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就預測到特朗普會勝利?理查.羅蒂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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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出版的獨樹一幟的《築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一書中,羅蒂反對哲學參與到政治中。在這本書中,他還作出了上述的不可思議的預言。

最近國際大事的關注焦點,莫過於美國大選中特朗普當選總統。而哲學家又怎麼看這位狂人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成為世界第一大國的領導呢?實際上,除了最近齊澤克的「事後孔明」之外,早在九十年代,美國哲學家理查.羅蒂(Richard Rorty)就已經作出了近乎正確的未來預測,他認為二十多年後,我們也許會迎來一位民族主義者,來領導世界前進。

 

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這番言論的時代背景,20年前,世界各地大學裡大量的學術左派,會像現在的全球極右民族主義者一樣談論政治文化。在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中,羅蒂的名字獨具影響力。1998年出版的獨樹一幟的《築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一書中,羅蒂反對哲學參與到政治中。作為一位「老左派」(Old Left),或者他自稱的「改良左派」(reformist left),羅蒂對「文化左派」(Cultural Left)的譴責,與我們現在常聽到對它的(多是刻薄的,比如最常聽到的「左膠」二字)譴責頗為相似。

 

羅蒂還寫道,文化左派「認為文化政治高於真實政治,並嘲笑民主制度可能再次服務於社會正義這樣的觀點。」(to give cultural politics preference over real politics, and to mock the very idea tha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might once again be made to serve social justice.)他由此預見左派文化政治會引起一股憤恨的浪潮,並最終導致「學院左派號召學生抵制的所有施虐行為捲土重來。」(all the sadism which the academic left has tried to make unacceptable to its students will come flooding back.)

當然,羅蒂最為神奇的地方,就是在這本書中,他還作出了下述不可思議的預言:

 

「工會成員和沒有組織起來的非技術熟練工人遲早會意識到他們的政府根本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防止工資下降或工作機會外流。與此同時,他們可能會意識到,郊區的白領工人不會願意多交稅來為他人提供社會福利,因為他們非常擔心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

 

這時就會出現社會危機。郊區之外的選民會認為,這個制度已經失敗,並開始四處尋找一個鐵腕人物來投票支持他——這個人會信誓旦旦地向他們保證,一旦他當選,自命不凡的官僚、詭詐的律師、收入過高的證券商和後現代主義的教授們將不再是熱點人物。類似於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說《這種事不可能發生在這裡》(It Can't Happen Here) 情節的電影劇本,就會從頭至尾上演出來。一旦這樣一個鐵腕人物就職,無人能預測會發生甚麼事情。1932年,人們紛紛預測如果興登堡(Hindenburg)任命希特拉為總理會發生甚麼事情,大多數預言都盲目樂觀。

 

很可能,美國黑人、棕色人種和同性戀在過去的40年裡贏得的所有權益將喪失殆盡。拿婦女打趣和蔑視婦女的現象將重新抬頭。「黑鬼」和「猶太佬」這兩個詞將重新出現在工作場所。學院左派號召學生抵制的所有施虐行為將捲土重來。以前,那些沒受過多少教育的美國人對大學畢業生十分不滿,因為大學生們對他們的待人接物方式指手劃腳,現在他們終於找到了發洩的機會。」

(圖為理查.羅蒂在《築就我們的國家》中的原文)

 

然而,除了上文以外,他也繼續爭論道這種施虐行為並不僅僅是「經濟不平等和生活無保障現象」(economic inequality and insecurity)的結果,羅蒂認為這種解釋太過於簡單化。即使是一個鐵腕人物上台,他/她也只會使整個經濟狀況繼續惡化。他在之後寫道:「我想像出來的這個鐵腕人物掌權以後,會很快與國際超級富人階層講和。」(after my imagined strongman takes charge, he will quickly make his pea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uperrich)

 

紐約時報在對《築就我們的國家》的評論中指出,羅蒂指責馬克思主義新左派「從現世主義和現實主義退卻到理論」(retreating from pragmatism into theory)中,他覺得文化左派拋棄了「現世主義、反獨裁主義並擁有無限可能性的美國的自我創造實驗」(American experiment as secular, anti-authoritarian and infinite in possibilities),這個實驗在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理想中以愛為基礎,在杜威(John Deway)處則是公民權。之後,紐約時報認為上述羅蒂的預言是一種「知識分子的霸凌」(intellectual bullying)。我們可以從科幻小說家或者電影製作人獲得反烏托邦的未來,但正如艾略特(T.S. Eliot)在《乾燥的薩爾維吉斯》(The Dry Salvages)寫道,當哲學家用觀測天象或從水晶球中觀察幻象的時候,我們傾向於只把它當做「平素的消遣和藥物、報刊的特寫報導」(usual Pastimes and drugs, and features of the press)。

 

這位斯坦福大學的傑出教授通過指出美國文學和哲學裡的強烈的入世傳統,來勸告他的同時代人「拋棄它從60年代後期的風暴中繼承來的意識模糊的反美情緒」,去擁抱實用的民間事務。 在痛斥之後,羅蒂忍不住要給出解決辦法。「羅蒂給出的解決辦法是什麼呢?」紐約時報在評論裡問道。羅蒂回答:「沒有甚麼很好的解決辦法。」或許,他指的是給政治家的辦法不多,但對於他所譴責的後現代學院派和作者,他提供了諸如惠特曼、杜威和鮑德溫(James Baldwin)這幾個模範,其中鮑德溫所用的短語「築就我們的國家」,成為了他這本書的名字。

備註:

本文翻譯自Open Culture網站,原文為:Philosopher Richard Rorty Chillingly Predicts the Results of the 2016 Election … Back i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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