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寫給左翼民粹主義》:民粹是否中立的政治手段?|方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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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川明

 

後馬克思主義者的統識理論

手民出版社為英國學者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的《寫給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ft Populism)出了中譯本。在這本翻譯優良、排版出色的精緻小書中,譯者楊天帥揚言自己的譯書原因,是針對香港自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的當今政局,希望墨菲的一些主張有助港人解決目前困局云云。

 

 

對政治稍有認識的讀者,看見封面印上「左翼民粹主義」(left populism)一詞,難免感覺怪異。按照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西方政治傳統,「左翼」和「民粹主義」是兩個水火不容的專有名詞,它們分別代表著兩套不能兼融的價值觀:前者,是人們對馬克思主義者及其他社民主義者的統稱,這班人主張政治及經濟平等。此外,左翼面對民眾的態度,總是誘導他們發現單一問題背後的(更為龐雜的)政經問題。後者,多為負面的字眼,常被左翼人士用以描述右翼煽動盲動民眾的卑劣手段。

所以說,兩套互相排斥的政治價值系統,又怎能放在一起呢?由此,我們不得不複習一下墨菲的理論背景。正如墨菲毫不諱言地自稱,她是一名標準的後馬克思主義者(post-Marxist)。於上年紀八十年代尾,她和阿根廷裔學者厄尼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合著的《文化統識和社會主義的戰略:邁向激進民主政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是後馬派的政論基礎。他們的理論基礎是:在「後政治」——墨菲在本書將後政治(post-politics)簡單定義為對「傳統的左、右政治立場劃分」的蒙糊化,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蘇聯解體事件,加速了這種「後政治」的現象——的疆局底下,並在各國(補:多是後殖民或全盤西方化的國家,它們是以英美那一套為複製本)常見的英美形式民主政制的框架之中,尋求一種新的政治抗爭策略。據此,吸取了意裔馬派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一些洞見後,墨菲和拉克勞認為,後馬左翼應該爭奪能夠統攝一切的統識(hegemony,另有譯為「霸權」)地位,把民主的基數進一步擴大,好使支持己方的民眾不停增長。

 

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厄尼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文化統識和社會主義的戰略:邁向激進民主政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那麼,以統識為主軸的民主戰略,到底是怎樣運作呢?譬如說,近年各種社運流行的示威口號,每每扣上「自由、公義、革命」等字眼。然則,到底是哪一門的自由,哪一種的公義?我相信大多數參與示威的人士,口號雖懂得叫,但說不清箇中的內涵。據此,墨菲和拉克勞為我們獻上後結構主義式的解說大法。他們指出「自由」等一類字詞,究其底蘊,根本是沒有明確涵義,它們是飄浮在日常語用域的「空洞的能指」。故此,這些空泛的字眼必須被「剛性能指」(或拉岡學派所謂的「主人能指」)所綁定,繼而被演繹為諸如「社會主義者的自由」、「資本家的自由」及「新自由主義者的自由」等句子,才能說得通。同理,近二十年來流行的「環保」、「種族」和「性別」等——對於墨菲及拉克勞來說,是徹底地跟經濟範疇、生產關係無關的——新穎政治詞彙,後馬左翼必須趕快吸納過來,並產生「左翼的環保(主義)」、「左翼的種族(議案)」及「左翼的性別(問題)」等的新興議題,廣泛地吸引關注相關議題的民眾注意,成為己方派系的一部分。

總言之,墨菲提倡的「左翼民粹主義」,正是建立在上述前提之上;或準確地說,是墨菲對上述主張的逐字重寫,老調重彈。

 

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

 

民粹是中立的政治手段?

墨菲的主張,是有別於傳統觀點;她認為「民粹主義」不是一種意識型態,而是一種中性的政治動員策略。情況仿如上文的統識策略,如果民粹只不過是一套動員方法,它便有賴於其背後的「主義者」來定性,例如:右翼的民粹主義,以及左翼的民粹主義。換言之,面對廿一世紀的全球政治局勢,本書作者認為「民粹主義」是最為有效的應對方法。此外,墨菲還進一步說,本書不夠格被稱為嚴密的理論專書——雖說它的內容佔了很大部分,還是理論性的——而是「急民眾所急」的綱領式行動手冊。就此,墨菲為讀者扔出了「左翼民粹」的基本定義:在社會中劃分「人民」和「寡頭」,繼而激化它們的對立關係(就是照抄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對「政治」的定義:敵我劃分)。且外,墨菲更鼓勵左翼在後政治氛圍下,理應擺脫傳統左翼(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階級本質主義」,還有跨越生產關係、經濟因素等「先驗」限制,嘗試挑選一些「出現於生產過程之外」的新議題,例如:環保、種族和性別(甚或素食?)等範圍,作為鬥爭的主題,設法吸納關注相關議題的民眾。

