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史】為何當年蘇共讓大量「毒性很大」的荷里活商業片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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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12日,美國電影《亡命天涯》(The Fugitive)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開始了為期一周的首輪放映,很多中國人第一次在大螢幕上看到了真正的荷里活大片。

在此前的數十年裡,這類影片一直很少出現在廣大人民群眾的螢幕上。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反映資本主義腐朽生活形態」的荷里活電影就作為「美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宣傳品被置於批判、打倒的地位,嚴禁進入國內市場。甚至直到80年代,絕大多數中國人也還是只有在街邊錄影廳港片輪播的間隙才有機會接觸到來自美國的荷里活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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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堅持沐浴「正能量」,與腐朽的荷里活電影劃清了界限呢?恐怕不是。至少,作為社會主義老大哥的蘇聯就從未徹底封殺過荷里活電影。

從四十年代開始一直到蘇聯解體,無論是在莫斯科的電影藝術節上,還是在烏克蘭的偏遠山村裡,蘇聯的社會主義大螢幕上從來都沒有缺少過荷里活明星的身影。身處冷戰中心的蘇共為什麼會放任「美帝國主義」的宣傳品在蘇聯暢行?蘇聯人又是怎樣看待荷里活電影中「腐朽」的資本主義生活的呢?

建設蘇聯「荷里活」

其實剛開始時,蘇聯人並沒有打算大量引進「荷里活」電影,他們的計畫是打造一個蘇聯自己的「荷里活」。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蘇聯的糧食供應有了明顯的改善,史太林同志在1935年的工人國會演講中稱:「生活已經變得更好!同志們!生活已經變得開心!」在物質條件大幅改善之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明需求就成為了蘇聯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當局很快表示,為了繼續製造歡樂情緒,電影工業必須為蘇聯公民提供更多、更好、更開心的電影。然而當時蘇聯電影工業的發展水準卻根本無法滿足這樣的要求。於是,史太林就公派了一批蘇聯電影人到歐洲和美國去考察學習。

1935年9月,在美國期間就簽訂了多項合作協定的蘇聯電影專家宋亞斯基回國後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預算約為6100萬美元的提案,號稱要在蘇聯建設一個年產電影800部以上的蘇聯「荷里活」。這一計畫得到了史太林同志的支持,他還告誡宋亞斯基:「蘇聯荷里活」的建設一定要趕在墨索里尼的「羅馬電影城」計畫之前完成。然而僅僅在一年之後,偉大領袖的另一項英明決斷徹底斷送了蘇聯電影剛剛起步的西化進程。根據意大利、英國等西方國家在30年代中期的一些行動,史太林判斷西方國家已經對蘇聯不再友好,在不久的將來,資本主義國家和納粹德國將會聯合起來攻擊蘇聯。隨即,史太林便在蘇聯展開「大清洗運動」,很多「內部敵人」因此遇害,「蘇聯荷里活」專案的負責人宋亞斯基就是其中之一。1938年1月,他被捕入獄,後於7月處決。

而與美帝國主義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的「蘇聯荷里活」項目,也和很多與西方國家的電影產業有過接觸的電影製片廠一起就此破產。蘇聯電影工業在此後便一蹶不振。到了40年代中後期,蘇聯的電影產量已經從30年代中期的每年50部降到了每年20部左右,此後更是每況愈下:1949年18部、1950年10部,到了1951年甚至只有可憐的9部。就在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蘇聯落後的電影工業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的時候,及時站出來的緩解這一矛盾的並不是蘇聯的電影人,而是蘇聯紅軍。

江湖救急的繳獲電影

由於電影工業的產量實在有限,二戰後的蘇聯電影院面臨著無片可映的尷尬,一直在迴圈播放的三十年代老電影也不再能吸引觀眾,蘇聯電影工業也逐漸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這種情況下,紅軍在二戰期間繳獲的大量電影膠片就成為了救命稻草。

二戰期間,紅軍每到一地,都會將當地電影膠片洗劫一空。1945年5月,蘇軍攻佔柏林不到一周,便對戈培爾主管的德國國家電影檔案館作了徹底清點,當年內便將10,669部電影用火車輪船運回莫斯科。這其中除了大量納粹宣傳片外,也有不少娛樂大眾的西方進口電影。對這批繳獲電影的編目整理,整整用了三年時間。電影部長伊萬博爾沙哈夫受中央委員會的委託,編制了一份能在蘇聯放映的影片清單。

