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歧途》:日本如何與法西斯意大利、納粹德國組成軸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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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摘自馬國川《國家的歧途:日本帝國的毀滅之路(1912—1945)》。作者整理1912年大正時期至1945年二戰結束的日本歷史,重述當中的重要歷史人物與事件,勾畫日本如何從一個曾經充滿希望的新興國家,最終走向戰爭的歷程,並分析了日本為甚麼會走上自我毀滅的內在原因。本文為書中〈「不要錯過這班車」〉一章,講述日本與法西斯意大利、納粹德國締結成軸心國聯盟的過程。

如果我們穿越歷史回到1940年上半年的日本,就會聽到日本朝野上下都在說「不要錯過這班車!」這不是電影裡的流行語,也不是對這個國家發展的期盼,而是希望日本搭上法西斯主義的車,與希特拉的德國、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結盟。

當時日本認為,這是一班通往民族復興、大國崛起的快車,千萬不能錯過。只有後人才清楚地看到,日本要搭上的這班車,其實正在駛向民族災難的不歸路。一位記者在戰後反思說:「那時整個日本都瘋了!」

墨索里尼與希特拉(Wikimedia Commons)

其實,即使作為一個失去理智的國家,日本的行為也是有自己的邏輯的,不管這個邏輯是多麼可笑。如果說當時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另一種就是「日本邏輯」。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和英、美等西方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但是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改變了亞洲的地緣政治格局,引起英美等國的強烈不滿。1933年2月,國聯大會以42票贊成,1票(日本)反對,通過《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決議,重申不承認偽滿洲國,要求日本「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行政完整」。然而日本並沒有反思自己的行為,反而認為這是英美等國的欺侮,退出國際聯盟,在國際社會陷入孤立。這不但沒有讓日本警醒,相反,民族「自信」進一步膨脹。就像陸軍省新聞班發表的一個小冊子裡所說:「現今的非常時局又是以滿洲事變和退出國聯為轉折點,是賜予皇國的一個光榮的非常時期。」

1932年時的李頓調查團(Wikimedia Commons)

喪失理性的不只是一個日本。如果說日本是國際社會在亞洲的「異端」,那麼德國、意大利則是歐洲的「異端」。彼時,墨索里尼、希特拉已經先後登上政治舞台,法西斯主義嶄露崢嶸。只是因其尚未成氣候,所以還沒有那麼猖獗。不過,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之舉,「鼓舞」了這兩個野心勃勃的獨裁者。因為他們看到,日本侵佔那麼多中國領土,國際社會卻無法對其實施有力制裁,任其逍遙法外。

於是,就在日本退國聯6個月後,德國為了擺脫凡爾賽體制的束縛,也退出國際聯盟。希特拉還公開批判以英美為主導的國際體制,表態要重新武裝德國。意大利則不宣而戰,悍然入侵非洲東北部的埃塞俄比亞。這些舉動極大地動搖了國聯構建起來的國際秩序,三個法西斯國家由此相互走近,抱團取暖。

1936年11月,日本與德國在柏林簽訂《日德防共協定》。此舉引起英國的警惕。日本政府指示駐英國大使吉田茂說:「此協議最終目的是反共,並不包含其他意思。要從這個意義上取得英國的諒解。」這當然得不到英國的諒解,吉田茂本人也不這麼看。他堅決反對與德國簽訂防共協定,因為在他看來,希特拉是暴徒,納粹黨是無賴集團。多年以後他在回憶錄裡說,「我所以反對簽訂反共協定,是因為我感覺到儘管軍部說反共協定只不過是反共的意識形態問題,但這完全是表面上的藉口,骨子裡顯然是想借聯合德國對抗英法並進而對抗美國。」

《日德防共協定》日文版原文件(Wikimedia Commons)

事實確實如此。當時日本的軍部根本不把英國看在眼裡。它認為英國已是夕陽西下,取而代之的應該是日本。日本應該和以迅猛之勢興起的德國攜手,實現強強聯合,打破英美主導的世界舊格局。英美式民主已經失去了吸引力,主導未來世界的應該是日本和德國式的新力量。他們甚至宣稱,《日德防共協定》是「抑制對世界和平的威脅」的「劃時代」外交成果。

許多日本外交官反對這種與英美為敵的做法。在他們看來,這種合作必將發展為政治和軍事上的合作,將世界分為兩大陣營,日本失去外交靈活性和自由騰挪的空間。個別媒體也發出反對聲音。《讀賣新聞》的一篇文章批評道:「如果和法西斯國家簽約的話,會讓別人覺得日本也傾向法西斯。我們為了得到德和意這兩位朋友,失去了站在中立立場的英美兩個朋友。日德協定會加速世界的混亂進程。」

