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帝國:英帝國的世界想像及其崩塌|殷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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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導言:
2018年7月16日,由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與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全球中國研究中心(Global China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Exeter)聯合主辦的第一屆法意暑期學校正式開始授課。上午,英國艾希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殷之光老師在北京大學理科教學樓403教室為學員講授「傳播帝國:英帝國的世界想像及其崩塌」。由復旦大學法學院師資博士後劉天驕擔任課程助教。

主講|殷之光
整理|莊馥菁
校對|劉天驕

 

Snake Charmer, 1889

一、何為帝國:作為歷史敘事的帝國

「帝國」 (empire),可以理解為一種秩序觀、一種對世界的整體性敘事(narrative), 「世界想像」(worldview)可以理解為一種可以被傳播的敘事。圍繞這兩個關鍵字,我們有了以下幾個問題:如何在這樣一種作為敘事的「帝國」與「世界想像」的邏輯之下理解帝國史?如何在全球背景之下闡釋帝國史?理解帝國對於理解今天的世界有甚麼幫助?

 

羅大佑的《皇后大道東》講述了一個「皇后大道從東到西人潮洶湧,人們皆為買樓而愁苦」的故事,這首歌反映了普通人在帝國崩塌之前的感受與體驗——而這正是此次課程最重要的主題。

帝國可以從兩種角度去看,分別是作為「制度」的帝國和作為「歷史敘事」的帝國。作為「制度」的帝國通常討論帝國的組成、機制與精英。以精英為例,1923年大英帝國設立了「公關推銷委員會」,委員會由帝國的將軍、法官、學者、商人、教士組成,這群精英扮演著「祭司」(priest)的角色,講述並傳播他們對世界的理解

 

「祭司」在敘述帝國與世界時,有兩條思想史的脈絡:「劍橋學派」(Cambridge School)的脈絡與「歷史敘事」的脈絡。其中,「歷史敘事」脈絡的敘事成果是一種「精神」:假設思想者是獨立的、理性的、自成一體的、不受限制的,那麼人們對世界的審視與討論,只需要根據思想者聰慧的腦子裡所構建出來的對帝國、對世界的理解便可以了。而這群「聰慧的頭腦」所構建出來的帝國秩序是一個以帝國精英為主體的秩序。形成於冷戰之後的「全球治理」理論(Global Governance)其實就是這一種秩序的體現,其背後潛藏著一套形式主義(formalism)的治理邏輯。這種精巧的設計與管理模式向來是學界研究的核心。

 

但這節課著重討論的,是作為「歷史敘事」的帝國。一切帝國敘事不僅包括「祭司」群體對帝國歷史本身的寫作,還包括帝國制度實踐,從而可以將帝國「歷史化」,對帝國史的形成脈絡進行梳理與探究。

 

在研究作為一種「敘事」的帝國史的時候,必須處理「神聖性」(sacredness)的問題。帝國史的文本與敘事所回應的核心問題,是「神聖性」在帝國實踐過程當中如何被傳遞,以及傳遞「神聖性」的意義。「神聖性」是一個整體性的、關於國家的或者關於秩序的重大問題,如果要「自下而上」地從個體的角度研究帝國,就需要思考帝國的神聖宏大敘事是怎樣在每一個普通人心中體現的。而在處理「神聖性」問題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注意 transcendency的概念:在處於同時代的群體當中,這種 transcendency 創建了一種社會關係,個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這種 transcendency 還包括跨時代的、對過去以及對未來的追述。它對於帝國史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帝國史敘事只有在帝國鼎盛時期才成為可能。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帝國史形成於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這一時期的英國處於鼎盛的維多利亞時期(Victorian Era),開始形成全球網路以及地緣政治敘事。帝國史正是在此時開始作為一個成體系的學科進入到重要的大學之中。歷史學家約翰・羅伯特・西萊(John Robert Seeley, 1834-1895)於1881年在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開設系列講座,隨後結集成著作《英格蘭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England),被史學界界定為「帝國史的開端」。西萊提出的核心問題是「英格蘭為甚麼能夠成為世界中心」,其實還隱含了一種「歷史終結」的解釋。他將英帝國史研究看做是對世界未來做出的「啟示」,呈現了線性的人類發展史觀。在線性的發展模式之中,歷史學家的使命在於梳理之前積累下來的理性經驗,並為人類的未來指點方向。這裡的帝國史解釋的不僅是英國,而且包括整個世界,體現了典型的科學觀與文明論。必須注意到的是,帝國史的敘述是一個「追溯」的過程。