1948年底,整理工作完成。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蘇聯電影市場,蘇共當局決定在蘇聯的電影院裡公開放映這些繳獲而來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電影。在1949年到1951年期間,蘇聯一共公開上映了1531部美國電影、906部德國電影、572部法國電影和183部英國電影。這批英美電影多攝製於1936-1939年,是德國戰前的進口貨。而德法兩國電影,則多是1940-1945年間的作品。

可以想見,這些資本主義電影的放映給蘇聯人民的心靈帶來了巨大的衝擊,每一部「繳獲電影」的上映都會在當時的蘇聯造成萬人空巷的局面。

荷里活電影風靡於蘇聯的任何一個角落,狄安娜竇萍(Deanna Durbin)主演的電影《管家的妹妹》(His Butler's Sister)在烏克蘭人口僅千餘人的村莊Smotrich連映四場,電影票仍能一售而空,多數人都會選擇在電影院連看兩到三遍才戀戀不捨地離開。(大象公會提供)

「繳獲電影」的大規模放映完美地完成了江湖救急的使命,蘇聯電影產業也借此度過了最難熬的一段時間。然而蘇聯當局也很快發現,儘管他們試圖用強硬的修改片名和簡介讓這些電影盡可能地傳達「正能量」,但這些資本主義影像中根深蒂固的「腐朽思想」卻仍然在侵蝕蘇聯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純潔的心靈。

比如蘇聯紅軍於1945年從德國帶回來的荷里活電影《驛馬車》(Stagecoach),在蘇聯放映時就被改名為《危險的旅程》,其中心思想則被解釋為:「一部印第安人英勇對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史詩片」。然而據觀看了這部影片的蘇聯觀眾回憶,當時還是青少年的他們仍然最喜歡電影裡的白人男主角,孩子們在街頭巷尾模仿的也都是由尊榮飾演的「帝國主義侵略者」——Ringo Kid。

《驛馬車》海報

與此同時,美國電影裡所展現的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也深深地吸引著蘇聯人民。在看過美國大片的蘇聯青少年心中,美國成為時尚有趣的代表,而蘇聯則是變成了無聊的象徵。很多年輕人也紛紛將自己在學校的外語課程從德語改成了英語。正如當時還處於青春期的著名詩人布羅茨基所說的那樣:

蘇聯人的自由思想歷史始於觀看美國的《人猿泰山》(Tarzan the Ape Man),當蘇聯民眾看到人猿泰山從紐約布魯克林大橋跳下的那一刻,他們最終退出這個體制的選擇,就已是註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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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儘管已經開始意識到荷里活電影帶來的毒害,但蘇聯當局卻並沒因此就對那些人民群眾喜愛的資本主義影片處以極刑,因為在1953年,隨著偉大領袖的離開,蘇聯文藝界也迎來了相對緩和的解凍時期。

美國導演也有好人

1953年,赫魯曉夫上台之後推動的「去史太林化運動」有效地緩解了美蘇之間的緊張氣氛,兩國的文藝界也開始展開友好的合作交流。蘇聯電影人得以受邀到荷里活去參觀考察,美國電影也自此被正式合法的引進蘇聯。

1959年赫魯曉夫訪問美國,瑪麗蓮夢露等影星出現在荷里活的歡迎晚宴上。(大象公會提供)

從此,蘇聯人民更是過上了「今天可以在《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或譯《四面夏娃》)裡與比提戴維斯與夢露共度良宵,明天又能在《金枝玉葉》(Roman Holiday)裡跟著柯德莉夏萍和格力哥利柏遊玩意大利」的幸福生活。

