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論說謊（三）：如何達致圓滿的義務？

雖然由理據強弱角度看，說謊禁令比出於人類之愛救人更強，因為前者是全然義務，後者是不全然義務。但相信大部份人感情上仍然很難接受，因為極有可能因為我說誠實話而殺手加害他人。

康德認為，說謊問題既是權利問題，也是倫理問題。我們之前的討論也提及，說謊禁令涉及無條件、有條件義務的區分，以至康德晚期《道德形上學》（metaphysics of moral）不同義務的分類問題。說謊禁令的優先義，正是依不同義務分類而成立。雖然從字面看，《道德形上學》要建立一套形上學，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道德形上學》只是表示康德道德哲學的系統，不是把所有事物收歸中心原則解釋的大系統。基於定然律令，該康德道德哲學系統可分為兩部份，權利論（或稱法律論）與德性論。這兩部份處理的對象，對應於理性行動者的外在自由與內在自由。按這兩種自由的區分，權利論處理眾多主體之間的行動自由問題；而德性論則處理行動者如何克服感性慾望，長久純化意志，以至成聖的問題。按這個區分，義務可以分為權利與德性兩類。所以進一步說，權利問題強調合法性，德行義務則著重道德性。

那麼這兩類義務又有個特性？在權利論導論有一個頗特別的義務分類表（MS, 06: 240），說明兩類義務的特性。康德把權利義務歸入全然義務（perfect duty），德性義務則是不全然義務（imperfect duty）。但甚麼是全然與不全然？為甚麼權利與德性義務可以這樣歸類？按康德，「義務愈寬闊，人之義務行為愈不全然；然而人之符合寬闊義務之格準（於其傾向）愈迫近狹窄義務（權利義務），他的德性行為就愈全然。」（MS, 06: 390）所謂狹窄與寬闊義務，其實是就行動者實現之目標窄闊而區分。這裏我們便要考慮定然律令的人文性（humanity）概念，在權利與德性兩個領域的分別。正如上述所說，由於前者處理眾多主體的外在自由，而不是要求動機純正，所以權利義務，在於行為不侵害他人之人文性。而判斷我們的行為是否違反權利，只需要考慮有沒有侵犯他人自由，隨之而來便是一系列的法律條文。由於這些法律條文有較清晰的界限，大多不會含糊不清，而且奉公守法也較容易，因而可說是全然義務。相反，德性義務要求更高。它要求不單行為上不侵害他人自由，更重要的是自我純化意志，往聖人方向努力，同時也要幫助他人。所以德性義務，在於推廣、提升人文性。但事實上，我們完成德性義務，要求頗高。首先，因為我們只是有限的感性存在，要一輩子都達至意志純化，是不可能的事。雖然不可達到，但仍有重要意義。所以康德才強調要我們在不斷努力，以成聖為目標。再者，倫理處境千變萬化，不容易正確判斷，所以實踐德性義務極易出錯，因而這類義務不全然。

由此可見，如果全然與不全然義務衝突，優先實踐前者有兩個理由。第一，全然義務較易實踐，也較淮準確判斷對錯，不全然義務卻往往不易判斷。第二，我們可以合理地要求所有人一輩子不犯法，但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所有人做聖人。如果有人真的以成聖為目標，固然值得加許，但卻仍然要以守法為先，然後才說純化意志。再者，不全然義務已是個人道德修養問題，不會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目標。尤其在現代自由社會，人生目標只會多元化，不會像前現代社會，以某種大系統的價值觀為社會整體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