 

卡爾.施米特:保守主義的桂冠辯護人 (07/11)

 

其實,相比本書的標題,墨菲在第二章提出叫人更驚訝的建議:「向戴卓爾夫人學習!」然則,正如墨菲自覺地點出「左翼民粹是否模仿右翼民粹,操弄反種族、反新移民的手法」相較有趣、值得深思的問題後,她選擇輕輕帶過,沒為讀者提供答案的情況。同樣地,在戴卓爾夫人的話題上,倡議者本人花了整個章節的篇幅,反反覆覆,說來說去,也未清楚說明所謂的學習之處。所以說,「向戴卓爾夫人學習」未免流於口號,志在嚇人,教人份外失望。換言之,戴卓爾夫人在任時,大幅削減凱恩斯主義的福利措施,立法壓制英國的工會組織,設法定立「人頭稅」等等,墨菲一律未有提及。然則,上述一切是基本常識,是連維基百科也有刊載的事實;除非你連上網搜索資料的力氣也不願花,否則不可不知。

此外,墨菲把馬派的經濟分析方法譏稱為「階級本質主義」,並將生產關係、經濟因素視為「先驗」限制,是頗有問題的。既然墨菲在書裡單憑一句「無意走入有關民粹概念之『真正性質』這種貧瘠呆板的學術討論」,繼而免除了為「民粹」概念定義的責任;同樣地,我也不想討論先驗概念的真正意涵,免去為概念定義的繁瑣程序(否則本文將異常冗長)。就此,筆者只好把墨菲的話解讀為:「生產關係」及其他經濟因素,是傳統馬派唯一關注的母題;事實上,它甚至能兼融墨菲口中「出現於生產過程之外」的議題:資本主義過分生產導致的生態危機、性別分工,以及跨國資本及金融投資造成一些弱勢國家的經濟崩潰,繼而產生的國際難民潮,不一而足。然則,墨菲的化約歸納法,犯了初學者才會犯的錯誤: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我不說其他,單指《資本論》及《共產黨宣言》)龐雜,它的內容涵蓋經驗與先驗範疇,故不能一概簡化為先驗之物;另一方面,個別的經濟因素、生產關係是具備物質條件,故屬經驗範疇。更甚者,傳統馬派的哲學核心:「唯物辯證法」,正是試圖整體地把握理論性(先驗)及經濟現實(經驗)兩者之間、不斷修正誤解的社會科學觀。綜合來說,墨菲教授似乎對「先驗」概念及(她口中的)傳統馬派理論有所誤識。造成這種誤識,有可能是墨菲抱持的「後結構主義者」立場,她犯了一定程度上的「唯文字論」毛病,把很多具體的概念化約成偶然性的、空疏的「能指符號」,換上符號學的邏輯來考察「符號」,而非以現實的史料、(哪怕是橫向,還是縱向)概念史來補充概念字眼的內涵。

 

《資本論》:資本是加強與壓抑分裂的悖論 (09/14)

 

左翼民粹早就存在,但不如墨菲所想般如意

另一叫人失望之處,是墨菲沒有提供有效的例證。在書中,作者提供了很多右翼民粹的事例(補:這是毫不意外,也稱得上為輕而易舉,因為傳統上右翼的動員方式就是民粹),還有被她稱為「橫向主義式」(horizontallist movements)的「中間偏左」運動,包括美國的佔領華爾街,以及後來政黨化的西班牙的「我們能」(Podemos)。然而,這些事例要不是——正如墨菲所說:「拒絕與政治體制交手,限制了自己行動的影響力。它們由於未與體制政治作任何形式的接合,很快就失去動力。」——自我解散了,就是與經濟議題息息相關。更甚者,新自由主義觸發的經濟失衡問題,正是以上運動得以構成的主導原因,所以它們仍在傳統左翼的「先驗限制」框架之下。在此,也許有讀者認為現實例子並非重點;甚至會反駁說,正是現實缺乏真正的「左翼民粹」,墨菲才設法提供理論的可能性,呼籲民眾或政治領袖參照試行。就此,筆者想替墨菲完成她沒有履行的責任,為讀者提出本書作者有意無意所忽視的例證,以證明「左翼民粹」一早存在,但不如墨菲想像般怡人。

