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形上學(二):詮釋學轉向

撰文:紀金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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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種思想史發展的後見之明來看,這兩項現代社會特質幾乎使得古典形上學的思維模式在今天社會的實踐中窒礙難行,被束之高閣;而在另一方面,其實哲學精神的重點之一就是回應時局的變化。山不轉路轉,我們不能將古典形上學的框架直接套用在大大小小的社會實踐上,但通過對於傳統思想的拆解、組裝與重新活化,總是希望可以回應變局。

前文回顧:什麼是形上學(一):古典形上學

今天想來淺談當代詮釋學思想對傳統形上學的改造,接續前一篇對於古典形上學的談論。現在,讓我再強調一次我們現代社會重視的價值:

 

(1)具體經驗
(2)多元價值

 

以一種思想史發展的後見之明來看,這兩項現代社會特質幾乎使得古典形上學的思維模式在今天社會的實踐中窒礙難行,被束之高閣;而在另一方面,其實哲學精神的重點之一就是回應時局的變化。山不轉路轉,我們不能將古典形上學的框架直接套用在大大小小的社會實踐上,但通過對於傳統思想的拆解、組裝與重新活化,總是希望可以回應變局。

 

傳統,這個字眼在今天總是讓我們想到制式、僵化或教條,當然我們有時也會用文化遺產這樣的字眼來委婉表達傳統屬於過去。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遺產這個概念如何想像,但對詮釋學而言,遺產是一項財富,是可以調整、變更並靈活運用以籌劃未來的資產,是所謂活的傳統。

海德格與伽達默爾的詮釋學轉向

 

以下,我們簡略談談當代的詮釋學革命。

 

詮釋學原本是一種解釋文本的技術法。我們大概都可以理解,但凡詮釋就一定有詮釋空間,而詮釋空間的存在既帶來了彈性和靈活度,相對地也帶來了不確定性。

 

在古代,有兩門學問特別需要詮釋學,這兩門學問就是神學和法學,因為這兩門的學問對古代社會而言很急迫需要客觀解釋。也因此,詮釋學原本是一個追問何為客觀解釋的方法論和技術學。直到上個世紀,經由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與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接續推動的詮釋學轉向,才逆轉了過去經院傳統中以解讀文本為中心、以文本客觀意義為要務的詮釋學定位,並且進一步導致了古典形上學的解構與轉化,使之更好地來面對我們這個複雜且變動的生活世界。

海德格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亦是整個歐陸現象學思潮的核心人物。他生於德國巴登烏騰堡郊區梅斯奇希村的一個天主教家庭,這成長背景使他終其一生都帶著夾雜著宗教意識的鄉土農民氣息,尤其反映在他的後期思想之上。

 

情境

 

首先是海德格。他讓「詮釋」這個概念不限縮在解讀文本的活動之內,而是廣泛地包含具體生活中的一切經驗,後者被視為具有詮釋意涵。比方說,一把刀子,我們的每次使用都不自覺地握住刀柄,而將刀身對向我們所要切割的對象,這種使用方式本身已經含有對於刀子的理解與詮釋。也就是說,一個使用者知道刀子鋒利部分的意義為何,他使用刀子的方式就鑲嵌在一個使用器物的情境裡頭。

 

使用器物的方式就鑲嵌在情境脈絡中。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句話裡頭有三個要素:器物、使用者,以及很重要的情境脈絡。比方說,同樣是持刀行為,脈絡不同,意義也會有所變化。一個持刀的人,站在料理食物的廚房裡或走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我們通常會將其視為兩種完全不同的狀況。軍艦集結和砲彈試射的時間、地點不同,也能讓我們合理判讀這究竟是正常的軍事演習,還是挑釁的政治行動。儘管我們認為,這些行動本身仍保留相當的詮釋空間,但是詮釋空間本身也並非無限制的開放,這是當代詮釋學轉向之後的一種思想特性:在完全任意主觀vs.絕對單一客觀的立場中間,取得一個具有相對說服力或深意的詮釋空間。

 

將詮釋導向由器物、使用者以及情境脈絡所共建的意義網絡,也使得當代詮釋學思想從傳統的文本解釋,移轉到以我們所處的生命情境為中心的哲學反思。

 

