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nthia Enloe:以性別分析國際政治的女性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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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柏翰
原標題:「好奇的女性主義者」:以國際政治提出性別分析的Cynthia Enloe

在所謂「國際關係」和世界史中,女人一直都處於不顯眼的位置——說不顯眼,因為女人並沒有完全隱形,我們還是看得到「位高權重」、肩負國家安全的女性政務官,比如美國國務卿 Madeleine Albright、Condoleezza Rice 和 Hillary Clinton,或其他國家的女性外交部長、駐外大使等等,因此難以斷言女人處於「邊緣」,但又絕對稱不上有影響力。從性別政治的角度來看,更需要觀察的是從事一般業務的專業人員的任職與互動。

前美國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Condi" Rice)

當然,高級官員的政治任命是否一個里程碑,但這還取決於該名女性政務官是否具有性別意識,以及她出於性別意識的行動能否不受工作環境限制。但事實上,涉及層面更深遠的性別政治,其實是一般業務的女性專業人員,她們的工作如何被配置,處理哪些業務,被用甚麼工作標準檢視和評比,才更能突顯一國外交體系性別分工;而各國互動時,往往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外交人員互動之中,看見對於「女人」智識、能力、身體等不同理解。

 

這是辛西亞.安羅(Cynthia Enloe)於2013年接受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線上雜誌訪問時的回應。以《香蕉、海灘和基地:女性主義對國際政治的理解》(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聞名政治學界的安羅,現在是美國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國際發展、社群暨環境系的研究教授。對於被封為國關領域中女性主義研究先鋒,她曾自承「很羞愧」,在學術生涯中期,才發展出「女性主義式的好奇心」(feminist curiosity)。

 

早些時候,安羅其實是東南亞的區域政治專家(尤其關注菲律賓和印尼),研究興趣專注於族群政治與種族關係之間的問題,還有各國革命行動對國際局勢的影響,出版諸如《全球化與軍事主義》(Globalization and Militarism)等研究;後來,安羅才帶進更多女性主義的視角,並關注「陰柔氣質」在國際政治中的體現及其被貶斥的位置,比如《大推動》(The Big Push: Exposing and Challenging the Persistence of Patriarchy)。

 

Cynthia Enloe

女性主義者的好奇心對「權力」尤其敏感

加入女性主義的視角,讓她開始提問:「國際關係」(IR/international relations)究竟是(is/are)甚麼?分別作為一門學科領域(單數的存在“is”)和國家之間具體的互動行為(複數的存在“are”)時,「女人在哪?」由此,安羅開始思考女人的生命經驗,她們在社會中的主體位置與勞動關係,與國家的外交政策之間有甚麼關聯,比如孟加拉的紡織女工、外交官夫人,甚至部隊中的女性戰鬥員——後者更顯現了陽剛與陰柔交織的揉雜意義。

 

在上述訪談中,安羅就提到,促進女性參與軍隊,或許能解讀為軍事「體制內」的性別平等,卻不應該當作「體制外」、整體社會性別平等的指標,因為軍事系統本身就是一個社會中父權的終極體現,是國家「雄風」最赤裸的展現——不問目的是否良善,它採取的畢竟是暴力手段。因此,越來越多女人加入軍事系統,甚至戰鬥位置,或許只能視為軍隊內部的制度調整、承認女性成員的「戰力」與升遷機會,打破了黃銅天花板(brass ceiling,編按:形容打破職業領域中的升遷障礙)。

 

英國女兵

安羅更提醒道,這一切不等於軍隊「陰柔化」,而是這些女人被要求「表現得像個男人」,因此更不可能促進甚麼整體性別平等,這是不同層次的問題。這也是真正女性主義者的提問法:陽剛性(masculinity)如何轉化成「權力」的具體展現?即便透過「權利」或平等的言語包裝,又多大程度真的能讓女人自由行動?而這也是為甚麼女性的政治任命不必然等於國家機器「父」的陽剛、威嚴形象,能夠產生內在的質性轉變。

 

因此,安羅比較有利用女性主義視角與沒有利用相關視角分析國際關係時,會出現的差別。對前者來說,廣泛的「好奇心」很重要——不能只關注顯而易見的政府及其決策,不能只關注政治菁英的話語,必須對貌似與國策無關的邊緣群體感興趣,必須關照他們對國家、對權力的理解和影響——儘管他們無聲,他們的沉默也與國家的正當性息息相關。進一步而言,談論國際關係(Relations)時,應要看見國家以外其他行為者彼此之間的關係(relations)。

