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不思考的平庸,造就出邪惡與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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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攝影|唐晉濱、胡雅雯

整理|唐晉濱

 

到底不思考的平庸大眾,會否促使極端的惡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答案是:會。邪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或譯平庸的邪惡)可說是鄂蘭最有名的概念。她於1961年前往耶路撒冷出席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大審判,這個二戰納粹的高官是清洗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人,漢娜在親眼目睹他的答辯之後,認為在他身上找不到一般人所想的極端的邪惡,而無寧是一種出於不加思考、平庸的邪惡,引起極大的爭議(尤其來自猶太人)。鄂蘭對這次審訊的報導出版成書,名為《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下稱《大審紀實》),引發了一場被稱作二十世紀最複雜的政治討論。

 

【漢娜・鄂蘭】《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香港的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將於在本月聯同台灣楊景翔演劇團演出《平庸的邪惡》劇場,圍繞鄂蘭這個概念展開戲劇探索。01哲學專程訪問本劇兩位導演,了解他們對於鄂蘭「平庸的邪惡」的想法。

 

舞台上的思想與歷史劇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兼本劇導演、編劇陳恆輝,指自己是讀歷史出身,亦愛以歷史為戲劇題材,例如2010年他導演過《巴索里尼的一千零一個夜晚》,認為巴索里尼的死是一個很大的問號;他於2014年的作品《伽利略傳》則是關於思想控制(thought control),「這段歷史讓我思考近代還有沒有思想控制呢?當然有了。」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兼本劇導演、編劇陳恆輝

 

台灣楊景翔演劇團團長兼本劇導演、編劇楊景翔,則說自己在求學時期受到社會科學與的影響,塑造出他看待問題的方式。他最初思考到我們能如何參與到社會,又可以為社會做甚麼,他自覺不是傳統的社會運動者,自己可以做的,就是創作作品。這幾年台灣都在談國民黨政權的轉型正義問題,在《平庸的邪惡》中楊導演會從台灣閩南人與閩南語的問題切入,來講權力的壓制及由此而生的自我認同焦慮。

 

楊景翔演劇團團長兼本劇導演、編劇楊景翔

 

被問到將如何利用戲劇來表現「平庸的邪惡」,陳恆輝指出,鄂蘭寫作《大審紀實》的過程已於2012年被拍成電影,他不希望這部戲劇會像在舞台上重演電視劇一樣。「鄂蘭不只理論了得,對我來說,她最高超的是她的敘事手法,她的論述非常戲劇性。這讓我想起尚盧・高達的的《中國女人》,當中有一班人組織起來讀毛澤東,讀馬克思主義。我在劇裡就參考了這個形式,再用後戲劇劇場的手法,採用了很多獨白(monologue),讓一些沒有名字的角色,將自己的思想直接拋給觀眾。」

 

被平庸包覆的年代

平庸與惡是鄂蘭、亦是這部戲的重點。我們或許可以說惡有兩個源頭:有權勢者是為了利益,無權勢者是出於不加思考的服從。

楊景翔指他講的是一對平凡的台灣夫妻的故事,他們去了東歐的 Auchswitz 集中營遺跡,因此講到自己作為受難者家屬後代,經歷的白色恐怖時期。「我認同鄂蘭所說的:沒有自覺的邪惡是隱性的,就像一張看不見的網,它可能普遍得可以包覆整個世界,也可能在我們的心靈,包覆著自己。」

 

 

陳恆輝指自己讀過《大審紀實》,也讀了一些相關的書,感到的是震撼。「艾希曼堅持自己只是按本子辦事,只是一顆齒輪。這讓我想起幾年前於地鐵站的一個大廣告『我要做好呢份工』【這是香港前特首曾蔭權的競舉標語】,我們日常都會遇到這種人,甚至我也不時會問自己,我是否這種人呢?我是否平庸的邪惡呢?香港人的思想不願起動,這就容易受邪惡支配,極權就在這裡產生。」

鄂蘭的另一個重點是:服從不是美德。陳恆輝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我做了多年戲劇教育,我的感受是現在的年輕人過於服從,沒有了反叛精神,叫他們做,他們就做。我們這一輩至少還會釋放負面情緒,但年青一代不會,將不安都藏在心裡,就自殺了。我們不是單純要香港人反叛、不服從,而是想告訴大家,我們還有很多路走,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或創作,可以表達出來。有學生向我表示,平時他上課不太會說話,因為他很清楚老師想他們答甚麼,所以他偏不答。」

 

劇團成員以大字報的形式,針對鄂蘭的概念與劇本的構思互相交流

 

人是人類最大的負擔

艾希曼一案的重點,在於公務的責任與普遍道德之間的斷裂。一個人可以在私下是好人,在社會是守法的好公民,在家庭是好爸爸、好丈夫。然而他在所謂的公務上,卻可以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暴行,比如殺死數以萬計的人。我們可以說這個人麻木了,不加思考,將公、私的兩個自己分割開來,因此認為自己只是履行職責,完全沒有做錯。那麼,劇團又怎樣看《大審紀實》的這種斷裂呢?

