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判斷力是最根本、最典型的政治能力|沈昌鎮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作者|沈昌鎮

從惡的平庸性到人類判斷力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完成1958年的作品《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之後,就一直在思考人類的「內在」心智活動的政治意含與可能造成的政治後果。這個寫作計畫一直持續到鄂蘭生命終結之時都沒有停止。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這個鄂蘭在觀察艾希曼大審時所書寫的報導評論中提陳出來的概念:如果我們放棄了思考與判斷的能力,我們將可能犯下令人十分難以想像的極端之惡。換言之,「惡」並不源自於某種扭曲的、變態的人性上頭,而是根源於我們的每日生活之中——根源我們的放棄思考、放棄判斷的習慣之上。

漢娜.鄂蘭:極權下平庸之惡

值得注意的是,在寫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時候,鄂蘭還沒有對思考與判斷進行明確的區分。隨著鄂蘭對人類內在心智活動與其政治意含之探究的時間拉長,這二者的區分也愈來愈明確。對本文最重要的一點是,鄂蘭不只一次地強調:人類的判斷力是一種很特殊的能力:它是最根本、最典型的政治能力(the political faculty par excellence)。判斷力與理性思考的能力不同,後者的最特殊之處在於能夠進行邏輯推演,能夠進行一般化(generalize)與普遍化(universalize)的思考,從而能夠處理抽象的、普遍性的事物或概念。判斷力則十分不同。當我們在進行判斷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先把被評價的事物提陳到我們的思維活動當中,再現它、品味它、處理它,從而形成我們的判斷:「是好的」(THIS is good)、「是美麗的」(THIS is beautiful)等等。也就是說,當我們真正使用判斷力在評價一個事物的時候,我們是根據它的獨特性來進行判斷;用鄂蘭的話來講,就是將「特殊物件就其特殊性」來進行判斷(to deal with “particular qua particular”),而非將「特殊性遞交於通則性」(to subsume the particular under the universal)之下的一種認知活動(後者例如當我們在品嚐一杯飲料時,發現「它是一杯咖啡」:這是一種認知性的判斷活動,而與思考的關係較為密切。鄂蘭探討的重點則專注在評價好壞、美醜、喜惡等等面向的「美學判斷」上。)

艾希曼大審訊:我沒責任,我沒有罪,我沒殺人

判斷力的形式與角色

舉例來說,當我「真正」在評判我眼前的這一杯手沖咖啡的時刻(今天早上才剛剛沖好的「這」一杯咖啡),我並非在攝取某種抽象的、一般性的咖啡因飲料(它是一杯咖啡),而是會品味這一杯咖啡它的香氣、前味、豐厚度、果酸、後韻⋯⋯等等。也就是說,我是將這杯咖啡當做在時間性與歷史性的意義上,具有特殊性的一杯咖啡來品嚐,而與其他地方、其他時間所作出來的咖啡不相同──當我在品味、評價眼前的「這」杯咖啡時,它就形成了一個獨特的事件。因此,鄂蘭所說的 particular qua particular(特殊物件本身的特殊性),並非是對立於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存在物,而毋寧說是一種獨一性、獨特性(singularity)。

(Unsplash: Christiana Rivers@christiana)

就另一個角度而言,當我們在使用判斷力的時候,我們乃是作為一個「主體」來進行判斷(「喜歡/不喜歡它」):這是「我」的判斷。換句話說,當我們在判斷的時候,我們自身乃是作為一個獨特的個體來進行判斷的。因此,在進行判斷的過程中,不僅如前所述,被評價的物件獲得了獨特性;與此同時,進行評價的主體也獲得了獨特性──是當下的、「這個」獨一無二的「我」在品嚐「這」一杯咖啡。

因此,就主體與客體兩方面來說,鄂蘭說,判斷力的基本公式是 THIS pleases / displeases ME(「使我感到喜歡/不喜歡」)。從現象學的角度而言(鄂蘭與德國現象學的密切關係就不用多說了),並非預先存在一個主體然後對客體進行判斷,而是判斷力的活動(the judging activity)、判斷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judgment)同時建構了主體與客體。更重要的,接續前一點的討論,判斷力同時建構了評判主體與被評價客體的獨特性(Judgment entails the singularity of both the judging subject the object judged.)。如果說,自由與責任是一個與「個體的獨特性」密切相關的議題,那麼我們可以說,正是判斷力同時提供了自由與責任的基礎(Judgmen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both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德國觀念論(上):康德

需要注意的是,鄂蘭絕非一個自由主義式的個人主義者。鄂蘭在1970年的秋季班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開設了一門關於康德《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的講座。透過對《判斷力批判》的批判性閱讀,鄂蘭指出,正是《判斷力批判》而不是康德其他的「政治寫作」,是康德所有著作中最具有政治哲學特性的作品(沒有「之一」)。從這個講座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鄂蘭很謹慎地不讓判斷力成為一種唯我論(solipsistic)的心智活動。在這個講座中,鄂蘭特別強調康德對於 sensus communis 的討論。所謂的 sensus communis 就是 common sense;而這個 common sense 不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常識」,確切地說,它就是一種 community sense(社群意識)。台灣的李丁讚老師將其翻譯成「共通感受」,是一種社群感、共同感,一種關於「我群」的感覺意識。它是一種感覺意識,也就是一種前理性的、隱微的、不言明的意識感受。當我們在進行判斷的時候,我們所根據的並不是純粹主體性的個人喜好,反而是,在形成判斷的過程中,我們所依據的正是這種共通感受、這種隱而不顯卻影響著我們進行判斷的 sensus communis。換句話說,判斷乃是建立在想像中的他人在場並進行潛在同意的基礎之上;判斷不僅「依據」(according to)共通感受作為標準,並且「訴諸」(appealing to)社群意識的認可。當我們在進行判斷的時候,我們絕非作為一個原子化的個人在進行判斷,而是作為一個潛在社群的成員在進行判斷(當我對這一杯咖啡是否好喝形成我的判斷時,我也同時期待他人能夠認可我的判斷)。也就是說,判斷力為一個潛在的「我們」的建構提供了基礎;與判斷的形成共同浮現的,正是一個最原初意義上的公共領域。