 

《蛋頭先生》(Humpty Dumpty)是一首經典的英國兒歌。它講的是蛋頭先生從牆上摔下並摔碎的故事,其中有一句重要的歌詞「哪怕所有的國王的騎士和馬匹都調動起來,也無法將摔碎一地的蛋頭先生拼接起來」(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together again)。1981年劍橋大學講席教授大衛・菲爾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 1925 —)曾發表「蛋頭先生能否被拼到一塊去」的演講。這次演講的背景是,伴隨1982年福克蘭群島戰爭(Malvinas War)的爆發,英帝國已然崩塌。當帝國面臨衰落,帝國不再是「歷史的終結」,帝國史應當何去何從?菲爾德豪斯引用了這首英國這首家喻戶曉的兒歌,引出了這一代帝國史研究者們的深刻憂思。

 

劍橋大學講座教授大衛・菲爾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 1925 —)

由於帝國已經衰落,帝國史研究也不得不開始重新尋找其意義。菲爾德豪斯認為,他這個時代帝國史的任務是對歷史「仲介物」(intermediate)的討論。「仲介物」蘊含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地緣層面的。今天人們所理解的帝國通常是具有「邊疆」(frontier)的,但「邊疆」永遠出現在帝國衰退之時,而作為「歷史的終結」的帝國沒有「邊疆」;第二層含義是歷史觀層面的,即當帝國不再作為「歷史的終結」,它便成為人類歷史長河當中的一環。圍繞帝國史的「神聖性」,菲爾德豪斯表達了兩個核心字眼:除了上文提及的「仲介物」,另外一個字眼是「忠誠」(loyalty)。「忠誠」回應了「當作為政治實體的帝國不再存在,帝國史研究者的『忠誠』何處安放」的問題。

 

第三位需要瞭解的帝國史學者是劍橋大學講席教授克里斯多夫・艾倫・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 1945 — 2015),貝利的研究領域為印度史。一位印度史學者成為帝國史的講席教授,標誌著帝國史研究的重要轉向:帝國史開始變成「去殖民」(decolonization)的歷史,從具有普遍性的歷史敘事轉移到民族的、國家的範疇。帝國史的這種「民族」轉向與蘭克(Ranke)學派的「民族史學」是不一樣的。蘭克學派的「民族史學」實質上是帝國的歷史。雖然貝利的帝國史研究將視野落到了民族的、國家的範疇,但是他研究的內容與方法都是全球性的,類似於當今使用全球性的材料與方法研究具體問題的全球史。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同帝國史類似,但其問題意識已經同帝國史「分道揚鑣」。換句話講,帝國史發展到今天拆解了帝國史自身。

 

帝國史研究範式的轉變推動「新帝國史」(New Imperial History)的出現,安朵涅特・伯頓(Antoinette Burton, 1961— )是典型的「新帝國史」研究者。伯頓從個體角度出發展開研究,研究性別等具體問題,其研究成果進一步推動帝國史研究從整體敘事朝向碎片敘事的轉變。

 

克里斯多夫・艾倫・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 1945 — 2015)
安朵涅特・伯頓(Antoinette Burton, 1961— )

