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 建立全球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

撰文:方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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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俄語: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英語:Leon Trotsky, 1879 - 1940)是一位國際知名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軍事家及理論家。相信不少研讀政治理論及近代史的讀者,都聽見過他的名字。托氏畢生為了共產主義的理念而奮鬥:他加入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團隊,策動十月革命,建立紅軍,及後籌建國際主義組織——第四國際(Fourth International),不一而足。在晚年的流亡歲月裡,被蘇聯開除黨籍、沒收權力的托洛茨基,被政敵史太林(俄語:Иосиф Сталин;英語:Joseph Stalin)派來的殺手刺傷。蘇聯特務以銳利的破冰斧鐅進其後腦,傷勢慘重,翌日(8月21日)宣告不治。一代革命領袖命喪於墨西哥城,享壽60歲。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托洛茨基主義

於上世紀初,截至蘇聯建立初期,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別具威望,是與列寧比肩的領袖人物。直到列寧死後,史太林臨危上場,成為蘇俄的最高領導人時,情勢便扭轉了。史太林將托氏排出管治團隊之外,除其黨籍,杜絕他的政治權力。此外,黨內的輿論機關把托洛茨基標籤為無事生非的異見份子,將其言論和政見稱為「托洛茨基主義」,並加諸打壓。相對當時官方認可的「馬恩列史」,「托洛茨基主義」被視為異端邪說,甚至被譏笑為「庸俗的無政府主義者」,專唱反調,是蘇聯及其盟友務必清除的「反革命份子」。

「托洛茨基主義」的內涵,又是否真的如此淺薄?對於托氏本人而言,若所謂「托洛茨基主義」是指其言論及主張,那麼它們不是什麼新奇的獨創事物,只是他遵照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等人的原則和指引,就現實情況所作的一系列政治判斷,故然是嚴謹遵循唯物辯證法的思想產物。

翻查史料可看,托洛茨基的失勢,是黨內權鬥的結果,源自他與史太林派系之間的爭執,當中涉及蘇維埃對外政策及對內治黨的問題。托、史之間的一個重大分歧,在於托氏主張國際主義,以在世界資本主義(或按今天的語境來說: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政經結構)的陰霾下,建立相較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政經聯盟。概言之,托氏的願景是隨著「社聯體」逐步抗衡跨國的帝國主義,它的範圍逐漸擴大,最終形成世界的社會主義同盟,繼而消除各地的國家機器,一併羽化成全球範圍的共產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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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太林(及其後繼者)則退守於「一國社會主義」,相信單憑一國之力足以建設社會主義過渡期,並以保存蘇俄國土安全為最大的行政和軍事考量。面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除了叫他們仿效「一國」主義,史太林也一律以封閉的外交策略等視之:國與國之間只有短暫的軍事合作,沒有長遠的經濟協同發展(補:當然,這個問題是雙向的。比方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成初期,深受「馬恩列史」影響的毛澤東管治團隊,也是採納了「一國社會主義」立場,甚至想演化出「一國共產主義」。他們封鎖了中國的對外經濟貿易,並在中國境內進行共產社區實驗,結果引發連串災難。同樣例子,當然少不了由波布領導的赤柬。據說當年和越共互相敵視的紅色高棉,是仿效毛澤東的做法;他們在不發達的經濟地區,強行舉起「一國社會主義」的旗幟,甚至直接廢除貨幣交易系統,以及加速生產,最終把人倫關係倒退為血腥的主奴關係,柬埔寨淪為人間煉獄),埋下他日蘇聯內部分裂(繼而瓦解)、資本主義復辟等的危險因子。毋寧說,基於上述種種,難怪史太林在二戰初期會主動跟納粹德國簽定互不侵犯協議書了。從托氏的角度來看,即便是負責「輸出革命」、處理國際事務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在史太林的領導之下,也(毫不意外地)淪為一班投機取巧的機會份子,從沒發揮好作為國際政治組織的功用,志在散播有害的「一國」主義。正因如此,托洛茨基才銳意建立新的國際革命組織:第四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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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革命論

惹起爭議的,固然還有托氏的「不斷革命論」。它牽涉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辯證關係。

「無產階級以民主革命領導者資格取得政權,必須而且很快地就要遇著一些與深深侵犯資產階級財產相關的任務。民主革命直接生長為社會主義革命,因之成為不斷的革命。」——《不斷革命論提綱》第8條

事實上,有違於馬克思本人的預測,其時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如英國)沒有爆發工黨革命,繼而演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反倒是俄羅斯、中國及其他落後的社會——一些資本主義並未茁壯成長的封建國家——爆發了革命,進而變成社會主義國家,並試圖蛻變成共產主義社會。理論上,後者是急跳步,因為這批國家的經濟條件毫不理想,工業化生產仍屬少數,貧農佔整體人口的多數,不具備「轉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充分條件。

