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尼.賈德談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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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東尼・賈德、 提摩希・史奈德

譯者|非爾

 

編按:東尼.賈德的祖父艾諾克.尤德是一名社會主義者,對俄羅斯帝國的第一個大型社會主義政黨「本特聯盟」(Bund)深表贊同。父親臼.賈德十八、九歲就加入馬克思主義陣營分裂出來的「大不列顛社會黨」,他送給東尼十三歲的生日禮物,是以撒.多伊徹三大本的《托洛茨基傳》。

 

到了一九六八年,堪稱是馬克思主義在歐洲政治中的最後一搏,我當時已經是就讀劍橋的大學生。不像我的一些朋友,我既沒有站到最前面,也沒有扮演任何領導的角色。在那些年裡,如果說有什麼讓我憤怒,也是有關於越戰,這在當時是一種很普遍但感受強烈的看法。六〇年代末那些大型的反越戰示威遊行我都參加了;記得特別清楚的是著名的格羅夫納廣場上的遊行和對美國大使館的作勢攻擊。我還親身參與了劍橋和倫敦的各式相關聚會與號召。但這畢竟是在英國,那些活動的意義也不過就是遠遠地叫罵幾句做做樣子罷了。

我在劍橋還參加了一回抗議丹尼斯.希利的示威遊行,希利是當年工黨執政時的國防部長,至少他們原則上是支持詹森總統繼續那場戰爭的。那天希利才剛在劍橋演講完,正沿著特蘭平頓大街驅車往南離開,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學生都跑在車旁,跳上跳下大聲吶喊;我有一個朋友彼得.凱爾納甚至還跳到車上,捶打車頂。當然那輛車還是給跑了,我們白白死守在特蘭平頓大街的另外一頭,直到學院的晚飯時間將至。所以我們就開始跑回到市中心。我發現跑在我旁邊的是一位被派來控制遊行秩序的警察。我們一邊小跑步,他還轉頭問我:「所以這趟遊行怎麼樣,先生?」而我,對他這樣的問話一點都不覺得奇怪或荒謬,轉頭回答他說:「我覺得進行得相當順利,你不覺得嗎?」然後我們就繼續往前跑。搞革命絕對不是這麼幹的。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如願以償到了巴黎,並且跟所有其他人一樣被那個狂飆的年代掃得東倒西歪。然而我腦中殘存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餘緒,使我出於本能地對當時法國流行的觀念,也就是學生是一個革命性階級、甚至成為僅有的革命性階級這個想法感到懷疑。所以,雖然那年的幾回雷諾車廠罷工和其他學生占領運動讓我印象深刻,但我絕對不會為了丹尼.科恩—班迪特和當時所謂的「路石底下,就是海灘」(Sous le pavé, la plage)這種想法而癡迷。

那年秋天,第一個讓我明白左派政治運作和只靠學生運動標舉左派價值有多大區別的,是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我一九六八年成為國王學院歷史學會的秘書,多年前艾瑞克也擔任過這個職務。霍布斯邦在許多重要的層面上都是典型忠誠的國王學院成員:三〇年代的時候他是這裡的學生,五〇年代中期他回校擔任研究員;在他生命中的某些領域,國王學院的意義不下於更為外界所知的共產黨淵源。他那年到國王學院來做過一回細緻的政治演說,含蓄地貶抑了當時搞革命的年輕人,並且把馬克思論及費爾巴哈時著名的第十一個論點倒反過來說:有時候關鍵所在真的不在於改變世界,而是要去了解世界。

我對他這番說法很有共鳴:對我來說,最有吸引力的始終是那位擅長分析的卡爾.馬克思,是那位政治評論家,而不是革命預言家。如果你問我,為了讓學生領略到馬克思的天分同時掌握他的核心意旨,在馬克思的文章當中我會推薦給學生哪一篇,我想應該是《霧月十八日》,其次跟這篇水準很接近的或許是《階級鬥爭》和《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是一位天才雄辯的評論家,雖說他在更廣泛的理論思辨上或有缺失。因為這個緣故,我對六〇年代發生在「青年」馬克思的擁護者與「老年」馬克思的擁護者之間的爭論,也就是到底馬克思是著眼於異化的哲學家還是致力於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家,大致上無感。對我來說,馬克思始終是而且最主要是一位政治事件與社會現實的觀察者。

 

【本文出自《想想20世紀》,經左岸文化授權轉載節選內文。】

《想想20世紀》,作者:東尼・賈德、提摩希・史奈德;譯者:非爾;出版社:左岸文化,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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