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一隻自命不凡的烏鴉,人生不過是行走的影子

撰文:胡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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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莎士比亞的一生,幾乎沒有誰如他一般,既穿行於倫敦的偏僻陋巷,也昂首闊步在國王的宮殿;了解窮苦百姓,也知曉達官顯貴。他以劇作探尋王者的內心,也撕下皇權的面具,在權利、戰爭、死亡、善惡、孤獨與愛的主題裡,將他們全部化為有血有肉的人。他一生寫就敘事長詩兩部,十四行詩一卷(154首),戲劇三十七部;而對於莎士比亞的研究亦是幾百年間經久不衰。1616年4月23日,莎士比亞在故鄉去世,留下我們熟悉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皆大歡喜》、《奧瑟羅》、《李爾王》、《麥克白》、《暴風雨》⋯⋯和一個關於「偉大」的代名詞。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自命不凡的烏鴉

當華彩的天主教畫作被漆成單調的白,並以「太初有道」的文字替之,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在英格蘭興起。在這場改革開始後的約三十年,1564年4月,戲劇家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在英格蘭中部雅芳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出生。據說莎士比亞的父親曾作為當地議員和市長參與了這次改革,他或許不曾想,這場改革也成為日後成就自己兒子的最初機遇:改革為奇蹟劇(miracle plays)和神秘劇(mystery plays)敲響了喪鐘,至十六世紀九十年代,走入劇場看戲成為倫敦人的日常生活,而那正是莎士比亞在倫敦開啟戲劇事業之時。

普遍認為,莎士比亞曾就讀於當地文法學校,在那裡學習歷史並接觸古代羅馬的詩歌與戲劇。初到倫敦,他在劇院打雜,為紳士們看馬,後當上僱傭演員。與同時期的「大學才子派」不同,莎士比亞的背景令他顯得格格不入,但他在戲劇上頗有野心;這也使得當時的「浪漫喜劇專家」羅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大為光火,於是有了那為人熟知的、對莎士比亞的評價——「一隻自命不凡的烏鴉(upstart crow)藉助我們的羽毛而光彩奪目。」

羅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的字跡與簽名

以劇作找尋民族認同

宗教改革後的英格蘭也急切地找尋著自己的身份認同,於是人們開始轉向歷史;由此,關注歷史成為當時的風潮。於是,莎士比亞以其歷史劇滿足觀眾的渴求,講述著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蘭開斯特王朝(House of Lancaster)和約克王朝(House of York)的世仇、戰爭、殺戮故事;而在這些故事中,他又僅僅以一個詞回應了民族身份問題——福斯塔夫(Falstaff)。

在莎劇之中,福斯塔夫(Falstaff)是一系列矛盾的性格與德性的綜合體

莎士比亞的第一部歷史劇——《亨利六世》,並非經典之作,但因傳達了「停止內戰」的思想,受到統治者喜愛。劇中,莎士比亞以玫瑰戰爭為幌子探討著那個時代的宗教分歧,也巧妙地避開了探討此類問題可能面對的牢獄之災。莎士比亞皇家劇團前藝術總監 Michael Boyd 認為,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之所以流行,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借助它們,人們可以透過歷史的棱鏡安全地討論所處時代。儘管當時的英格蘭正在尋求自我認同,但當人們討論相關議題時,還須謹慎,甚至借助委婉的言辭、含混和比喻。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則為其提供了典範。待到莎士比亞加入新劇團,寫就《亨利四世》(上、下)等傑作,福斯塔夫成為了他一系列歷史劇中的核心人物,並藉以描繪著一個完整的英格蘭社會圖景。福斯塔夫這個落破貴族,混跡於市民之中,是一系列矛盾的綜合體——他怯懦、憤世嫉俗、精於算計,亦聰明絕頂、熱情洋溢、和藹可親。這個超越了時間、擁有諸種功能的、複雜的形象如同英格蘭的化身,所有民族性格——機智、諷刺、無理、充滿活力、豐富多彩又喧囂粗暴、狂野不羈,都從他身上流露出來。至此,莎士比亞巧妙地回應著「What is England?」的問題。