 

換句話說,女性主義者對權力尤其敏感,與傳統國關學者(不論現實主義或自由制度主義,或甚至是馬克思主義學派)對「權力」的詮釋大相徑庭。2017年再度接受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訪問時,安羅表示,「理應『解釋世界』的學科,竟然在大部分的時候,對特定現象的解釋,只能給出極其偏狹的『地方觀點』(比如美俄歐中)」。這就是出於國際關係研究者一直以來「對強權的執念」(“great powers” obsession)。

 

女性主義者的好奇心不該淪為「裝沒事」

2004年安羅出版了《好奇的女性主義者》(The Curious Feminist: Searching for Women in a New Age of Empire),將她當年隨口提出的「女性主義式的好奇心」好好梳理一遍,重新理論化他對女人、性/別、身體,以及女性主義方法論的理解。雖然安羅不敢邀功,覺得「就是時候到了」,但確實自她之後,各派女性主義學者紛紛加入國關領域的大大小小論戰中——關於性別分析的專書、論叢、研討會、期刊專號陸續出爐。

 

《好奇的女性主義者》(The Curious Feminist: Searching for Women in a New Age of Empire)

不過,2009年接受一份專注人類安全研究的期刊 PRAXIS 專訪時(“The Gendered Dynamics of Foreign Policy”, vol. XXIV, pp. 81-87),安羅特別以自身從「性別盲」到女性主義者的經驗,提醒其他女性主義研究者:永遠記得自己缺乏性別意識的過去!這件事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提醒我們,「為甚麼『問不出』性別問題,是如此『自然而然』地發生著?」因此我們能試著追究:為何「對性別問題沒有感覺」,本身就是個問題?

 

這在在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分析,因為加入性別的視角,看待「事件」的切入點就會不同。比如探討某個武裝衝突之爆發、過程、終結,以及牽涉其中的行動者:男人看戰場上的男人,男人看戰場上的女人,女人看戰場上的女人,女人看戰場上的男人,都會得出不一樣的詮釋。而這些「男男女女」也會因時空背景、歷史條件、各地性別階序與社會發展等變因,再得出不同結果——陽剛與陰柔的定義、差異、評價,朝鮮、迦納肯定不會一樣。

 

不僅「女性主義式的好奇心」是靠後天啟蒙和不斷練習而來,真正能一直保有好奇心的人,也該允許自己對任何出乎意料的發展——不論令人失望或振奮——感到「意外」(驚訝或驚嚇)、承認意外、直面意外,並試著分析「自己為何意外?」這在一份知名女性主義學術期刊 Signs 於2000年專訪安羅時(“The Surprised Feminist”, vol. 25(4), pp. 1023-1026),她不斷強調的一種女性主義實踐:不逞強,才能誠實面對歷史。

 

Cynthia Enloe

安羅認為,「感到驚喜」(to be surprised)是一種被嚴重低估的女性特質。許多女人投身知識生產之後,可能為了捍衛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被信任感和話語權,越來越不敢表示:哎呀!失策(不論事態過於正面或負面發展)。但性別政治的分析,重點從來都不在給出對的答案,而是針對「對的答案」提出「新的問題」,因此女性主義的學術實踐,在於要我們承認國際關係(relations)的多層次性、變動性和(因此)潛在的「預測不能」等性質。

 

女性主義者的好奇心:直面意外、看見邊緣

上述無法容錯的心態,導致當我們看到印尼蘇哈托下台、金磚四國幾乎全數崩盤、人權保障「北約化」(NATO-ization)、日本經濟泡沫化後大量失業的上班女郎(“OL”)、東歐女子出現在東南亞的妓院裡謀生、加拿大政府與北極圈內原住民因努伊特人協議建立努納福特地方(Nunavut Territory)等出人意表的情況,一票學者們雖語塞卻仍佯稱:這我早就想到了。「怎麼可能!」安羅強調,我們這時需要的是「重新分析」而不是硬拗、強辯。

 

雖然安羅在這裡提到的都是千禧年前後的例子,但時至今日,我們還有很多待解釋的事件。當我們覺察區域政治局勢越來越詭譎難測,當國際組織、跨國公司裡越來越多女性領袖,我們更要留心「邊緣」的陰柔主體(feminine subjects):後殖民社會、血汗工廠、武裝衝突區內的女人(和「不夠陽剛」的性少數)。而這也啟發了另一個辛西亞(Cynthia Weber)提出:酷兒好奇心(queer curiosity)——這個,咱們擇日再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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