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一九八四》與《動物農莊》;一個人道主義者的道德勇氣

撰文:致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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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一日,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因肺結核在醫院大量咯血而離世,年僅四十六歲。約半年前,他的傳世經典《一九八四》才剛出版。其實寫作此書期間,他的肺疾已日益惡化,但他決意奉上生命最後的熱情,以抱病之軀完成這本不朽之作。
今日就和大家介紹這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的創作背景,也回顧《一九八四》創造的經典用語。

奧威爾《一九八四》(Penguin Books)

《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薩米爾欽的《我們》並稱為世界三大反烏托邦小說。所謂反烏托邦(dystopia)是烏托邦的反面,一個想像中的未來醜惡世界,多數描寫極權政府治下人性滅絕的社會。反烏托邦的世界是「想像」出來,但這些絕望想像往往取材自現實社會,亦因此承載諫世寓言的功能。我們回望血跡斑斑的二十世紀歷史,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種族清洗、極權共產國家大屠殺、赤柬大屠殺等⋯⋯多次慘絕人寰的暴行,在提醒我們地獄就在人間。喬治・奧威爾書寫《一九八四》,就是為了警醒人類反抗一切極權主義。在〈我為何要寫作〉一文中,奧威爾坦承自己寫作小說是為了肩負時代的責任:

「在太平時代,我本可以寫些華麗的或應景敘事的文章⋯⋯也可能至今完全不知道我自己的政治立場。我已被時勢所迫,變成了某一種寫小冊的作家⋯⋯自一九三六年以來,凡我所發表過的,討論嚴重問題的作品,每一字一句無不是直接或間接反抗極權主義,擁護民主的社會主義,如果有人認為,生在我這個時代,可以避免涉獵這些問題,在我看來是荒謬的想法⋯⋯每一位作家都在以某種假託的方式來討論這些問題。」

延伸閱讀——Aldous Huxley 赫胥黎:在甚麼都不缺的世界,一切都變得沒有意義

一九三六

奧威爾特別提到「一九三六」這個年份,為何以一九三六作為轉捩點呢?可以肯定的是,奧威爾經歷過不短的心路歷程,才清晰感受到自己需要書寫諫世寓言。

一九零三年奧威爾出生於英屬印度,三歲時回倫敦接受教育。十八歲時曾自願放棄入讀大學,遠赴印度和緬甸當了六年殖民警官。在這六年間,奧威爾不能免除良心責備,強烈意識到殖民警察和帝國主義的偽善和狠毒,於是辭職回國立志當作家,把這些經歷寫在《緬甸歲月》(Burmese Days)。

奧威爾《緬甸歲月》(Burmese Days)(Penguin Books)

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波及英國,失業人遍布城市。奧威爾遠離倫敦,北上英國的工業城市,觀察蘭開夏郡和約克郡等地的工人困苦生活。他將路上見聞都寫在《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一九三六年是西班牙內戰之年。為了報導戰況,奧威爾前往巴塞隆拿,但旋即加入有馬克思主義背景的 P.O.U.M. 工人黨民軍,此組織和史太林撐腰的共和軍水火不容。翌年一月,奧威爾前往阿拉岡前線(Aragon Front)作戰,直至在威斯卡附近被子彈射穿咽喉,被送往巴塞隆拿醫院救治。後來 P.O.U.M. 被史太林定性為「托派組織」,下令搜捕該黨黨員,奧威爾夫婦也被列作「狂熱托派分子」,被逼回國休養。在這期間,奧威爾體會到 P.O.U.M. 民軍自由平等的生活模式,同時冷靜地觀察到極權主義的權力鬥爭手段。西班牙內戰的體驗就成為日後奧威爾創作《動物農莊》和《1984》的背景。

奧威爾《動物農莊》(Animal Farm)(Wordsworth)

羅素曾言:作為時代的良心,奧威爾當之無愧。一路走來,歐威爾始終擁護人權與自由,在作品中展露一個人道主義者應有的道德勇氣。

羅素:結識維根斯坦,是我一生中最令人興奮的智慧探險

《一九八四》的經典用語

《一九八四》之所以為經典,除了它反托邦式的極權其實非常貼近現實政權,更大的原因是此書的細緻設定,讓人彷彿可以看到那個世界,無處不在的荒謬陰影如何落在每一個人身上。以下就細數小說創作的幾個經典用語。

101室

友愛部(Ministry of Love)是大洋國四大部門之一,負責對犯罪者與對黨不忠者進行刑訊、酷刑與洗腦,在裡頭101室是最終極的房間。犯人首先經歷一系列酷刑導致崩潰,相信自己「壞掉」,最後在101室裡面對自己最恐懼的東西。主角溫斯頓就在裡頭面對自己最恐懼的老鼠時,崩潰叫喊老鼠去咬自己的愛人裘莉雅。在這一刻,他背叛了內心的自由與責任,真正成為「壞掉」的人,可以重返極權社會成為齒輪。101室的名稱源自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個會議室,作者歐威爾曾在那裏參加乏味的會議。也許在漫長的會議裡,他覺得自己內心有點地方壞掉了。

2分鐘仇恨

為了營造出對老大哥的愛,必須製作出仇恨對象。因此在大洋國裡人民每天必須觀看兩分鐘影片,關於黨的叛徒高斯登反對老大哥,指責一黨專政。而人民會因仇恨與從眾變得憤怒與非理性,而影片的最後高斯登會變成老大哥的形象,人民就會興高采烈的歌頌老大哥。創造出仇恨對象從來是穩固政權的好方法,人民與政權可以合理地把視線轉移到敵人身上。高斯登的的角色原型為托洛斯基,因反對史太林思想而被其視為反革命分子,最終被暗殺。

2+2=5

「到最後,黨可以宣佈,二加二等於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們遲早會作此宣佈,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所處的地位必然要求這樣做。他們的哲學不僅不言而喻地否認經驗的有效性,而且否認客觀現實的存在。常識成了一切異端中的異端。可怕的不是他們由於你不那麼想而殺死你,可怕的是他們可能是對的。因為,畢竟,我們怎麼會知道二加二等於四呢?怎麼知道地心吸力發生作用呢?怎麼知道過去是不可改變的呢?如果過去和客觀世界只存在於意識中,那意識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麼辦?」

假如真理與知識都被極權控制了,人們何去何從?主角溫斯頓在筆記中總結自由的真義: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說「二加二等於四」。幸運的是,世上被逼相信虛假的真理的人越來越少,人類文明的進步使人理解自由的可貴,思想的重要。而哲學,將是自由思想的下一站,往自由更高處攀爬的一個高峰。

延伸閱讀——奧威爾〈論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一種具強烈排他性的非理性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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