海德格利用轉向情境式的思考來建立一種行動哲學,這種哲學將一個人作為情境性存在的行動世界暴露出來。一個人所操煩、所牽繫的那個生活情境,定位了一個人的所在(Dasein;Being-there),這個所在定位了他如何作為一個寓居於世的存在(In-der-Welt-sein;Being-in-the-world)。海德格認為,哲學思考的起點不多不少必須從這裡出發。在這裡你看到海德格試圖突破古典形上學的地方,有別於古典形上學靜態思索分析世界結構本質的取經,海德格的詮釋學試圖捕捉的是一個行動者的行動與行動場域之間的動態關係。

 

說到這裡,也許你會認為海德格的詮釋學似乎偏向了個體視角,而淪為主觀。不過別忘了,儘管他強調使用器物的個體行動者,但具體器物的使用仍然是鑲嵌在一個公共的社會裡頭。當一個人使用滑鼠鍵盤打字,準備交出辦公室計畫方案的時候,這背後也存在接收這個計畫方案、評鑑這個計畫方案是否可行的公共社群等在那裡。海德格詮釋學要勘測的就是這個連結個體與群體的行動情境,「一個行動個體如何行動」只是一開始的突破切口。

從情境到視域

 

且讓我們多一點玩味「情境脈絡」(situation)這個概念。在伽達默爾的詮釋學裡,「情境脈絡」被轉化成另一個關鍵概念:「視域」(horizon)

 

你可以從英文使用中,知道「視域」一詞的英文有「地平線」或「視野」的意思。最初,伽達默爾是從古典文本的詮釋開始這個轉化工作。詮釋古典文本的一個難題,是如何處理古典文本與我們現代世界的時間距離。由於不同時代的思想前提不同,以現代思考的方式去閱讀古典文本時,我們會發現經典文本根本不對我們說話。這個簡單的現象讓伽達默爾意識到文化前提的差異。猶如我們面對一座山的時候,會因為視角的不同,而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效應存在。這時候我們就會發現那個一個世界、多重視角的現象,而伽達默爾的詮釋學正是試圖捕捉這種現象的哲學意義。

 

我們剛剛是從文本詮釋開始,以不同角度看一座山的物理現象為例,來捕捉這個意象當中的基本精神,然後你把這個基本精神延長到一個社會、多元視角的景象。這個時候,伽達默爾的詮釋學裡也就有了以下引申的哲學意涵與社會實踐意涵:當我們觀看事物的角度不同,某個視角切出去的視野如何讓我們有所看見也有所不見。從這裡我們可以引申不同的文化、族群、專業之中。這些都構成一種特定的、有所見亦有所不見的視域,因此多元視角始終是存在的,對一個開放社會而言也是必要的。特定的視野使得行動者置身在他自己理所當然的視域之中,這個視域構成他行動的背景,猶如河魚沒有意識到自己棲身在湖水之中,但意識不到絕不代表並不存在。

相較於老師海德格於戰時的政治涉入,以及同輩猶太哲學家的境遇,像是漢娜.顎蘭、卡爾.洛維特等人,伽達默爾顯得相當「明智」、「謹慎」。相比於同時代思想家的流亡命運,伽達默爾的學術生涯幾乎可以說是非常平穩。然而哲學家一直到50年代開始,才有餘力擺脫許多政治與行政事務,開始全心投入自身的研究,並且在十年後出版《真理與方法》。

 

詮釋學對古典形上學的轉化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當代詮釋學的轉向,是如何從經院解讀文本的傳統,移轉到以解釋我們具體生活經驗以及多元視角的世界為主的哲學思想。

 

然後,重點來了。我們之前說,現代形上學轉型的挑戰,除了必須去解釋現代社會重視的具體經驗和多元價值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哲學任務,是如何超越具體經驗以及讓多元價值深刻化。

 

對於當代詮釋學而言,關鍵在於「視域」概念隱含的另一層意思:「背景」(background)。

 

做個比較,傳統形上學追問一切自然現象的「根基」(ground),而在當代詮釋學對於傳統形上學的轉化中,哲學反思的焦點從經驗現象的「根基」(ground)移轉到行動經驗發生的「背景」(back-ground)。

 

這個轉移意味著,當代詮釋學的轉向,是將古典形上學追問本質真理的立足點,移轉到追問多元真理背後的情境脈絡。這個情境脈絡是一個行動者的一切理解(understand)的可能性條件,是行動者自己可能沒有自覺卻實際牽動行動的立足點(under-stand)。

 

