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戰100年的存在與空虛|周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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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九泉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時正,歐洲戰場上的槍炮突然靜下來,歷時四年的殺戮告一段落。上午10時58分,第一次世界大    戰中最後一名來自英聯邦的陣亡將士倒下了,他是25歲的加拿大士兵 George Lawrence Price。適逢今年是終戰100周年紀念,加拿大廣播公司(CBC)以大篇幅講述 Price 的生平故事,當中有一句是這樣寫的:「他死於1918年11月11日,最終使他成為這場鬥爭之無謂的標誌。」也許今年西方傳媒較少用「無謂」(futility)去描述一戰,關於 Price 的這篇紀念文章便顯得有點鶴立雞群。(筆者按:一戰最後一位陣亡將士是美國的 Henry Gunther,他於上午10時59分倒下。)

 

George Lawrence Price(1892年12月15日-1918年11月11日)

 

尼采常常被說成是預言會爆發世界大戰的哲學家。十九世紀末,尼采宣告「上帝死亡」,不諳哲學的人會將之簡單地理解為無神論,其實他所指的「上帝」是語帶雙關:一者是指基督教不再是歐洲人的「指導思想」,二者是指自啟蒙運動以來代替基督教主導地位的各種「主義」也不再是「指導思想」。「雙失」之後,西方思想變得混沌,這種狀態在十九世紀之前從未有過。人作為一個個體猶如無盡時空之中的一根浮草,而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也不知道何去何從。虛無主義籠罩著個人和社會兩個層面。其實,早於十七世紀時法國作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的一則名言已把當中的深層次問題表露無遺:

當我思索我一生短促的光陰浸沒在以前的和以後的永恆之中,我所填塞的——並且甚至於是我所能看得見的——狹小的空間沉沒在既為我所不認識而且也並不認識我的無限廣闊的空間之中;我就極為恐懼而又驚異地看到,我自己竟然是在此處而不是在彼處,因為根本沒有任何理由為什麼是在此處而不是在彼處,為什麼是在此時而不是在彼時。是誰把我放罝在其中的呢?是誰的命令和行動才給我指定了此時此地的呢?(《思想錄》,何兆武譯,初版第68段)

 

巴斯噶(Blaise Pascal)《思想錄》(Pensées)

 

也就是說,巴斯噶發現每一個人在某一個時空的存在都是「無厘頭」的。留意「恐懼」這個關鍵詞。虛無主義所產生的恐懼會驅使人去為自己的存在尋找「意義」。一般人都理所當然地視「意義」為褒義,但存在主義者在深刻地認識到人生的空虛之後卻發現「意義」可以是空心的。尼采之所以能夠「預言」戰禍,就是他看到「意義」並非褒義,他甚至比其他存在主義者更意識到「意義」虛偽和醜陋的一面。(筆者按:雖然尼采沒有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但哲學家的身份從來都不是自己說了算的。)

一戰爆發前,有一位年輕的德國人,喜歡繪畫卻屢次考不進藝術學院,於是放棄做畫家;後來把興趣改為建築設計,卻苦無入行的門路。他虛耗了七年青春,一事無成。突然戰爭爆發了,他毅然參軍,並在戰場上找到人生的意義。這個人就是希特勒。有歷史學家這樣形容他:「戰爭為他提供了一條出路。在他二十五歲的時候,為他的生命賦予了第一個目標⋯⋯一種歸屬感。」(Ian Kershaw, Hitler, 2009, p.51)

 

希特拉(Adolph Hitler)

 

與此同時,在另一條戰線上有一名叫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士兵。多年後,他成為了獨裁者,並在權力巔峰時期寫了一部自傳,當中表達了對軍旅生活的緬懷:「偉大的友誼不在學校的長椅上,也不在政治集會中。只有在巨大的和隨時發生的危險面前、只有共同在戰爭的憂患中生活過,才可以知道一份友誼的真摯和衡量這段友情可以持續多久。」(Benito Mussolini, My Autobiography, Ch. 3)

當希特勒知道戰爭結束時,他被無限的絕望和空虛籠罩。沒有戰爭他便失去了人生的意義。四年戰爭的洗禮改變了他吊兒郎當的性格,沒多久他便回過神來,決心延續他人生的意義:從政。一戰的客觀結果就是啟發了一群好戰分子以從政來延續他們的存在價值。他們的戰爭沒有完結,只是戰場由戰壕變成政壇而已。

這是「意義」最糾結的地方:人很多時之所以要為自己尋找存在的意義,是作為對虛無的一種填充劑;若然沒有虛無主義,人甚少會多此一舉。但在虛無主義驅使之下所尋找的「意義」並不見得都是真實的。尼采的《善惡的彼岸》聲稱是「未來的哲學」,開首便問為什麼人都想要真實而不想要虛偽,他們如何知道自己想要的不是虛偽呢?