不過,雖然與美國的關係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但蘇共當局還是對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心懷芥蒂。有了四十年代崇美風潮的前車之鑒,蘇聯人開始對引進的美國影片加以篩選。雖然像《金枝玉葉》之類的商業片仍是人民群眾最喜聞樂見的類型,但此類影片往往「毒性」也大。通過頻繁的考察,蘇聯電影專家們發現:迎合娛樂的商業片並非代表著美國電影的全部,美國也是有好電影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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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期間,蘇聯人在美國發現了不少左翼電影人的作品。於是,這些反映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社會不平等」等黑暗面的「進步電影」逐漸成為了蘇聯人引進美國電影的首選。當然,除了積極向上的主題,這些作品相對於荷里活大片而言的低廉價格也是吸引蘇聯人的一個重要因素。

蘇聯引進的美國進步電影《逃獄驚魂》(The Defiant Ones)講述了一個白人囚犯與一個遭遇歧視的黑人囚犯之間的動人故事。這部影片的導演斯坦利克雷默還受邀擔任了1963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的評委。(大象公會提供)

蘇共當局對於美國電影的篩選在宣傳上果然收穫了不錯的效果。一位領會到美國進步影片真諦的蘇聯學生就曾在日記裡不無擔憂地寫道:「作為富人生活在西方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是個一般的窮人那就未必了,所以我還是寧願在自己的國家待著」。

然而儘管在教育國民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蘇聯政府很快發現,無論是迎頭趕上的蘇聯電影還是從西方引進的「進步電影」卻都無法給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太大的實際貢獻,相比之下,少數商業電影的引進卻往往能帶來真金白銀。根據估算,蘇聯人每花1盧布引進外國電影,就能收穫大約4盧布的利潤,但當統計的範圍只限於商業大片時,這一數字則是驚人的250盧布。

於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對人民群眾的堅定信仰抱有信心的蘇聯當局開始大規模地從西方引進更多充斥著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商業電影,而荷里活電影當然是首選。

為社會主義建設 擁抱資本主義大片

自從蘇聯當局開始放棄反資本主義、反戰、弘揚人文主義的高標準之後,蘇聯引進的外國影片開始迅速商業化。據統計,在1968到1988年之間,蘇聯引進的美國電影有三分之二都是純粹的商業大片,其類型也是囊括了歌舞片、冒險片、西部片等各大種類。蘇聯觀眾甚至還能夠在影院裡欣賞《公元前一百萬年》(One Million Years B.C.)之類「毒性」非常大的性感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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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些影片類型中,在蘇聯影響最大的還要數西部片。自從1962年引進的《七俠蕩寇志》(The Magnificent Seven)熱映以來,西部片的流行風潮就將美國的牛仔文化在蘇聯推向了高潮。已經受荷里活電影多年薰陶的蘇聯電影人甚至也開始追趕熱潮,打造蘇聯自己的原創西部片。只不過,在蘇聯的西部片中,牛仔的形象被換成了紅軍戰士,歹徒則變成了白匪或者納粹。

1970年代以後,在簽署赫爾辛基協定的大背景下,蘇聯更是和包括美國在內的眾多西方國家加強了各個領域的文化交流。自此,除了荷里活電影以外,娛樂電視節目、搖滾樂、的士高等眾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流行文化也開始肆無忌憚地在蘇聯蔓延。

儘管陰魂不散的審查制度也將少數像《教父》這樣的經典大片擋在了國門之外,但蘇聯人民的文化生活依然擁有著豐富多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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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大哥的這套「為了社會主義建設擁抱資本主義文化」的方針也很快被他的小弟們所繼承。但與此同時,其中的佼佼者也進一步將從老大哥那裡學來審查制度發揚光大。

當然,除了緊抓審查的中間派以外,還有一些擁有堅定信仰的社會主義建設者,直到今天還在執著地徹底抵制腐朽的資本主義文化:在東北亞某國刑法中,公開或私下拷貝、觀看荷里活電影的行為至今被列為重罪,違反者會被判處長達數月的勞動改造。近年來更是成立了一百多個監視小組,專門負責打擊地下觀影。

主要參考資料:

Sergei Zhuk, Hollywood's insidious charms: the impact of American cinema and television on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Cold War History, Volume 14, Issue 4, 2014.

瑪莉亞・貝洛杜布洛芙斯卡亞著,安秋霖、曹怡平譯,〈蘇聯好萊塢:文化工業的未建成〉,《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7年01期。

【來源:大象公會(微信公眾號 idxgh2013);作者:尼洋、陶岱;閱讀原文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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