鄂蘭《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從《The Human Condition》到《The Life of the Mind》中的判斷

如前所述,鄂蘭在1958年寫完《人的境況》之後,特別是歷經了1960年代關於艾希曼審判的後續爭議事件之後,就不斷地思考人類各種心智活動的政治意含與政治後果。值得一提的是,《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並非鄂蘭自己原先設定的書名,而是來自於出版商所給的一個明智建議。原本鄂蘭自己預想的書名野心並沒有這麼大,而是先暫定成 Vita Activa(這個拉丁文字面意思乃是「活動著的生命」),目的在探討三種人類在顯現世界之中的活動:勞動(labor)、製作(work)、與行動(action)。我們可以這麼說,在「人類的生存境況」這個更大的寫作計畫之下,其實分成兩部作品,一本就是1958年所出版的《人的境況》(也就是Vita Activa),探討人類的三種「外在」的顯現行動;而相對於此,鄂蘭在生命結束前幾年的另一項寫作計畫乃是探討三種「內在」的心智活動:思考(thinking)、意志(willing)、與判斷(judging),也就是 vita contemplativa(這個拉丁文的字面意思乃是「沉思的生活」)──真正的「人的境況」其實包含了 Vita Activa 與 Vita Contemplativa 這兩個子計畫,也就是包含了「外顯生活」與「心智活動」的兩個面向的討論。可惜的是,鄂蘭最終能沒夠完成這本書的寫作──1975年底的心臟病發,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遺憾。鄂蘭死後,由她的好友 Mary McCarthy將已完成的前兩卷處理「思考」與「意志」的部份,於1978年出版成《The Life of the Mind》(中文版翻譯成《心智生命》或《精神生活》)。我們終將無法得知鄂蘭最後對「判斷」的處理為何。

鄂蘭《The Life of the Mind》(Mariner Books)

從進行判斷(judging)到形成判斷(judgment),其實是一個從內在的心智活動到形成一個外顯的話語行為(speech act)的過程;也就是說,判斷就其整體而言,是一個在世界中顯現(appearing in the world)的過程。雖然鄂蘭打算在The Life of the Mind中處理判斷力,但實際上,判斷不全然屬於一種內在的心智活動,而是橫跨在 vita contemplativa(心智生命)與 vita activa(外顯活動)的分界線上;或用希臘文來說,橫跨在 bios theoretikos(理論性的生命)與 bios politikos(政治性的生命)的分界線上。用我們現在的話語來理解,也可以說,判斷力橫跨在所謂的「私領域」(主觀的思考意志感受)與「公領域」(客觀的顯現世界)的分界線上。接續前面所討論過的,判斷力不僅同時建構了主體與客體的獨特性,從而為自由與責任提供了基礎,它的活動同時也建構了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形成與劃分。

於是,我們看到,雖然鄂蘭打算在《The Life of the Mind》中處理思考、意志、與判斷這三種心智活動,但未完成的第三卷──〈判斷力〉──其實將再度回到顯現世界,或者說,回到 vita activa 與 vita contemplativa 的基礎形成結構上,回到本體論意義上的、作為政治存在的人類活動與生存境況的討論上──這也是真正的 《The Human Condition》這個書名所提示的總計畫。這也是為什麼,鄂蘭會多次強調判斷力是人類最基本、最典型的「政治本領」(political faculty)的原因。雖然鄂蘭的遺作未能完成第三卷「判斷」的部份,但我們或許可以大膽猜測──根據鄂蘭整體作品對判斷的討論──也許她所設想的〈判斷力〉就包含了前面我所探討與推演的這個特徵。(為了表明我對鄂蘭的判斷,即,我寫作的自由與責任,我必須坦承,本文絕大多數的黑體字乃是我對鄂蘭觀點的進一步闡述,而非鄂蘭的原文。)

於是,我也猜想,鄂蘭不會不同意我假她之口,如此般地改寫康德那句有名的啟蒙格言,作為本文的結尾:

「因此,鼓起勇氣去使用你自己的判斷力吧!」

參考文獻

鄂蘭討論判斷力的篇章主要散見以下作品之中:

Arendt, Hannah. 1961. “The Crisis in Culture: Its Social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Six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197–226.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Arendt, Hannah. 2000 [1967]. “Truth and Politics.” In The Portable Hannah Arendt, edited by Peter Baehr, 545–75. New York: Penguin Books.

Arendt, Hannah. 1978. The Life of the Mind, Vol. 1. Think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Arendt, Hannah. 1978. The Life of the Mind, Vol. 2. Will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Arendt, Hannah. 1992.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by Ronald Bei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rendt, Hannah. 2003.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Edited by Jerome K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來稿不代表01哲學立場】

_________________

下載《香港01》App ,按「+」號加入《哲學》搶先看文章: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