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極權下的「平庸之惡」及「女哲學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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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生忌。鄂蘭寫過大量政治理論書,而每當提到她,彷彿就要扯到曾是納粹黨員的德國哲學大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除此以外,我們還對漢娜・鄂蘭這名字能有什麼更深入認識呢?

海德格:為什麼要有東西存在,而不是空無一物?

極權下的反思

在說鄂蘭的著作前,必須談到她的生平。1929年,23歲年輕的她已經完成她的博士論文,但礙於她猶太人的身份,無法在當時納粹勢力已漸擴張的德國取得教授資格認可。1933年,發生火燒國會事件後,當局進行了非法逮捕,她當時正幫助猶太復國組織收集各國期刊中的反猶太言論,所以被當時的蓋世太保(Gestapo 納粹德國時期的秘密警察 Geheime Staatspolizei)逮捕並拘留在集中營八日,她逃出後被迫非法離境,前往法國。那時候開始,她無法再作為一個事不關己的旁觀者,在不斷逃離納粹的追捕和經歷過集中營的洗禮,在1951年她才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其後更成為第一位普林斯敦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女性正教授。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繁體中文版(玉山社)

其實每一個哲學家的思想都不能脫離他/她們的時代,我們讀哲學經典時,不能抽空時勢,只讀哲學家們的理論。如鄂蘭著名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討論這起歷史公案,除了是她對自己的個人醒悟,也是對世上所有人處於極權下的思想批判。

01哲學曾經刊登哲學學者戴遠雄專文討論漢娜.鄂蘭「平庸之惡」(台灣學界對「the banality of evil」的翻譯)可能引致的歧義理解,他建議可將此字更準確地譯為「惡的浮淺之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漢娜・鄂蘭論惡的浮淺之處──回應曾瑞明丨戴遠雄》一文。另外關於大審訊與「平庸之惡」的問題可以參閱以下合集——艾希曼大審訊:我沒責任,我沒有罪,我沒殺人

鄂蘭與「女」哲學家

1964年10月28日,鄂蘭接受德國記者高斯(Gunter Gaus)訪問時,問她作為女性在哲學界有如此的認可和名聲,是怎樣看待這個哲學家的身份?

鄂蘭說:「我恐怕要(對哲學家這個身份)抗議了,我不屬於這個哲學圈子,如果真要說的話,我是專於政治理論的,我認為自己既不像一位哲學家,也不覺得自己為哲學圈子所容⋯⋯你說哲學通常作為男性職業,這不會一直維持的,女性作哲學家將來是絕對可能的。」

我們不得不再次回到「哲學與女性的關係」這個討論當中,台灣「哲學新媒體」於2015年曾刊登一篇報導:《哲學排擠女性?還是給女性排擠了?》,正道出一直以來都使人反思的問題:今日可說是女性主義抬頭的世代,但哲學圈子中似乎仍面對五十年前(或更早)一樣的討論,不禁令人問「真的在進步嗎?」回望今日香港的學術圈子,男女性的比例是多少?我們很難去論斷是圈子排斥了女性,還是女性遠離了圈子。今日的【在與時】正想打開這個討論話題,讓讀者們更深入地去思考和面對「女哲學家(更多如科學家/數學家)」所引伸出來的問題。

從三部傳記電影看這問題——波娃、鄂蘭、莎樂美:為甚麼一定要標榜「女」哲學家?

延伸閱讀——漢娜・鄂蘭:判斷力是最根本、最典型的政治能力|沈昌鎮

參考文章:

哲學新媒體,《哲學排擠女性?還是給女性排擠了?》,https://philomedium.com/report/7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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