 

尼采《善惡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對於以上的問題,存在主義大致上提供了兩種應對方法:一種是返本復始,於個人層面上重新確立基督教和聖經的指導思想地位,這是齊克果和別爾嘉耶夫提倡的「基督教存在主義」的方法。(其實最早採用這種方法的可能是相傳撰寫《傳道書》的所羅門王,他於晚年時深深體會到人生的空虛後決定還是應該依靠神。)基督教存在主義與中世紀時期最大的分別在於把宗教回歸個人層面,而不是依靠任何外在的機構。然而,於二十世紀提倡這條道路,某程度上是明知不可為而為知。

另一種方法是尼采的「超人」。簡單來說就是成為一種能夠完全不受別人左右,自己賦予自己的存在以一種真實的意義的人。這裡的關鍵詞是「真實」。在尼采看來,用來取代基督教的各種「主義」都是虛偽的「大龍鳳」,當中包括功利主義、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甚至民主也一樣,全都是羊群心理之下的產物,是羊群對羊提出要求而不是一隻羊對其他羊的啟導。別爾嘉耶夫稱之為「荒謬的普遍主義」,並指出「人極其困難地在個性責任和種族責任之間作出區分。」(《論人的使命》,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加入英軍的愛爾蘭志願軍

 

因此,撇除政治經濟等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深層意義就是當歐洲社會進入虛無主義的時代後,人們為了尋找存在的意義而「不得不打」的一場戰爭。也就是說,當時的人「需要」那一場戰爭去回應自身存在的問題。但是,由於其意義是虛偽的,仗打完了以後大家便發現它「無謂」的本質。

但畢竟於一戰結束後要心悅誠服地接受一戰的「無謂」並不容易。這裡不得不談談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歷史學家 William Altman 認為海德格1927年出版的代表作《存在與時間》猶如為一戰陣亡德軍將士而寫的悼文;而海德格爾後來成為納粹黨的支持者其根源也可以追溯至一戰。他在1934年一次大學生畢業生聚會的發言中便提到兩點:第一,一戰是「德國人」作為一個群體第一次在歷史中真實地存在;第二,戰後的一代(這裡的「戰後」是指一戰)與一戰中陣亡的德軍將士由於這個群體的存在而有某種精神上的聯繫,並由此可以通向他們這一代人的「勝利」(Altman, 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Being and Time as Funeral Oration, 2012, pp.288-290)。不難發現這正好回應了《存在與時間》中討論死亡的章節(第45章起),當中的重點是死亡只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現實,亦即死亡不是「此在」(Dasein)的終結。

 

William H. F. Altman, 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Being and Time as Funeral Oration, 2012

 

所謂「此在」就是描述一個人實實在在地與當下的時空互動,而不是以一種痲痺自我的方式來度日。(「此在」的概念有點抽象,我簡單地解釋一下。常言道:「快樂不知時日過。」如果真的不知「時日過」,那就是痲痺而不是「此在」,因而當中的「快樂」是虛假的。「此在」的「快樂」是真實的,亦即在清楚知道「時日過」的狀態下所生出來的「快樂」。)海德格在一戰中負責審查士兵的書信內容,他發現不少士兵都處於「此在」狀態;很多士兵都向他們的家人表示實在無法躲在家中,無論如何都要親自上戰場。這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實在費解,但無疑令年輕的海德格深受感動。這從只有18名德軍因臨陣退縮而被處決可見一斑,與法軍共有600人因此而遭處決有天淵之別。海德格爾是其中一位最早定義那是「第一次」大戰的人,以此觀之,他支持納粹及德國發動二戰,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想延續一戰「此在」英靈的存在意義。說來說去,他是不能接受將士們白白犧牲而已。

但歷史告訴我們,若不接受犧牲之無謂,結果只會導致更大的犧牲。紀念戰爭最好的方法,除了向陣亡將士致敬,就是提醒沒有經歷過戰亂的這一代人戰爭的無謂與虛偽。來到二十一世紀,與其為存在而戰爭,倒不如為和平而努力。

 

工作中的海德格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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