日本報紙之所以能夠刊登這樣的批判文章,是因為當時還沒有對言論進行管制徹底。等到兩年後,日本議會通過《國家總動員法》之後,言論自由就徹底喪失了。

可是,這些反對聲音太微弱了,根本不足以抑制軍部的野心。尤其是當第二年,意大利也參加這個反共協定之後,一個灰色的軍事同盟隱然成形。

1938年報章報導《國家總動員法》簽署(Wikimedia Commons)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受到英美等民主國家的強烈反對。日本一方面在國際社會備受孤立,另一方面因為中國的頑強抵抗而深陷戰爭的泥沼。恰在這時,希特拉通過威嚇等手段,取得了蘇台德地區。德軍進駐捷克斯洛伐克,一時威勢赫赫。日本願意加強與德國的合作,藉此加強國際地位,孤立中國。希特拉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需要日本在牽制英法軍事力量方面發揮作用,承認了「滿洲國」,同時策動強化德國、意大利、日本三國的合作。

1938年初,德國外交部長提議,結成三國同盟。此事成為日本政治和外交的最大議題,全國輿論分裂成贊成和反對兩派。內閣更換了五次,有關的內閣會議也重複了70次以上的沒有結果的馬拉松式的討論。

海軍是反對力量的大本營。和封閉而自大的陸軍不同,日本海軍高級將領頗有世界眼光,深知英美等國實力強大,日本絕非對手,三國同盟會「把英美變成敵人,招來日美戰爭」,導致大局潰敗。海軍大臣米內光政、次官山本五十六、軍務局局長井上成美軍等三人挺身而出,積極反對。右翼對三人恨之入骨,密謀暗殺。面對各種暗殺消息,三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山本五十六為防不測,還專門在自己的房間裡放置了機關槍。最終,三人都離開了海軍總部,日德意軍事同盟主張開始佔據上風。

大日本帝國海軍戰艦大和號(Wikimedia Commons)

在走向三國同盟的同時,日本還掀起了排英、反英之風。此時的媒體已經完全成為陸軍的傳聲筒,它們一方面指責明治時期以來日本外交「缺少自重」,存在「恐英論」「軟弱論」,把本國政府貶得一無是處;另一方面攻擊英國的國體和英國歷史,辱罵英國國民的品性。八家最有影響力的報紙竟然聯名發表對英共同宣言,強硬地宣稱:「英國自中國事變爆發以來,一直曲解我帝國公正的意思,並策劃實施援蔣戰略,至今不改,導致了多起不幸事故的發生,對此我們深感遺憾。」

輿論煽動起民眾的反英情緒,軍部趁機鼓動人們上街。以1939年4月在中國天津的英國租界裡發生的抗日恐怖襲擊為藉口,右翼團體展開打倒英國的活動。內務省也動員自治團體和在鄉軍人會等右翼勢力,開展全國性的集會和遊行。警保局的一位警官拒絕反英遊行的要求,結果被咒罵為「海軍養的狗」。

大日本帝國陸軍軍旗:十六條旭日旗(Wikimedia Commons)

這些行動導致英日兩國關係緊張,陸軍藉此賣力地推動三國同盟。可是就在這時,德國卻戲耍了日本。德國與日本簽訂《防共協定》,本來是以蘇聯為潛在敵人,然而1939年8月23日,希特拉違反《日德防共協定》,單方面與蘇聯締結《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日德同盟的談判因此陷入僵局。

回顧歷史就會發現,日本走向二戰深淵的道路上,其實也有一些可以避免災難結果的機會。1951年,吉田茂首相曾密令外務省研究「日本在戰爭中的外交失敗以及外交過錯」。直到半個世紀後的2003年,該報告才正式出版。這本書總結了五大外交失誤,其中第三條是「錯過了多次外交轉換的時機,錯判了回頭的時機。」1939年8月就是難得一次的「回頭的時機」。假如日本由此認清德國的面目,重新界定自己的外交戰略,那麼它有可能糾正自己的錯誤,此後的命運也可大為改觀。遺憾的是,日本沒有抓住這次機會。

1939年9月1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締結一星期後,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軍勢如破竹地佔領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震驚了整個世界。德國的羞辱被迅速忘記,日本報紙全部都在報道德國最終將取勝的消息,作有利於德國的宣傳。大多數日本人相信,德軍不久將在英國本土登陸,歐洲將成為希特拉的天下。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在日記裡說,德國的「輝煌成功在日本人的頭腦裡起了烈性酒那樣的作用。」於是,「不要錯過這班車!」就成為日本的口號。日本國民在中國的泥沼裡已然筋疲力盡,夢想在與德國的同盟中求得光明。

1939年簽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Wikimedia Commons)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一屆內閣首相近衛文麿任命松岡洋右為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曾在美國西海岸的俄勒岡大學學習過,深知美國的國力是不可估量的,向來討厭德國。在德國違反《日德防共條約》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後,他曾說:「德國善於利用別國滿足自己的慾望,即使違約也不幹被他國利用的蠢事。和他們接近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都上過當。」

可是甫一上任,松岡洋右就一馬當先,奮力執行軍部的政策,積極推動與德國結成以美國為假想敵的軍事同盟。松岡洋右自己解釋說,這樣做是為了「曲線救國」,美國因德日同盟而不敢與日本開戰,會調整與日本的關係,最終增進日美兩國的親善關係。這位自負的外交大臣說——

