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張愛玲・下】張愛玲「馬基雅維利」式的女性主義及其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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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上篇——【百年張愛玲・上】為何張愛玲被認定為中國最重要的作家?

張愛玲在香港大學讀到大三那年,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之後,她回到上海,開始從事寫作。當時上海的寫作環境並不算好,但左派批評家的銷聲匿跡,使其可以不受左派理論影響,培養自己的「風格」。因此,她筆下那些家族往事和男女、親子關係,既無意於徹底否定「萬惡的」舊社會,也無意於一味地歌頌革命和新社會,她更是要將處於「新」與「舊」之間的這個社會對個體與人性造成的複雜影響呈現出來。

《金鎖記》中,姜長安的戀愛對象童世舫留洋歸來,情場疲憊的他希望找一個「傳統的」中國女性。張愛玲在《傳奇》裡描寫的人物不止一次對「中國」,尤其是「傳統的」中國有著想像和追求。就這一方面來講,張愛玲沒有忽視外部社會巨變之時,舊風俗依然深入人心的現實。當諸多作家齊齊歌頌革命帶來的革新,張愛玲則觀照到人心中的感性或許未必有那麼快。她也不回避人的獸性、欲望和虛榮心,如果說古典的悲劇人物還有幾分崇高感,那一個個夾在「新」與「舊」之間的、張愛玲筆下悲劇的中國人,則活得更可怕:他們雖然在生存環境上看似從閉關自守的環境裡脫離,可是他們心靈中舊式的枷鎖仍然揮之不去;另一方面,在這些悲劇人物身上,常常是「滿懷希望忽然臨時變成失望」,並且「不論最終成功失敗,都是空虛」——這便顯出張愛玲的「蒼涼」所在,也進入了「命運無常」的永恆主題。

改篇自小說的《金鎖記》京劇海報(國光劇團)

而在敘述這一蒼涼、殘酷的主題時,張愛玲往往又能「舉重若輕」。《金鎖記》中,曹七巧並非用多麼殘忍、殘暴的手段毀掉自己的兒女,對於女兒姜長安的婚事,在童世舫面前她只輕描淡寫、若無其事地一句「她再噴兩筒煙就下來」,卻有著「四兩撥千斤」的駭人作用,反比什麼血花四濺的傷害都來得更令人驚心。

張愛玲筆下那些施虐的、扭曲的人物,又無不有著某種超越性。如果曹七巧甘心樂意地接受自己的婚姻,如果聶傳慶(〈茉莉香片〉)接受自己如繡在屏風上的鳥一般被安排的命運⋯⋯他們也或許也能得過且過、一生終了。 然而,正是因為他們想要被愛、想要超越既定的命運,在這種渴望之中,他們也付出了瘋狂乃至人性喪失的代價。

「馬基雅維利」式的女性主義

如果說魯迅在文學革命中高呼著「救救孩子」,那麼,張愛玲莫不是以一部《金鎖記》揭示了如何「害害孩子」。

從女人的「神性」到情婦哲學,張愛玲「不那麼女性主義」的女性觀點,成為她小說的另一個爭論焦點。王德威曾對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做過一番辯證的分析,並將她的女性觀點總結為「馬基雅維利」式的女性主義。張愛玲筆下白流蘇、曹七巧、鄭川娥等諸位生活在亂世的女人們,與同時代作家歌頌的女性解放、歌頌獨立、自主的新女性截然不同,張愛玲始終關心著中國女性在傳統家庭制度中的處境。

馬基雅維利:政治的重點是「實際上做什麼」,而非「應該做什麼」

這也令秉持女性主義的讀者,不乏將張愛玲的作品視作保守。不論是《金鎖記》還是後來翻譯並重寫的《怨女》,當中的女性從悲苦的受虐者最終變為殘忍的施虐者,但張愛玲從未給被困於傳統之中的中國女性提供任何衝破牢籠的解決之道。王德威以《怨女》中的銀娣為例,認為擅寫女性命運的張愛玲,展現出的顯然不是「正確」的女性主義,但卻寫出了那個時代女性缺乏獨立生存技能和資源的真相。張愛玲並不否定那些女性的墮落以及與男權社會的「共謀」,然而,「正因為她太了解女性的不利位置,她才有必要同情那些能活過男權控制下的女子——不論她們的求存之道是如何不擇手段。」

可以說,張愛玲的著眼點在於:一方面,正視女性真實慾望的多重性——那些無法簡單地被歸結入所謂「女性主義」的層面;另一方面,女性如何不得不在壓抑中扭曲自己,從而以「惡」的一面挺過數千年的男權制度。王德威認為,張愛玲描寫的女性在求存之中顯示出了驚人的力量,「憑藉這股力量,在另一時空中,女人才有了翻身做主的機會。」這未必符合女性主義者對傳統女性的想像,因為這些女性在傳統的壓迫之下,不夠「脆弱無助」,沒有完美地扮演「受害者」的形象,但這正是張愛玲能夠更加複雜地看待「性別政治」的獨到眼光。

怨女【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版】(皇冠文化)

人們常常用「天才」與「傳奇」形容「出名要趁早」的張愛玲,而她在《私語》裡卻蒼涼一句:「亂世的人,得過且過,根本沒有家。」盡寫豪門家族、男女情愛的張愛玲,自己的婚姻也並不算幸福,家族敗落之後,晚年過著清苦的生活。張愛玲的金句至今仍被複述,或許因為「張愛玲所寫的是個變動的社會,生活在變,思想在變,行為在變,所不變者只是每個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現出來足以補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僅強調優美和醜惡的對比,也讓人看到在顯然不斷變更的物質環境中,中國人行為方式的持續性。她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她認識過去如何影響著現在——這種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也因為,她舉重若輕的殘酷亦成為後世取之不盡的寶庫——讀者借張愛玲的「一針見血」,抒發生命華美表像之下,面對「爬滿了蝨子」的無力與無奈。

百年之際,我們希望通過回顧張愛玲和她的文學世界,重新憶述她其實並不止是一個為人們提供心理安慰的文化符號和流行現象;她的生活、閱歷與伴隨期間的時代背景,事實上都令她遠超出那個被包裝成了扁平化、小資、歲月靜好、不可一世等幻想中的形象。

【來稿不代表01哲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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