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學界的盲點,及對女性主義的三個常見誤解|李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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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柏翰

 

女性主義者在各大社會科學領域裡「崛起」,往往是胼手胝足的,要麼被視為「不那麼嚴謹的學問」,要麼就被認為是「帶著特定意識形態而來的議程」。另一方面,女性主義的影響力卻又不容小覷,打開一片嶄新視野,讓各學科無法再視而不見而必須給予一席之地。但所謂「一席之地」通常是教科書的某一章,研討會中的一個會議組,期刊論文裡的一期專號。

這篇文章主要想透過英美國關學界女性主義研究奠基人之一蒂克納(J. Ann Tickner)這幾年的訪談與回顧,來梳理女性主義在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學科(discipline)」以及「作為研究政治的科學(science)」之中的發展。女性主義既是一場全面性的社會運動、政治倡議,更是一個思想活動,挑戰著社會科學中根深蒂固「父」的視角及其權力的實踐。

 

蒂克納(J. Ann Tickner)

 

國際關係研究中的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往往淪為一種順道一提(by the way)的研究課題,彷彿女性主義只能用來處理某些特定議題,也只包括某些「知名」的女性教授(如之前介紹過的 Cynthia Enloe)。在 Theory Talk 的訪談中,蒂克納談到女性主義方法的獨特性,重新詮釋了國際關係,而這幾十年來女性主義研究又遭逢了什麼樣的挑戰與質疑,如何與「主流」學界糾纏。

 

Cynthia Enloe:以性別分析國際政治的女性主義者

 

先來介紹一下蒂克納。他現在是美利堅大學的傑出學者、南加州大學的榮譽教授,曾擔任過國際研究學會(ISA)主席。曾經出版過多本專書,包括《性別化世界政治》(Gendering World Politics, 2001)、《國際關係中的性別》(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2)以及《自力更生與強權政治》(Self-Reliance Versus Power Politics, 1987)。

蒂克納在執教後,「發現」系上大都是男性學者,而他遇到的女學生幾乎都對傳統國關的議題不那麼感興趣(如戰略、核武),因此他開始反思這個現象。但真正的契機是當他讀到 Evelyn Keller 的《性別與科學》(Gender & Science),其中以性別角度檢視了自然科學知識生產,啟發了蒂克納對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提出之政治現實主義的批判。

對蒂克納來說(相信學界中許多女性主義者也是類似情況),投身女性主義的思考發展,主要來自現實生活中的意識覺醒(不論家庭、職場和社交圈),以及發現自己和所屬領域之間存有難以言喻的隔閡。那或許是大多數女性主義主體性(feminist subjectivity)緣起的閾限條件(liminal conditions)。但,女性主義對國關而言,究竟有何知識論上的啟示?

從女性主義出發,國際關係作為研究領域,一直都是「性別化的」(gendered),而就其提問的內容及回答的方式來看,本質上就是陽剛的(masculine)。研究問題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它們是有意識的選擇,取決於研究者的身分認同、所處地區、學術背景。歷史上大部分累積的知識都在反映男人的生命經驗,而屬於女人的知識則容易被認為不重要而抹除。

 

蒂克納《國際關係中的性別》(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2)

 

在國關研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如何計算國家收入(national income)或評估發展程度」。幾乎所有的政治經濟模型都不考慮無報酬的生育與照護勞動,也不知如何納入計算;但事實上,若沒有這部分的勞力,全球資本經濟是無從發生也無以為繼的。更進一步,女性主義也主張「西方知識」的基礎與傳統本身也是性別化的,不論是否為歷史偶然的結果。

舉一連串的二元對立組來說:如理性、客觀性、公共等概念,對立且優於情感、主觀性、私密等。公共領域在歷史上都一直是指男人活動的空間,而其發展出的「政治」理論也是基於男性公民的互動規則而來,沿用至今。而理性與客觀性等價值,原本雖不等同於陽剛性(masculinity),但在知識生產過程中,都已經由男人(各學科之父)所界定了。

 

主流學界對女性主義的誤解

在1997年的〈你就是不懂〉(You Just Don’t Understand)這篇女性主義國關理論重要論文中,蒂克納強調了三個常見的誤解,導致女性主義與主流國關學界持續分野的情況。事實上,主流國關研究(比如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世界體系理論、全球化理論;區域政治、國際組織、全球資本)中,仍然很少看到有研究者主動採取女性主義視角及方法的。

 

蒂克納(J. Ann Tickner)

 

蒂克納點出的第一個常見誤解是「性別的意義」。儘管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引入國際關係後,「性別是社會建構的」這件事並不再難以理解,但絕大多數的學者仍直接將性別議題等同於「專屬女人的問題」,也無法反過來想像「男人的問題」或陽剛性在國際理論中的位置。或許,接受國際政治的實踐本質上是「性別化」的,這件事仍是難以想像的。

第二個常見的誤解是,女性主義者做的是國關研究嗎?雖然國際關係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已經逐漸將觸角延伸到與性別有關的問題,比如性暴力、性交易、人口販賣、人權等。當然,這些並非「專屬女人的問題」,但通常都是女性主義者關心的議題。在這部分,社運人士和政府有時候反而還比學界更積極,比如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倡議。