陳導演認為人很容易就被極權迷惑了,但也很多人甘於被迷惑,因為可以從中得到利益。「這讓我問:人到底是甚麼?為甚麼可以這麼壞的?《大審紀實》刺激到我的一點,是猶太人殺猶太人,猶太人一直沒有自己的國家土地,任人宰割,但卻有猶太人因為利益輸送而加害於自己民族的人,這是讓我最憤怒的。鄂蘭因為寫了這部分而受千夫所指,她本來可以不寫這些,她服務的《The New Yorker》雜誌社,大概只想她寫寫艾希曼的嘴臉有多難看、邪惡就可以,但鄂蘭卻決意要揭開這些讓人難以接受的真相。」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行政總監兼本劇聯合監製、演員陳瑞如則認為,當香港人每天就像零件一樣工作,這次審訊帶給我們的啟示是:邪惡就是不聞不問,更邪惡的是為了利益而出賣同胞。「猶太人竟然自己與納粹一起制訂待殺的猶太人名單,書中有這樣一句:『留下的是有權有勢的人,無權無勢的就送去地獄。』在事件後,很多人德國人以身為德國人為恥辱,但鄂蘭卻以身為人類為恥辱,她說:『人,是人類最大的包袱、負擔。』她的思想是世界性的,而不只關注民族(猶太人)的問題。」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行政總監兼本劇聯合監製、演員陳瑞如

 

陳恆輝繼而指出,現在香港人再也不站在別人的角度來思考,很自我中心,不要說思考了,甚至懶得作判斷。「現在香港人都想著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這已經不是平庸的邪惡了,是平面的邪惡才對,the evil of superflat(笑)。」

 

惡的根源與「甚麼是人?」

對陳恆輝來說,平庸的邪惡對我們的生活與社會都很有聯繫。「我最想談的是:到底甚麼是人?」

人的本質與惡的根源,兩個問題是密切相關的。楊景翔演劇團成員、本劇演員蔡佾玲分享她的看法說:「我們的本質其實是很野蠻的,以前在學校我們可能覺得欺負同學很好玩,例如看到女同學的馬尾就去拉它一下,拉著拉著,就會想做更多更過份的事。人面對自己要做屠殺的行為,第一下可能會抗拒,但之後就可能會慢慢接受,過程中我們的同理心慢慢被磨掉了。⋯⋯又例如你是當老師的,下課後有學生想找你輔導、開解,但你可能為了要跑去談戀愛而拒絕了學生的求助。我們每天都會面對這種斷裂,即使是這樣微小的事情。我們隨時會掉到那個【平庸的】圈套之中,只能時刻提醒自己不要。」

 

楊景翔演劇團成員、本劇演員蔡佾玲

 

對於惡的根源問題,陳恆輝這樣理解:「我們常常問人到底是性善,還是性惡呢?大概因為我信佛教,所以會認為人來到這個世界,不可能完全是好的人,釋迦牟尼說我們來到這世界是為了酬償業報。我們身上已經有了善與惡的種子,差別就在於只是哪一邊的傾向被燃點起來,這就看你遇到的環境、人與事,所以我認為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當到了社會,金錢與權力都會令人變質,消磨了人本來就有的良心。人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影響,這世界愈來愈差,很多壞的人與氛圍,令惡蓋過了善。我們來到地球,可說是試驗,也可說是地獄,至少不是樂園,我們來到這裡都要受苦。因此我們要有不同的宗教,要有哲學與心理學等學問,幫助我們思考與學習,來告訴我們最根本的問題:到底人是甚麼,who am I。戲劇也是一個讓我們分享這些問題的媒介,好的劇場應該不斷提問,若說有一個答案可以滿足整場二、三百個觀眾,那一定是假的,這就變回希特拉了。納粹就是一言堂,人只聽著一把聲音,那就出事了。歷史是辯證與發展的,我如此相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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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訊息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 楊景翔演劇團《平庸的邪惡》

日期/時間:
18-19.1.2019(星期五至六)8pm
19-20.1.2019(星期六至日)3pm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票價:$200、$160

節目詳情及購票:www.alicetheat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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