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研究——詮釋與創新並重

撰文:轉載
出版:更新:

做原創性的哲學研究,關鍵是要面向哲學問題,提出理論去回答和解決這些問題。

作者:陳波(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研究所教授)

哲學研究有眾多路徑,由此建構出不同學術共同體所遵循的不同範式。我把哲學研究的路徑主要概括為兩條:一是面向原典和傳統,二是面向問題和現實。前者著眼于詮釋和繼承,後者著眼于開拓和創新。從地域上說,歐洲大陸、中國和東亞文化圈的哲學界偏向於第一條路徑,英美澳加哲學界等偏向於第二條路徑。

 

為什麼歷代中國學者大都選擇面向原典和傳統?這種局面是由多重社會和個人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一部分是外部環境迫使他們不得不然,另一部分則歸結於他們的自覺選擇。

 

1.政治和學術制度。秦始皇併吞六國,一統天下,創立「書同文、車同軌」的中國,隨即「焚書坑儒」。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一官方意識形態。隋朝開始科舉制,打破血緣世襲和世族壟斷的用人制度,為民間士人(知識份子)開闢了階層上升之道,但同時也把他們納入官方學術的軌道。從此之後,中國士人走上了皓首窮經以謀一官半職的道路,學術視野和思想自由受到極大限制,很多學術作品都以「經典注疏」的形式出現,「我注六經」成為最強大的學術傳統。即使有些學人真想說點自己的思想,也常常讓其隱藏在「注疏」的形式之下,有時候甚至放棄署名權,偽託古人,企圖混入「經典」,以傳後世。甚至像王莽、康有為等也不得不「托古改制」,從古代和聖人那裡獲得思想支持和論據。

 

2.師承和傳統。一代代的學者在上述氛圍內受到訓練,很多東西在反復操作中成為習慣,甚至潛移默化為自己的內心選擇。這樣的老師教出這樣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又成為老師,按照大致固定的範本不斷複製,從而演變為「學術傳統」。「熟知」慢慢變成了「真知」,「司空見慣」慢慢變成了「理所當然」,只有個別特立獨行之士能夠且敢於逸出常規,卻常不被理解。

 

3.見識和能力。一個年輕人只在一種學術傳統中受訓,只接受一位或幾位老師的教導,唯讀特定老師指定的特定類型的書,中國傳統「尊師重道」,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逐出師門」,而「師門」相當於某種利益集團。很難指望這樣的學生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他的知識視野太窄,思維模式被固化,沒有比較和鑒別,很難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相反,像嚴複、梁啟超、陳寅恪、胡適、馮友蘭、金岳霖等學者,從小打下了很好的國學底子,然後出國留洋,接受西方學術訓練,受到中西文化的衝撞激蕩,其見識和學術眼光自然不同凡響,其治學也別具氣象,甚至能夠成一家之言。

 

4.功利性考慮。學者也是普通人,他需要生存資源,還要有社會地位,必須獲得社會的認可。他通常會遵循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尋求晉升之階。年輕學者面臨很多生存困境,還要面對年度考核、課題結項、職稱評定以及各種頭銜的評選。他們很難做到心如止水,安坐十年冷板凳。

 

中國哲學家所要研究的不只是原典和思想傳統,所要做的工作也不僅僅是校勘、翻譯、閱讀、理解、詮釋和傳播。至少一部分中國哲學家必須從書房裡走出來,走進當代的社會現實,對其中的緊迫問題從哲學層面加以研究,提出新的哲學觀點、理論,甚至是可供實際操作的政策建議。

 

做原創性的哲學研究,關鍵是要面向哲學問題,提出理論去回答和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哲學家要繼續研究那些傳統上仍未解決的重要學理性問題,也要直面當代社會現實生活的需要,從中提煉出相關的哲學問題,或者賦予舊問題以新形式,或者在新背景中探討老問題,發展新的哲學理論。歌德說得好:「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

做原創性的哲學研究,關鍵是要面向哲學問題,提出理論去回答和解決這些問題。(VCG圖片)

我認為,有必要特別強調以下三點。

 

第一,新探索必須從學術傳統中尋求強大支撐。即使是一位原創的思想者,也需要從學術傳統和學術同行那裡獲得激勵,從而加強自己思想的論證力量。常常有這樣的現象,即使是那些自稱原創的學者,在闡述他們的思想時,也會把許多偉大的先賢和著名的同輩引為同道。例如,當代美國哲學家布蘭頓 (Robert Brandom)是「分析實用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創造了 「推理主義語義學」,但他按自己的理解,大量徵引解說康德、黑格爾、費雷格、維根斯坦、塞拉斯、羅蒂、達米特以及他的同事麥克道維爾,把他們視為自己的先驅和同道。

 

第二,新探索需要學術共同體的共同參與。俗話說,「眾人拾柴火焰高」。一位獨立的研究者要從他的學術同行那裡獲得回饋,不管這種回饋是讚揚、改進、批評,還是徹底的否定,由此產生相互切磋甚至是論戰,從而促進相互理解,共同進步。但中國哲學界目前的狀況是:各位學者埋頭于自己的工作,對同行所發表的著述基本上不讀不看,當然更不評論,實際上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交流,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可以仿效國外學術出版機構的做法:在匿名審稿過程中,凡是不徵引、不討論當代學術同行工作的相關論著,都不接受發表或出版。循此辦法,逐漸硬性地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

 

第三,我要提倡的是:少一點排斥,多一些包容;少做空泛無謂的爭論,多做詳實可靠的研究;關鍵不在於研究什麼,而在於怎麼研究,以至最後拿出什麼樣的學術成果供國內國際學術共同體去評價。一位學者不會因為所研究的論題「前沿」而變得前沿,不會因為其所研究的論題「重要」而變得重要,而只能因為其研究成果的「重要」而變得重要。由於多種複雜的原因,學術共同體或許在某個局部、某個時段不夠公正,但有理由相信,它在總體上會是公正的,至少最後會是公正的。大浪淘沙,歷史無情,泡沫和浮塵終會消散或被抹去,最後留下來的可能是金子。

本文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