常見的第三個誤解是「知識論的問題」。就算性別問題為政策領域所接受,但女性主義者所提出的主張與方法論卻仍常被認為「與國際關係無關」。雖然國關領域拓展了關注議題,也逐漸承認女性主義提出了的問題具正當性,但「如何研究這些問題」仍然深受質疑。事實上,女性主義提出的問題很難用傳統的量化方法處理,尤其在美國的國關研究領域中。

 

西蒙・波娃︰《第二性》,女性主義的聖經 (01/09)

 

回到女性主義的理論假設:西方知識是性別化的,是基於男人的生命經驗的。可以想見,這是一個極具挑釁的叩問。因此女性主義研究者經常優先探討社會邊緣的存在——那些受宰制和壓迫的人——與傳統國關學者採取治理者觀點,由上而下理解國際體系的傾向截然不同。女性主義深受社會學理論的影響,探究的是既存的社會關係,而非源起無政府的真空狀態。

因此不難想像,女性主義研究者較主流國關學者更常使用民族誌(ethnography)來探索邊緣的生活經驗,或更早期的女性主義者愛用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來拆解理所當然的概念組。後來女性主義也發展出「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的方法,特別強調研究者的反思性,出於女性主義對創造主體、生產知識的權力及代言政治尤其敏銳。

 

#MeToo中的女性主義式國際主義 | 李柏翰

 

國關知識生產過程的不平等

難以否認,包括女性主義在內的所有理論都具有規範性。或許後現代主義者不這樣認為,而實證主義者更不會承認這件事;但女性主義者大方強調追求「解放」的目標與方式。國際關係這門學科起初是為了追求國家利益而出現(安全、秩序或和平),而女性主義及其他批判理論則與社會運動進程息息相關;事實上,沒有任何理論會自滿於純粹描述經驗事實。

也是基於這個出發點,蒂克納認為美國的國關學界特別狹隘。在2008年 Arlene Tickner 及 Ole Wæver 合編的《全世界的國關學界》(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中,蒐集了許多國家的國關學者對自己國內學界的觀察,有些作者認為他們的學界都在「模仿」美國的研究議程與研究方法;有的則描述了十分不同的光景。

 

Arlene Tickner 及 Ole Wæver 合編的《全世界的國關學界》(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其中,Thomas Biersteker 檢視了作為國關研究的世界霸權,美國學界事實上相當偏頗。他審視了美國排名前十的國關系所開給博士生的書單,大約只有10%是關於建構主義的,而批判理論或其他更基進的著作則更少。超過90%是美國作者發表的著作;而由於在美國,國關通常被視為政治「科學」的子領域,因此尤其著重理性選擇理論以及量化方法。

之所以這裡強調「科學」,是因為在其他國家中國際關係或許也被放在政治學相關系所裡,但對於科學的「堅持」,尤其是新實證主義(neopositivism,又稱為「科學經驗主義」)的崛起,似乎是相當「美式」的現象。美國人——不論學界、政界、社會大眾——似乎普遍相信所有問題都能以科學來解釋並解決;而「量化」世界則是最科學的研究方法。

這和「國關」作為一種學問,究竟是淵源於什麼領域及思想傳統緊密關聯著。比如在法國,國關研究是從社會學和法律理論發展而來,而在英國,國關是自史學和政治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發展而來;再者,歐洲的國關學者似乎不像美國學者那樣,會在學界及政壇之間自由遊走,因此對批判理論或規範性高的論述,能夠具有更高的開放性與包容度。

 

建構主義政治學者 Thomas Biersteker

 

這裡須認清一件事:整個國關領域是由位於不同社會的國關學界所組成的聚合體,但它們之間的權力關係卻經常被忽略。當美國成為知識經濟的霸權,英文成為國關領域的工作語言,美國學者成為政府或國際組織的官員,加上研究經費的落差,許多國家縱使擁有一流學者、出色的分析、令人驚豔的理論,都可能被埋沒在多重「知識生產不平等」的過程當中。

因此這也突顯出,美國的國關學界不僅是「性別盲」,更對帝國主義、種族與階級等議題都不甚感興趣。在其他人文及社科領域,這些都已是談了數十年的議題,相關論辯不斷推陳出新,一直有新的證據、論點、反省被提出。但偏偏在最具霸權、「帝國」象徵意義的國關領域中,這些問題反而是最少被提及的,甚至它們本身是否為有效的問題,都還是個問題。

 

結論

在2011年發表的〈處理差異性〉(Dealing with Difference)文章中,蒂克納論及「非歐洲中心」的研究方法之必要性,因為各種「權力差異」——物質條件層面的,或是否被當作一回事(respectability)——都是阻礙任何誠意對話的絆腳石。要認真對待知識生產不平等的現象(包括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才有機會產出具解放潛力的研究。

一直以來主流國關理論都只關注強權如何創造安全,採取結構主義式的本體論,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在強權夾縫中生存之群體的知識。就這方面,蒂克納推薦了 Robert Vitalis 的《白人世界秩序、黑人權力政治》(White World Order, Black Power Politics, 2015)及 Cynthia Weber 的《酷兒國際關係》(Que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6)兩本專書。

關於這個話題,在另一場訪談中,蒂克納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性別」是一個很好的視角,而女性主義也能成為發展溝通管道、促進誠意交流的試驗場。第一步也許可以是:實證主義接納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願意以各理論的哲學傳統來評判該理論的主張,而不僅以「科學」之名來預判新理論的內涵與價值,才能真正消除無限迴圈的誤解與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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