就此,在十月革命前夕,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展開了連番激辯。其中,孟派思想家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 1856-1918)揚言,既然俄國的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馬派份子理應循序漸進,退居其次作議會鬥爭,並先深化俄國的經濟改造,加速工業發展,留待「適當的時機」才鬧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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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漢諾夫口中的瘋子列寧,當然是抱持相反的立場。這位布爾什維克的領袖認為時機已到,他寫下了著名的〈四月綱領〉,呼籲工人階級推翻組成不久的資產階級政府,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否則將錯失百年難遇的良機。普氏和列寧之爭,不宜視作賭運氣的投機主義,内裡掩藏了馬派原理的問題。追隨列寧步伐的托洛茨基,詳細地分析箇中原理:他總結俄國的革命經驗(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斷定生產條件不足的落後國家,必定依靠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扶助,才能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落後的殖民地,它可能化作民族主義革命)。其後,變革後的落後國家,在加速工業化和生産量的進程中,恰如所有奉行資本主義的社會,它漸漸形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二元對立。故此,工人階級政黨必須進行新階段的革命,取締富農、資產階級,乃至於官僚化的執政體系,否則有以下的不同情況:一,被帝國主義集團圍剿,孤立的工人國逐漸減弱,繼而消耗殆盡,土地和人口隨即被跨國的金融資本瓜分;二,執政黨病變,變成官僚化系統,他們壟斷工人階級的生產工具,腐化一切社會主義制度;三,帝國主義在國內尋覓代理人,促進國內的資本主義制度復辟。故此,為免革命事業付諸流水,托洛茨基主張「不斷革命論」,慎防上述種種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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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與中國

主張國際主義路線的托氏,生前一直關注中國的情況。同時,托、史之間的爭端,亦蔓延至中共政策的議題上。托、史各執己見,在蘇聯內部引起紛爭,最終直接衍生了中國的托派組織。譬如說,在國共合作方面,根據托氏的分析,中國共產黨不宜加入國民黨;相反,史太林認為中共與國民黨理應結盟,強調「民族主義」為適當的統戰口號,甚至有「滲透國民黨成社會民主主義組織」的奇想。要知道,上述爭議不單是策略問題,還是判斷力的問題,它足以影響中國政治局勢的長遠發展。根據勢情分析報告〈中國革命與第三國際任務〉,史太林派斷定「封建殘餘乃中國種種壓迫的佔優因素」,所以認為由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組成的國民黨有著「積極的革命性」,更三番四次邀請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

總言之,史太林派建議中共舉起民族革命的旗幟,團結民族資本商人和小資產階級;相反,托氏要中共堅定地走(馬列式的)工人階級政黨的路,不要以民族主義為先決的行動策略。結果,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一面主張「新民主主義」,另一面倡議「階段革命論」,另闢新路(具體地說,是中共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把王明等蘇俄直屬派系份子清除,減輕蘇俄與共產國際的影響力,促進黨內的「本土化、中國化」和毛的領導權);假若當年中共完全遵循蘇聯的指示,今天中國可能有另一番境象。當然,根據中國托派(王凡西及樓國華等人)的分析,中共走的路是成問題的:雖然礙於中國經濟不發達的困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農民社會),中共無可奈何,唯有策略上以農民為組織的骨幹,並側重武裝鬥爭;但他們(主要是領導人毛澤東)沒有好好遵照馬派的原理,清楚地區分手段(農民為主、游擊隊)與本體(蘇維埃式的工人政黨)的問題,逐漸形成順從指令的農民群眾與一小撮領導人之間的分層與鴻溝,埋下了日後中共執政時,病變成官僚體系的腐敗種子。

補充一點,托派(包括托氏本人)沒有鄙視農民,否則他們就跟本港某位發明「小農 DNA」說法的半吊子「才子」一樣卑劣。托派針對的是「農民」的經濟結構形式,及受其侷限的思維方式。社會主義者務必從工具的集中營運(非人力的集中制),還有妥善的教育方法,才能幫助農民和土地切斷「自然的聯繫」,助他們投身工人(即把自己的勞動力作商品販賣的人)的行列。相反,依賴強行的集中制,還有強硬的沒收農地手段,只會演變成血腥的鐵腕管治,完全是損人害己。實情是,儘管中國沒有發生像蘇聯在史太林時期的大規模收地暴動事件,但中共仍是走托派不主張的路。換言之,由農民組成的群眾與一小撮的領導人之間的鴻溝依舊存在。由此,中國經驗再次引證「不斷革命論」的正確性。

「在一國境界之內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設想的。資產階級社會發生危機,其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這個社會造成的生產力同民族國家境界發生衝突。由此,一方面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他方面產生了資產階級的歐洲合眾國空想。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於民族範圍內,繼續發展於國際間,最後進行於世界舞台上。這樣,社會主義革命在更新的更廣大的意義之下成為不斷革命了,只有當地球上新社會最後勝利時,這個革命才達到完成。」——《不斷革命論提綱》第10條

根據托派的判斷,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終究是工人及農民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是,它仍然有國企及計劃經濟),問題是寄生之上的官僚化執政機關,它就像寄生蟲,從中吸取營養;可是,若是全盤否定中國,便是否定了國內工人、農民階級的血汗付出、幾代人一起建設出來的成果,還有承自「孫文——國民黨」系統的五族共和宏願。

筆者最後的個人補充:任何看似「激進」的政治主張,只要它是抽離歷史,沒有認識宏觀的政經結構,未曾把握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辯證關係,終究是脫離現實的空話。哪怕它看上去佈滿馬派色彩,甚至引經據典,左一句列寧,右一句托洛茨基,並由專門字眼堆砌而成。然而,這種東西始終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從客觀上為敵陣(你叫它階級敵人又好,資本主義都好)服務,為他們叫囂。儘管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有(倒退至)訴諸純粹理性範疇的傾向,但阿圖塞有一句話,說起來是滿有道理的:意識形態是沒有歷史的(甚或偽裝成某種扭曲的歷史觀)。

阿圖塞: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反對「人道主義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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