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台灣新電影旗手　捍衛「另一種電影」創作自由的宣言

1986年11月6日晚，台北濟南路69號，一棟日式老房子。

屋內明亮的燈光下，一群台灣年輕電影人聚在一起，慶賀屋主的39歲生日。兩個月後，一份名為「台灣電影宣言」的文章就會面世。

這位屋主就是台灣新電影的旗手之一，楊德昌先生。

1947年今日，楊導生於上海。兩歲時，父母為了逃避戰亂舉家移民台灣，楊的童年就在國民黨戒嚴的白色恐怖時期渡過。楊導兒時功課很差，最大的興趣是和哥哥一起畫漫畫，最愛的漫畫家就是手塚治虫，其作品對人性光輝的肯定，對他影響至深。他最初接觸電影的經驗，就是唸高中時看的荷里活電影和港產片。楊導的高中時光、被國民黨查禁的那些歷史歲月，壓迫、繃緊的政治氛圍之下默默反抗、踰越制度的一群——這些都記錄在其代表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它成為台灣新電影（亦稱台灣電影新浪潮）其中一部最重要的電影。

因為家人的意願，楊德昌就像很多「中國式好孩子」，報讀大學時選擇了控制工程學系，後來再赴美修讀電子工程碩士，接著做了七年電子工程師，人生表面上一帆風順。但就在三十歲的年頭，他希望人生有個新開始。

在美國讀工程的日子，他有機會接觸到歐洲藝術電影。有一日，他偶然地走進西雅圖一家路邊戲院，放映的是德國新電影大師荷索（Werner Herzog）的《阿奎爾，上帝的憤怒》(Aguirre, the Wrath of God, 1972)。看畢，從戲院「出來時，已經是另一個我。」楊導後來憶述。荷索電影的震撼地方，在於他證明了偉大的電影可以由一個人來做，不需要依賴大筆的投資。楊對電影的激情從此一發不可收拾，1980年回流台灣就開展他一生的電影計劃。

《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的序言

七十年代絕大部分的台灣電影，都由國民黨掌管的中央電影事業公司控制。在中影的官僚體制下，電影的題材和意識形態受到嚴格限制，台灣電影的票房亦因各種因素日漸衰落。是故，中影總經理明驥決定革新，請來兩位年輕人小野和吳念真當助手。他們倆都是現代派的文學青年，頭炮計劃就是召集四位新導演，以低成本各自拍攝四個獨立短篇，合組成《光陰的故事》(1982)。楊德昌拍攝的段落《指望》就一鳴驚人，它脫離了單線敘事的常規（多線敘事是楊導電影的一大特色），對鏡頭和燈光的運用都異常敏感，展現出有別於其餘三位導演的才華。

一般認為，《光陰的故事》是一部年輕人撰寫的宣言，它開啟了台灣新電影運動。可是，這群新導演往後幾年遭遇票房上的慘敗。雪上加霜的是，輿論更將台灣電影工業的衰落，怪罪給這群堅持獨立創作的年輕人。在這脈絡下，文首提及的「台灣電影宣言」就誕生了。宣言旨在捍衛「另一種電影」的創作自由，呼籲文化政策、大眾傳媒和評論界三大體系作出改變。後來這卻換來三大體系的反擊，電影宣言的理想抱負從未實現。楊導的電影票房也一直未如理想，直至2000年執導的《一一》，才真正獲得應有的知名度，這部電影卻成為了他的絕唱。

2007年6月29日，楊德昌先生與世長辭。

楊導遺下的電影作品為數不多，包括：

《光陰的故事》（1982）
《海灘的一天》（1983）
《青梅竹馬》（1985）
《恐怖份子》（1986）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
《獨立時代》（1994）
《麻將》（1996）
《一一》（2000）

參考書目：

尚．米榭爾．弗東著，楊海帝、馮壽農譯：《楊德昌的電影世界》，（商務印書館，2012）。
王昀燕：《再見楊德昌：台灣電影人訪談紀事》，（時報文化，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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