終堅持從經濟危機中分析政治鬥爭、階級鬥爭的因素,把握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係。

 

其次,馬克思在此文中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視野,不僅限於英國和歐洲,而是放眼全球,把資本主義中心地帶與其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市場——中國聯繫起來,把握兩者之間的經濟和政治互動關係;在把握英中兩國經濟、政治關係的同時,又涉及中國內部封建統治者與中國人民的經濟和政治互動關係,由此探討中國內部階級鬥爭對英中貿易的影響,再由此探討中國市場的變化、英中貿易的變化對歐洲各國內部階級鬥爭的影響。

 

從哲學角度來說,《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通篇貫徹著矛盾分析方法、運用對立統一的思想武器,從整體上把握當時的資本主義體系(包括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的英國和歐洲各國,也包括資本主義世界不可缺少的大市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對這個複雜矛盾體中的諸多矛盾又作了諸多分析,並把握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馬克思在此文一開始,對這一點實際上作出了交代。

 

有人歪曲馬克思主義,說馬克思主義是「歐洲中心論」, 還說馬克思主義通向「補資本主義課論」,似乎馬克思認為歐洲資本主義最發展,就應該在歐洲國家獨自爆發社會主義革命,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沒有關係,而落後的中國只有等著「補資本主義課」的份兒,沒有資格鬧革命,即使革命,也與西方無產階級革命毫無關係。上述分析已經表明,對馬克思主義的如此歪曲,可以休矣!

 

此外,我們重溫1840年前後的那一段歷史,重讀馬克思這篇著作,還可以注意到一個事實,也是馬克思在這篇著作中提到的事實,即1840年之前,中國在出口方面處於絕對出超的優勢,大量白銀從外國流入中國。然而,這種優勢未能持續多久。馬克思曾經指出,自從我們進入到資本主義時代,我們就進入到世界歷史的時代。

 

搞資本主義,要麼像德國和日本那樣用爭霸的辦法擠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要麼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三條路是沒有的。

 

原載於| 新大眾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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