莎士比亞《亨利四世》(下)

除了鮮明的人物,莎士比亞還用語言記錄並創建他的國家。莎士比亞的語言在不知不覺中成為英語言說者的思考方式,從詞彙到俗語,甚至是句中的節奏,都在渾然不覺中成為人們日常的講話方式,塑造著英格蘭的民族性格與自我意識。

一千個哈姆雷特

所謂「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作為莎士比亞戲劇創作的最高成就,《哈姆雷特》(Hamlet)在幾世紀的批評家眼中亦呈現出不同面貌。

在這個講述王子復仇的故事中,哈姆雷特的形象從十七世紀充滿英雄氣概的可愛王子,到十八世紀,擁有「特別敏感的心靈」,一世紀間呈現出了豐富的不一致性。而到了浪漫主義時期,哈姆雷特的「智性力量」(intellectual power)被發掘。施萊格爾(A. W. Schlegel)認為:是哈姆雷特的思辨傾向使他無法聽從父親的鬼魂,殺死叔父進行報仇。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看到的也是一個無法停止思考的哈姆雷特,而這種無休止的思考和猶豫,促使了他在行為上的逃避。此後,布拉德雷(A. C. Bradly)在補充了黑格爾的悲劇理論並將其用於莎士比亞研究後,重構了哈姆雷特的敏感,並將其稱作一種病態的猶豫,起因是哈姆雷特母親帶來的道德震撼。布拉德雷留下的這個「分裂的哈姆雷特」,在美國學者蘇珊・伍福德(Susanne L. Wofford)看來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只有一步之遙。

佛洛伊德:夢的解析

佛洛伊德與哈姆雷特

而佛洛伊德也在對比了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後,給出了自己聚焦於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的精神分析闡釋,他認為:「《伊底帕斯王 》中,(慾望)背後的童年幻想被帶到明處,而且像它在夢中那樣地實現。這在《哈姆雷特》中卻始終被壓抑——正如在神經症患者中那樣——只能從壓抑的結果中窺探其存在。」在佛洛伊德看來,哈姆雷特並非不敢行動,但他始終無法殺死弒父娶母的叔父,因為這個人正展示了他自己壓抑的童年慾望。也就是說,哈姆雷特的延宕是其潛意識中的伊底帕斯情結在作怪。

刺盲自己雙眼的伊底帕斯王

歐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進一步研究後指出,哈姆雷特其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壓抑。因為,他並非沒有能力執行復仇的任務,而是遲遲不願(cannot will)執行,但作為一個善於反思的人物,哈姆雷特在獨白中卻從來沒有提起過自己的這種排斥與抗拒,那麼,只有一個可能:就是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內心衝突。然而,主體意識不到的精神傾向,可以通過某些種外在表現而被一個訓練有素的觀察者察覺,這也是精神分析作為研究方法的價值所在——瓊斯就從中發現:哈姆雷特的藉口,便是他的心理逃避機制。他在猶豫的過程中為自己找了頗多藉口,例如懷疑父親鬼魂的真實性,認為復仇的時機不當等。瓊斯更明確地解釋了伊底帕斯情結在哈姆雷特面對叔父時的顯現。他認為,哈姆雷特的困境在於其所面臨的矛盾:一方面,娶了自己母親的叔父使他意識到內心的慾望;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懷揣著復仇的任務。於是,哈姆雷特越是憎惡自己的叔父,無意識中被壓抑的情結越是突顯出來。由此,在這個猶豫而矛盾的過程中,哈姆雷特進入了一種麻痺(paralysis)狀態,這種狀態不再是身體或能力上的無能,而是理智上的懦弱,即不願再探索自己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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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形式主義批評者那裡,哈姆雷特被視為只見地獄不見天堂的死亡使者,而全劇的主題便是死亡;在解構主義批評者那裡,《哈姆雷特》顛覆了有序的線性結構,而這種顛覆性也將其與政治和意識形態聯繫起來。

對於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來說,莎士比亞「發明」了人類,是生活「強大的先驅」;而莎士比亞只說:「人生不過是行走的影子。」(《馬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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