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園奪回戰:來「反造」城市共生空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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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玉華
 

教戰守則

○整個城市都是我的遊戲場:城市中的每一個角落都要讓人看見孩子的自由遊戲。

○自己的公園自己顧:特公盟,只是每個公民身旁那個具備較多專業知識的公民團體。

○合作式公民參與:政府部門、專業設計者和使用者經驗,缺一不可的齊學共作。

○以全球兒童遊戲運動網絡作為智庫:國際案例經驗→草根操作→他方論述印證

 

台灣都會化環境下的親職教養術

親職教養術,在這一個中產階級對「教養」極度焦慮的年代,正在百花齊放、萬家爭鳴。教養術光譜上,我們常見到「直昇機親職」、「虎媽」、「除草機親職」、「外包親職」、「野放親職」或「樹懶媽」等名詞,針對教養的主力──母職──在各種層面研究探討。而各類專家、學者、網紅及素人,也常對於母職個體提出各種教養術,為得就是要親職照護者能夠適切關注一個國家的珍貴資產—─兒童。然而,對我們這些二十—四十歲區間的年輕媽媽族群來說,每每話語最後都會落在「媽媽這一個體」應該怎麼操作,孩子才會被媽媽教好,「媽媽這一個體」該怎麼操作,孩子才不會被媽媽教壞。

顯然,大家都忘記了,當全球各地為了更好的下一代,將「兒童友善城市」當作國家政策、把「兒童遊戲」當作治理方針時,台灣仍缺乏策略與結構,讓親職照護者能夠糧食、彈藥充足且無後顧之憂地教養小孩。於是,一位媽媽接著另一位,被逼著站了出來,在托育政策、在多元性平、在弱勢扶助,當然還有在友善空間等面向,提出基礎訴求。

當電視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熱潮,再次掀起媽媽個體的焦慮時,筆者希望藉著這一篇章呼喊:「的確,你的孩子,不只是你一位媽媽的孩子,而是整個社區鄰里要共養、整個國家社會要負責的孩子」。一位媽媽的心力、知能和資源有限,如何才是最不非難單獨一個媽媽個體,且適合每一位親職照護者的親職教養術?怎麼幫親職與兒童「以遊戲為改造路徑」去「撐空間」,獲得喘息?

特公盟的我們,望向帶著孩子日常走跳的公共空間,發現有時候硬體空間改造了,隨附的韌體(如:營造親子友善氛圍的機制)和形塑空間的軟體(如:對兒童遊戲主體的尊重),也需要跟著硬體空間而挪動位移。但是,什麼是符合親子使用者基礎需求的硬體空間?回想我們自身,因共學團體群聚及遊戲的關係,日常聚集在城市裡的唯一戶外綠地──公園及其附設兒童遊戲場──就是體感感受最深刻的公共空間。

誰組成「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特公盟,是一個結構鬆散但行事機動的團體,發起人林亞玫常自嘲大家是一組「雜牌軍」人馬,只要是公園改造範疇內任何該做的事,就會有自發自學的成員主動跳坑和補位將其完成。但是,這樣的一群人,是怎麼聚集,並在三年之內,促成台灣許多兒童公共遊戲空間的改變呢?

這就要從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這一天說起。當時,開始發起這個運動的成員,是一位經常帶著三歲多孩子參加共學活動,並到台北市幾個公園玩耍的全職媽媽,也就是發起者本人,她發現一處原住民公園的磨石子溜滑梯被拆除了,一開始感受到好像有點生氣,但還沒有那麼在意,或許對自己的衝擊,還沒有那麼直接。

沒有想到「今天這樣搞他家,明天就會拆我家」,後來工程圍欄框住的,變成是她家附近的青年公園,而拆掉的是孩子最愛玩的太空堡壘磨石子滑梯,和一座瑞典原裝進口的高塔滑梯,她發自內心憤怒想著:「政府為什麼不能聆聽真正使用者的聲音?我不要被動接受,我要主動地去爭取。」看著施工告示牌上寫著「為了創造更舒適的遊憩空間,懇請您給予支持。如果您有建議,請致電:台北市民當家熱線1999」,她拿起電話反映心聲,但那一天台北市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的回答,卻僅是:「依法行事。不符合國家標準CNS,為了小孩的安全,所以拆了。」

因此,她開設了「還我特色公園」臉書社團,從推動兒童人權的共學社群開始,一位又一位,積極加入來自全台各地、各行各業的成員,同時也發起網路串聯連署,收集到一共三千多名關注這個議題的簽具,「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於是儼然成形。

接著,這一群每天都會帶著孩子到公園活動的上百位媽媽、爸爸和孩子,因為社群網絡一呼百諾而聚集,有公關行銷背景並負責媒體和政策網絡的幾位成員,促成了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台北市政府前的陳情記者會,告訴媒體、群眾以及政府相關單位:「兒童的遊戲,是他們的生存權,他們有權利為自己的遊戲空間表達意見。眾人要求台北市政府停止拆除磨石子溜滑梯、不再裝設『罐頭遊具』,甚至要讓『整個城市都是孩子的遊戲場』,台北市才能成為真正的兒童友善城市。」