現在,日本的政治家如果公開反對軍部的意志,將會失去其實現政治理想和外交策略的機會,這已有許多前車之鑒。表面上隨聲附和軍部的方針,暗中糾正他們的方針,不使國家越軌,這也是必要的謀略。據說軍人頭腦簡單,這也就使我們有運用這一謀略的餘地。

我所說的改變國策,意指通過這種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融合而提出的新策略。我承認,欺騙第三國、欺騙軍部這樣的謀略絕非值得稱讚。但是,日本現今處於生死存亡關頭,採取這種權術也是迫不得已啊。(轉引自《吉田茂傳(下)》

原彬久《吉田茂-尊皇の政治家-》(岩波書店)(Twitter@fti_ymmt)

2003年外務省出版的「日本在戰爭中的外交失敗以及外交過錯」的研究報告指出,日本外交的失誤之一是「沒有決斷力和執行力」,「特別是外務大臣本可以用職務為賭注起來堅決反對軍部,那樣就可以制止事態的發展,但外務大臣卻沒有勇氣。」對於松岡洋右來說,這段批評是完全正確的。松岡洋右在國家大事上竟然沉迷於「權術」,妄圖以瞞和騙的方式來達到反對軍部的目的,不就是「沒有勇氣」的懦夫行為嗎?

當時,樞密院議長質疑松岡洋右的做法會適得其反,「勢必導致美國極力加強對日施壓」。松岡洋右辯解道:「我認為,美國誠然會強硬一時,但會冷靜地權衡利害得失,恢復冷靜態度。」不過在質疑者的步步緊逼下,他也不得不承認,「美國是越來越強硬從而導致更險惡的事態呢,還是冷靜地進行反省呢,其可能性各佔一半。」

就是懷着這樣的「賭徒」心態,松岡洋右將外務省的有識之士清除,迫不及待地尋求與德、意的結盟。在他擔任外務大臣兩個月後,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國同盟簽字。日本如願以償,沒有「錯過這班車」。

簽署《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Wikimedia Commons)

社會各界為此歡欣鼓舞,即使有一些媒體人質疑三國聯盟,但是沒有一張報紙把心中的反對意見用筆寫下來,而是為三國聯盟歡呼。《朝日新聞》政治記者熊谷正彌後來回憶說:「日德意三國同盟是走向世界大戰的重要一步。但對此狂熱支持和歡迎的言論、進行報道的人是很多的。我認為這是和夢遊病差不多的心醉狀態。而最近觀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以後,才發現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會有一大群患夢遊症的心醉者。」

「心醉者」用文字留下了「夢遊症」的證據。一家報紙的社論說:「這是國際史上一次劃時代的壯舉,為此感到無比歡欣。無論遇到甚麼困難,都應該全國上下一心努力突破。」另一篇社論則用詩一般的語言說:「在世界的黎明之前,新世界的王者日德意三國進一步加強了密切聯繫,這決定了將來的歷史,同時像春風播撒種子一般,把新的希望撒在了地球上。」

可是後來的歷史證明,這不是甚麼「春風」,而是一股邪惡的「颶風」,它們將世界捲進「二戰」的驚濤駭浪。

二戰時期的《朝日新聞》

《朝日新聞》曾是一家敢於反軍閥的報紙,因此還受到美國密蘇里大學的表彰。戰後,該報主動承認了自己的戰爭責任,認為日德意三國同盟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直接原因,對自己當時沒能夠進行任何批判展開了自我批判——

導致大戰的原因之一的加入三國同盟時,我們也沒有嘗試進行一言半句的批判,沒有進行過一下反擊。對於這樣的事實,我們必須認真承認並加以謹記。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行為的確讓自己覺得臉上無光,感到刻骨銘心的後悔。

至於那位自信通過「曲線救國」的方式來改善日美關係的避開戰爭松岡洋右,在戰後被列為甲級戰犯,受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其實,在日軍攻擊珍珠港的那一天,他就追悔莫及地說:「三國同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敗,越來越向壞方向發展,我就是死也不能瞑目!」

對一個後發國家而言,在發展的過程中確實需要「搭車」。但是在世界的大道上有許多車輛,有向前奔馳的,有徘徊不前的,也有逆行的。到底應該選擇搭甚麼樣的車,需要認真選擇,選擇的標準是國際正義、世界和平的「交通規則」。就像吉田茂所說:「國際信用重要的是基於正義進行外交。外交以國家利益為上毋庸贅言,但即使是本國利益,也分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基於國際正義的外交也有被惡勢力所戰勝的情況。就長期來看,正義外交一定符合本國利益。」假如一味在意眼下國際形勢的變幻,拘泥於外交小利,昧於大勢,就會搭錯車,那麼即使是一個國勢向上的新興大國,也必然後「車毀人亡」。日本帝國就是前車之鑒,後來者能不慎乎?

《國家的歧途:日本帝國的毀滅之路(1912—1945)》

作者|馬國川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本書內容獲「中和出版」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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