二、作為世界觀的帝國

一套完整的帝國知識體系對國家發揮著重要作用。俄國地理學會的發展使英國在大博弈局勢下感到危機,因此英國在十九世紀中期仿照俄國成立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工作不僅包括地理考察,而且包括人文考察與政治考察,通過收集大量具體知識,將知識服務於帝國的發展。由此可見,帝國在知識層面上具有普遍性。

 

為了進一步解釋帝國的普遍性,還需要對自十九世紀至今基本國際秩序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一般國際關係史通常採用「自上而下」的邏輯描述國際秩序的發展脈絡。從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到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再到三藩市會議(San Francisco Conference)與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一群精英致力於構建國際秩序框架、製造「世界和平」的假像。這種對世界秩序的敘述,反映了一種幾乎與電影《復仇者聯盟》一樣的世界觀。在《復仇者聯盟》所敘述的世界秩序當中,國家不被信任,被信任的是一群「道德不知從何而來」的個體精英。在這種世界秩序之下,永遠存在著更大的霸權,世界和平不可能實現。

 

接著,我們可以從歷史學範疇探究現有帝國研究、國際主義與國際秩序研究的物件如何體現霸權秩序的變化。相關主題的研究物件包括全球治理、思想史、帝國史、國際運動史四個部分,但這一條脈絡事實上沒有回應一個古典的問題,即「如何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是「古典的」,可以從中世紀赫里福德地圖(Hereford Meppa Mundi)來看。地圖中的英倫三島得到了詳細描述,越往南部地理景觀越發怪異,同時地圖最上端繪有上帝。赫里福德地圖發揮教育的功能,説明普通人認識世界。這種通過圖像等多種媒介手段,建立起普通人與世界關聯的敘事在人類歷史進程中隨處可見。1938年美國的《生活》雜誌上,刊登了一組來自中國共產黨解放區的新聞照片。裡面不但為我們展現了毛澤東、朱德等共產黨領袖,也將為我們帶來了解放區日常生活的圖像。我們發現,在解放區街道的牆上,貼著支援西班牙內戰的海報。在這張海報邊上,就是防止結核病的宣傳畫。雖然解放區距離西班牙很遙遠,但這種行為有助於使普通人認識世界以及自身與世界的聯繫,進而發揮革命教育的作用。「神聖性」是國家建立的基礎,國家通過構建「神聖性」增強自身的凝聚力。

 

進一步的,我們可以從「祭司」群體的角度討論帝國政治的過程。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的「世界帝國」(de Monarchia)、霍布森(John A.Hobson, 1858—1940)的「共時之同情」(simultaneous sympathy)、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共同意志」(volonté généale)共同回應了「如何塑造共同體」的核心問題,事實上這已經超越了今天人們所熟悉的範式的「合法性」(legitimacy)的討論範疇,這種敘事模式有助於人們重新理解帝國主義戰爭的戰爭法邏輯。我們不能在簡單的制度性的法律基礎上去理解國際秩序,而是要嘗試理解政治共同體構成的非制度性基礎。當人們超越了「合法性」敘事的時候,會發現整個帝國秩序的理性敘述都是一種對帝國歷史的「倒敘」(retrospective)。並且,通過這種「倒敘」,也強調了帝國作為一種政治秩序的歷史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很多時候也成為了傳達帝國長治久安的神聖性基礎。

 

赫里福德地圖(Hereford Meppa Mundi)

除此之外,「中心」(metropole)與「邊緣」(periphery)是當今討論帝國包括世界秩序最核心的工具。「中心」與「邊緣」的界定具有多樣性,既可以從政治制度層面也可以從經濟層面進行界定。同時,「中心」與「邊緣」之間存在複雜的差異性,這是因為帝國本身牽涉到大量的制度層面的差異。

三、帝國體驗

在結束對帝國整體的討論之後,進入對帝國內部個體的體驗探究。事實上,「自下而上」地瞭解普通人的「帝國體驗」具有重要意義。帝國可以是由一套普通的日常生活細節構建起來的生活秩序。加拿大的伐木工人、模里西斯的農民、在雅法與海法之間往來的商人,都體驗著帝國的生活,表達對帝國的感受,而這些可能跟精英所描述的內容不同。