 

西班牙政黨「我們能」(Podemos)2015年大選競選活動典禮

 

翻閱歷史可見,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有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等重大左翼運動,儘管具備敵我劃分的動員方式,即是以「人民」的口號對抗從舊制度、舊社會關係獲益的「寡頭」(例如:劃分貧農與大地主、劃分無產者與資本家,還有分黨分派——劃分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等),但它們的內涵十分複雜,牽涉多項歷史事件,還有各式的政治鬥爭,所以沒法被歸類為單一的民粹動員,也不應被單純視作為一次性的民粹事件;況且,再重申一次,在墨菲眼中,上述事件仍然受限於「傳統左翼的先驗限制」,故不屬「左翼民粹主義」的例證之一。或許,墨菲生活在遙遠的英倫海峽,未能輕易聯想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的一些事件;但當提起「左翼民粹」這個奇特的混合字詞,相信不少華語地區的讀者(像筆者一樣),馬上想起在中國發生過的十年暴亂: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根據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所著的《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引述的資料,毛澤東在文革爆發初期,就個人崇拜的現象,私下把群眾分為三大類:真心的崇拜者、追潮流的投機份子,還有虛假的崇拜者。在此,重點不在毛的分類方法是否客觀,虛假的崇拜者又是否佔大多數;而是有別於坊間流傳的膚淺想像(補:起碼在香港是主流),毛澤東不是純然沉醉在民眾崇拜之中、戀棧權位的蠢蛋。從大量資料可見(例:毛反對民眾為他過分貼金的「四個偉大」說),他和相屬的輿論機器是自覺地以「崇拜毛」來操縱民眾、鼓動民心,以達轄制中共執政團隊的政治目的。換言之,文革正是左翼民粹主義的典範。儘管社會制度的不平等是文革的誘因之一,但毛及其政治團隊沒打算「除魅」,反利用由社會問題積累成的民憤作手段,進而「炮打司令部」。然則,以民粹主義為動員手段的文革,後來發生了什麼事(一連串的暴力武鬥事件),我相信無需額外花筆墨詳述,讀者自然是清楚明瞭。

 

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

 

同樣的例子還有赤柬。根據喬森潘的回憶錄《我與紅色高棉》,在波布幕僚治下的柬埔寨共產黨,他們非但把美國扶植的龍諾將軍視作首要敵人,在內戰期間還大力宣傳,把鄰國的越南共產黨描述為打算侵犯柬國主權的民族敵人。據此,越共對正值政權空窗期的柬埔寨虎視眈眈。喜閱文學小說的讀者不難察覺,赤柬運用了佐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式的民粹方程,而非單純的毛主義「統一戰線」:通過虛構的外部敵人,團結柬國內部的大多數。上述的輿論導致疑心病,久而久之,赤柬出現了集體妄想症。基於對越共的恐懼與敵視,柬國共產黨人懷疑國家早被越共間諜嚴重滲透,人人都被質疑來歷,弄得人心惶惶。當時,任何居住在柬國的人,不論有何身份,只要被懷疑是越共份子,一概被送去集中營嚴刑迫供,釀成日後被聯合國稱為「自我大屠殺」的血腥慘劇。

 

喬森潘《我與紅色高棉》

 

面對上述的例證,墨菲自有法寶逃避責難。在本書的第二章,墨菲承認:「我主張,我們不需執著在自由—民主政治中尋求『革命性』的突破。」,接著說:「我們有可能在不破壞自由—民主體系的清況下,在現有的統識秩序中締造變革。」所謂「自由—民主體系」就是英美議會政制,也就是形式民主。即言之,由於文革和赤柬等民粹主義運動,是脫離於形式民主的個別現象,故非墨菲的意圖所在。當然,我們大可以挑骨頭,質問她在不破壞「自由—民主體系」的前提下,到底「左翼民粹」要求哪一種「變革」?但重要的是,墨菲點出了她的政治策略是始於形式民主,終於形式民主,也就是說,安於現狀,不追求任何結構式的改變。在此,筆者還想提點一下讀者,我們千萬別忘了希特拉。這一位鼓動德國「人民」對抗猶太人商人「寡頭」的煽動家,正是在形式民主的框架底下,改變了其時「統識秩序」,獲得人民擁戴兼高票當選,納粹黨從此正式登上德國的政治舞台,導致各式人為災難。