雖然有個響亮的名稱,「特公盟」卻仍以一個結構鬆散但行事機動的模式在運作。台北市政府自此開始,召開與公園及其附設兒童遊戲場相關會議,便會邀請這一群成員出席,以兒童代言人和親職身分,帶著自己和盟友的孩子,行使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二條「兒童參與(表意)權」(Right to Participation)和第三十一條的「兒童遊戲權」(Right to Play)。

 

讓全世界的遊戲倡議網絡來當智庫

驚悚的是,當我們越是帶著大家一起看到不同國家對孩子遊戲的重視,越是驚覺台灣對於兒童與親職的忽視。少子化的現象,加上敬陪末座的新生兒出生率,並沒有讓政府因此在公共、非營利等多元托育或基設政策上茅塞頓開,也沒有因而把兒童遊戲政策當作是可以從城市層級拉抬至國家層級的一劑維生素。

兒童權利公約在國內的施行仍然只是表面文章,公共遊戲空間法令及管理辦法過時無效,教育部、衛福部和內政部對於兒童遊戲的責管,仍維持「民不動、我不動」。當芬蘭把「社區育樂公園(Leikki-puisto)」作為公共托育一環的消息傳來,特公盟更堅信將「遊戲空間當作親職教養術」,會是台灣親職能夠自助自救的方法之一。當國家沒有把「養孩子」這一件事當做份內之事,特公盟的成員就要把「大家的孩子大家一起養」這一件事,當作是「全世界的專家都可以幫台灣親職」的一件事。

二○一六年,在一場民間研討會上遇見蓋出「共融同玩:瑪格麗特.梅喜家庭遊戲場」的景觀設計總顧問漢米爾頓(Catherine Hamilton),他的作品透過孩子的歡笑,在紐西蘭基督城震災後,把人民對這一座城市的信心給找回來,讓城市因而復甦。特公盟成員便向他討教怎麼設計出這麼成功的遊戲場?他的回答言猶在耳:「孩子才是公園的主體,要傾聽孩子的聲音。」

而要怎麼傾聽孩子?當我們得知日本著名社區設計師山崎亮將到訪台灣,我們便追到機場向他本人求教。他提點了我們「遊戲孩子王(Play Leader)」以及「地方創生」這兩個核心概念。接下來兩年,曾前前後後給我們倡議兼實踐充沛靈感的,還包括美國的共融遊戲空間學者、澳洲的自然遊戲空間設計師、荷蘭的景觀建築講師、德國的冒險遊戲機構Kolle37、日本的遊戲倡議團體Tokyo Play、新加坡的兒童福祉團體Chapter Zero、英國的Arup城市規劃顧問、兒童權利學者、遊戲政策制定作者以及英國街道遊戲Playing Out發起人。最後這位發起人還因為我們的積極串聯而接受訪問,登上美國CityLab專題和英國BBC廣播節目。

二○一六年,幾位核心成員和「眼底城事」規劃專業人士,在等待政府部門緩慢改革、廠商和設計師在各個公園遊戲設計案練習同時,抱著「自己的公園自己蓋」的信念,申請了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計畫獲得獎助金,在同安街一處公園嘗試執行一年專案,帶著自己孩子,在地參與及空間手作,最後獲得了一個珍稀觀點:孩子的遊戲,不一定要從遊具產生,他們可以透過與空間產生關係,來發明玩的方法。所以,同安街這個公園,反而有在地意見表示:「不要溜滑梯或沙坑,我們要社交性的遊戲空間」。

在二○一七和二○一八這兩年之中,特公盟獲台北市公園路燈處支持,和設計公司一起實驗「以兒童為主體」的中央藝文遊戲工作坊和青年公園挑戰遊戲工作坊,希望兒童遊戲及兒童參與的倡議,不是淪為標語口號,而是在遊戲過程中將「遊戲孩子王」這個國外執行多年的概念,實際演練並將所需特質、需注意的細節以及工作項目清楚紀錄下來,看見孩子遊戲的本質是什麼,瞭解兒童如何遊戲,並透過觀察兒童自由遊戲的行為換位思考、同理、紀錄並轉譯,運用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最後萃取出需求來履踐實作,替未來越來越多的兒童參與式工作坊,給出示範案例以資參照。

「賦權」兒童則是另一個重點,因為孩子未來終究會長大,會從小公民變大公民,會去關心自己生長的土地,這一個細微深植在孩子心房的種籽,才是兒童參與工作坊的長遠目標,培養小小公民,覺知對自己生活環境的權利,未來變成自由自在表達自己意見的大大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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