 

「他者」(the other)的帝國視角與體驗也是非常關鍵的一部分。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提出的「投射」的帝國觀念——即「通過看到與自己不一樣的人來理解自我」的思想。從薩伊德《東方主義》(Orientalism) 的封面圖——法國畫家讓・萊昂・傑羅姆(Jean-Léon Gérôme, 1824-1904)的作品《舞蛇者》(The Snake Charmer)可以看出帝國之間的互動。帝國正是通過「他者」的敘述與理解實現秩序的統一。相比之下,當今的「去殖民」研究過於強調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差異,卻淡化了差異的形成背景。

 

面對「去殖民」研究所存在的問題,需要認識大衛・康納汀(David Cannadine, 1950—)以「階層相同性」為基礎的帝國敘事模式。在這種敘事模式下,文明之間的差異得以被認可。如果從科層制度的角度思考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訪華事件,便可以發現,馬嘎爾尼訪華失敗的原因並不在於文明之間的衝突,而在馬嘎爾尼認識世界的方式出現了問題:馬嘎爾尼認為自己是英國皇權代表,因此他與乾隆皇帝在制度層面應該是對等的。從1897年維多利亞女王禧年慶典(Diamond Jubilee)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帝國科層制度的普遍性:大英帝國內部不同角落的人群都在舉辦類似的慶祝典禮,表達相同的心情。這種敘事模式打破了「中心」與「邊緣」的簡單劃分,超越了性別與年齡的差異,體現了帝國的同質性。圖像報的出現則有效地推動資訊的傳播,進一步推動了同質性的增強。

 

Ornamentalism, David Cannadine

帝國戰爭同樣發揮了重要的紐帶作用。1917年12月11日,英軍成功佔領耶路撒冷的消息傳回英國,英國國民稱這一行動是「為了人類自由的十字軍東征」(A crusade for human liberties),從側面反映了帝國戰爭的神聖性。與此同時,由於來自不同階層、具有不同身份的國民都可以平等而光榮地為帝國獻身,不同階層之間的差序格局通過帝國戰爭的神聖敘事而得以被合理地維持。

 

除了帝國戰爭,帝國的神聖性還體現在具有科學理性特點的新古典主義建築之上。1862年英國世界博覽會的展館體現了新古典主義的風格,展館外觀左右對稱,展館內部穹頂巨大,人同展館相比較顯得渺小,體現了新古典主義對科學與理性的追求,以及由科學與理性所生發出來的神聖性。典型的維多利亞佈展方式使得展品滿滿堂堂佔據整個展廳,彰顯了大英帝國的神聖富足。在這一套帝國敘事當中,神聖性成為了保衛與維護的重點對象。

 

倫敦世界博覽會(1862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比神聖性更加深入的敘事模式,是作為「帝國體驗」的消費與生活方式。帝國通過物質與生活方式在帝國內部建立聯繫:人們既可以買到南非的橙子,也可以買到加拿大的培根火腿;同時,帝國對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提供指引。這一套敘事本質上是關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富足生活的美好故事,原因在於中產階級是「帝國的精神所在」。同時,帝國對底層群體的生活發揮潛移默化的影響。從這個角度看,帝國秩序的平等體現為實用性,帝國治下的人扮演著獨特的角色。僅僅通過「自上而下」的敘述角度認識帝國是不夠的,帝國的秩序不斷受到來自底層群體的挑戰。

 

「自力更生」是二十世紀以來所構建的世界秩序敘事的核心詞。「自力更生」是一個「勞動」與「反抗」的邏輯,強調自我拯救。只有獨立自主的人所構建的世界秩序,才是真正的普通人的世界秩序,才是和平地超越了面貌的世界知識。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法意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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