說到底,墨菲承認自己的民粹主義策略,是限制於形式民主框架之下,乃至於捍衛這一套框架。在此,筆者無意踩進探討形式民主的渾水。只能說,本文重點不是支持英美式的議會民主與否的問題(這是美式民主支持者精心設計的偽命題);而是支持「一國主義」(或「一地主義」),還是「國際主義」的問題。如果您是抱持「一國主義」(或一地主義)的立場,在當今「後政治」的情境之下,自然傾向採取墨菲的「民粹主義」政策。即是說,在一國或一地的限制之下,眼前出現的各項問題被矮化或扭曲,變成一國利益之內的問題(例:新移民)。由此,你自然不想干涉全球資本主義產生的大問題、新自由主義主張的金融投機導致的經濟失衡問題,還有美元掛帥的國際經貿關係促成的國際難民問題。當你站在「一國主義」,甚或「一地主義」的政治立場時,上述問題變成局部的、侵擾個別地方(或國家)的特殊情況。但是,事實不由個人的主觀意志所左右,一切問題,終究就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產生的問題,哪怕你像墨菲掩上雙眼,故意視為不見,它的無形之手仍舊直捲全球的每一角落,包括你的藏身之所。

補充一點,墨菲認為「傳統的(左、右)疆界劃分已不勝其任」。換言之,雖說墨菲「不執著在自由—民主政治中尋求『革命性』的突破」,但她筆鋒一轉,忽然銳變起來,說要扔棄傳統的「左、右」劃分。的確,傳統的左、右劃分是有點僵化,甚是空泛,未必有效地描述具體的、複雜的政治問題,固然值得批評。然而,墨菲不是這種意思。對她來說,「左、右」分別代表兩套不同的價值系統,正由於它們的劃分(斯賓諾莎的「一切規定都是否定」原則)讓彼此沒法互通,墨菲便建議我們放棄以上的分辨準則。既然如此,我反建議墨菲老實一點,乾脆把口號中的「左翼」部分扔到垃圾桶,直接掛上「民粹主義」的頭銜便是了。至於消除「左、右劃分」的問題,墨菲再次犯上了「後結構主義者式的唯文字論」的毛病:「左、右」之分不是傳統壟斷的文化「化石」,也不是貿貿然被偶爾貼上了的「能指」,它們是根據實際的經驗事實為依據,並通過(後結構主義者喜歡說的)「字詞之間的差異所構成」的價值系統坐標。簡言之,「左、右」之分是在於它們涵蓋的意義之別,不是單一字詞貼貼拼拼那樣簡單,墨菲絕不能憑空捏造似地消解「左、右」邊界。

總括來說:一)綜觀墨菲提供的例子和思路,她仍然無法擺脫所謂的「傳統左翼的先驗限制」:經濟因素——尤其是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金融機制帶來的世界性經濟失衡問題。既然如此,筆者認為宏觀的國際政經批判(及相關的行動對策)遠比墨菲侷限於一國一地的民粹方案有效。二)根據筆者提供的「左翼民粹主義」例子(文革、赤柬),便知道以左派之名行的民粹主義方案,根本和右翼民粹(例:德國納粹)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都是民粹主義,同樣招致自我毀滅式的悲劇收場,故不宜參考。墨菲自欺欺人地舉出「民粹主義」作傳統左翼退潮的解答方案,難道她認為人類歷史還不夠血腥嗎?

 

尼采式的結語:香港問題

無論如何,政治的行動策略,與論者的政治立場是沒法脫鈎的。在香港,以左翼自居的知識份子及青年,看見譬如陳雲之流的人物,表面上嘲笑他們操縱民粹的手段,內裡卻難掩妒火,妒忌人家的號召力,能夠在網上社交媒體呼風喚雨。在此,孤軍力弱的「左翼青年」理應好好反省,問題不是民眾愚笨,所以容易被右翼煽動;或是沒有把陳雲的一些主張和議題納入己方,掉失民心。問題是你們沒有真的擊中香港政經問題的要害,從沒站在基層的角度設想。一些社運,究其底蘊,就是民粹主義。事實上,是主流傳媒及輿論機器透過樹立虛假的「敵人」及虛假的「新聞資訊」,挑動民眾的恐懼情緒,徵召而成的「人民」大多數。假如不好好考證事實,甚至罔顧現實,為捍衛既存利益關係、具備民粹傾向的社運貼金,甚或熱衷其中;那麼,這一批自稱左翼的人,理應接受現實。他們就跟墨菲一樣,這種人不過是掛上「左翼」之名,民粹主義為實,十足的投機份子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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