魷魚遊戲|我們每個人 都被迫參與名為資本主義的遊戲

撰文:望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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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遊戲》的熱潮進一步擴散到全球,劇集近日在 83 個能收看 Netflix 的地區中,有 82 個登上當地排名第一,唯一例外的印度亦排第二,可謂已經全世界制霸,成為繼《鬼滅之刃》後另一部「現象級」的作品,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之前我們討論過劇中的人物能否對應拉岡(Jacques Lacan)的欲望理論,今天我們再談《魷魚遊戲》反映了一種怎樣的資本主義困境。

文章上篇——魷魚遊戲|拉岡的欲望理論 能解釋劇中人物的行為與心理嗎?

【以下內容包含《魷魚遊戲》情節,建議先看畢劇集再閱讀】

失敗者的誕生

《魷魚遊戲》的主題跟金錢掛勾,尤其以首兩集著墨最多:成奇勳欠了高利貸,而母親有病在身但因「手停口停」與醫藥費高昂不去求診;曹尚佑投資失利而虧空公款,更抵押了母親的魚店;姜曉照顧弟弟、將母親從北韓送到南韓都需要錢;巴基斯坦人阿里要錢讓妻活兒;黑道中人張德秀因偷用了組織的款項而被追殺。

撇除張德秀與韓美女,劇中主角與主要配角都想給家人過更好的生活,各人曾經都以為掌握到解決方法,但最終失敗:成奇勳押在賭博上卻輸錢居多,曹尚佑則操作股票衍生工具,最後失敗;阿里以為來到韓國打工可以改善一家生活,但卻被廠長剋扣工資;姜曉被問到自北韓來到韓國生活有否過得好一些,她亦答不出來,更疑被脫北中介欺騙。結果眾多角色都淪落為社會的邊緣人,面對可能被奪走器官或要坐牢、連累家人的危機。

不論角色是自願冒險但失敗,或是像阿里與姜曉等外地人因出身而非自願地成為邊緣人,都捲入資本主義的巨大結構之中。《魷魚遊戲》表現出各種社會現象,如勞資關係不和、罷工、投資詐騙、南北韓政局與差異,以及貧富懸殊。雖然只算是輕描淡寫,但為整部劇的世界觀添加不少立體感與現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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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死亡遊戲,抑或留在資本主義的地獄?

資本主義社會對失敗者極度殘酷,甚至是個不可能贏的遊戲。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需要錢,但同時,願意努力不等於就可以賺到足夠的錢。劇中多次出現一萬圜紙幣(約港幣 66 元),而不是韓國紙鈔中最大面額的五萬圜,這大概不是偶然。

一萬圜價值不高,但卻同時得來不易。成奇勳一開始贏了賽馬得到 456 萬圜,分了一張一萬圜給櫃枱小姐當小費;在被姜曉偷去全部獎金時,他厚著面皮回到櫃枱小姐那取回那一萬圜。這一萬圜可以跟女兒最低限度吃一頓晚飯,「夾公仔」給她作生日禮物;曹尚佑亦借了阿里一萬圜,那是回到工作地方必要的車資。

劇中角色陷入這樣的絕望,多次面對一種對立:留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地獄」之中當失敗者,還是參加死亡遊戲,希望最終能得到巨額的獎金?為了錢去參加極有可能會死的遊戲,到底是否值得?劇中公共空間天花的巨型豬仔錢罌中載著海量鈔票,除了給遊戲參加者視覺上震撼,亦在在提示著剩下來、仍活著的人:這些錢是因為其他參加者的死而換來的。

(Netflix)

以平等為原則的不平等國度

吊詭的是,魷魚遊戲「大會」聲稱自己致力保持參加者之間保持的平等,一視同仁(至少黑面具「隊長」抱著這種態度)。這意味遊戲給一眾社會上的邊緣人,一個平等爭取勝利的機會。

可是,遊戲內就如資本主義一樣,根本不可能平等。首先是連參加者自己都曉得某些遊戲看重體力,跟年輕男人組隊最有優勢,這對老年人與女性是不平等的遊戲。相反,理論上講求細心、手巧的椪糖遊戲,在劇中亦不見得反過來對女性有利。

甚至在遊戲規則上也並非平等,在第五個遊戲「玻璃橋」中,後排的玻璃技工看穿了普通玻璃與強化玻璃之間的細微差異,「隊長」卻為了取悅「貴賓們」而調暗遊戲場地的燈光,使他失去這個優勢,亦暗示要以性命作賭注盲猜,才算是「平等」。

結果遊戲內的世界不比外面的資本主義世界平等,參加者以性命換來的不是公平的競爭,而是「原則上」講平等實際上卻不是的遊戲,這點,似乎卻跟資本主義世界契合。雖然遊戲大會表明「尊重參加者」,但他們處決「淘汰者」與清理參賽者屍體的殘酷手段,後來更直接將參加者稱為賽馬的「馬」,都顯示出人在資本主義關係之中被物化到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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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成為「人」

第一季《魷魚遊戲》結尾成奇勳重遇吳一男,驚覺他是遊戲的幕後主辦人,他有一句問:「賺錢到底有多容易,居然讓你做出這樣的事?」吳一男幾乎想也沒想,就反問:「錢你也賺過,想必你也很清楚,那會容易嗎?」背負著 454 條性命的 456 萬獎金,成奇勳在勝出後一年都沒有用過。最後他決定向遊戲主辦方宣戰,並說:「我不是馬,我是人」。人之所以為人,就由她/他對自我意識與欲望的定位來決定,成奇勳已經蛻變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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