當代詮釋學轉思想變革、轉化傳統形上學的思維模式的轉化,其關鍵點在於前者接納了具體經驗和多元視角。重要的是,當代詮釋學的轉向沒有放棄傳統形上學追求深度、強調反思的哲學氣質。如果說古典形上學兩千年的傳統是一種求真的文化,那麼或許可以說海德格與伽達默爾的詮釋學轉向是一種求深的哲學文化。求真與求深,看似接近,但基本預設不太一樣,古典形上學預設我們眼前的經驗世界是表相,而其背後該有一個最高真實的終極真理;然而海德格與伽達默爾的詮釋學不同,他們認為所謂的真實就是眼下的現象世界。這個現象世界是活潑而多元的,是暈灑開來、層層疊疊的生活世界,而深度亦在其中,待人玩味、反思與探索。

形上學的現代意涵:「後設」(meta-)

 

試著想像,從古典形上學思考根基(ground)的哲學習慣,到當代詮釋學轉向以反思背景(back-ground)為思考核心的轉變中,原本傳統形上學(Meta-physics)的 “meta-”已經改變了意涵。這項轉變也是我們在一開頭介紹「形上學」概念意涵時,所沒介紹到的第三層意思。這層意思不出現在傳統形上學的思維裡頭,是在當代詮釋學對於傳統形上學的解構與轉化中才帶出這個現代意涵,即「後設」(meta-)

 

「後設」(meta-),是任何從特定實踐領域的特定前提中抽身出來,思考如何有效更動前提,以至於改變實踐成效的行動。

 

某個實踐領域的後設思考,可能會發生在原先具有一定實效性的工作環境變化之時。例如,某種傳統實踐領域遭遇現代轉型的時刻;有時候,則發生在不同的生活、文化與政治領域彼此衝突的時候。在這些時刻,原先視域中理所當然的前提遭到了挑戰,而發生適時的鬆動、拆解甚至是思考前提的更換。當代詮釋學的思考方式,往往有助於催生後設思考。

 

讓我們再想想當代詮釋學所採取的這種看似溫和卻相當積極的姿態。從當代詮釋學的角度看,並不是在學院裡研究哲學知識的人就可以叫作哲學家,在學院裡研究或教授哲學專業知識的也許是哲學專家,但所謂的哲學家或哲學氣質,是在「任何領域」能夠對自己生活或工作進行有效反思的人。

 

如果你對最後這個結論感到意外的話,那麼想想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在人文領域中的思想突破是如何發生的。傳播學大師麥克魯漢原先是研究莎士比亞的文學教授;傅柯原先是歷史學研究出身,但是你看這個法國禿子攪動了多少社會學與哲學思考;而那個曾經翻動許多社會革命的馬克思,原先是觀念論的學徒,他的博士論文寫古希臘哲學家伊比鳩魯,也是文學家巴爾札克的死忠書迷。這些都讓他們的思考方式突破特定專業領域的限制,而注入了革命性的觀點。當然,我是個書生,我的侷限是我只能想到學術領域中的革命案例,而關於我們這個世界、我們眼下的生活,也許你可以找到其他符合上述後設氣質的生活哲學家。

古典形上學的預設是,複雜而多元的社會表象後面有一個絕對真理。因此古典形上學的哲學傳統相當重視論辯,因為論辯是被設想為淘汰主觀相對、走向客觀真理的道路。相反,詮釋學強調較為柔性的對話,對話被設想為一個求通存異的過程。求通,而非求同;存異,而非消音,表明詮釋學精神追求的是一種持續存在於對話中的異質性張力。(VCG圖片)

 

走向彼此的對話

 

最後,我們可能會問,如果視域的存在總是導致行動者「有所看見有所不見」的話,那麼如何從多元視域的迷宮中走出來取得客觀的立場?畢竟依據詮釋學原則,任何的真理都是情境式的、是由條件性視域所構成的,而一般我們所設想的客觀,似乎是排除特殊條件、特定視角,最後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關於這點,海德格與伽達默爾可能會以多元社會的運作需要共識來回應,然而所謂的共識是否需要預設無條件的客觀?或許,我們可以用伽達默爾的「對話」(dialogue)和「視域交融」(Horizontverschmelzung;fusion of horizons)概念來思考這個問題。

 

古典形上學的預設是,複雜而多元的社會表象後面有一個絕對真理。因此古典形上學的哲學傳統相當重視論辯,因為論辯是被設想為淘汰主觀相對、走向客觀真理的道路。相反,詮釋學強調較為柔性的對話,對話被設想為一個求通存異的過程。求通,而非求同;存異,而非消音,表明詮釋學精神追求的是一種持續存在於對話中的異質性張力。

 

對詮釋學而言,當我們開始與他人共同築建生活,我們就走在彼此相遇的路上,而每次的相遇都是一場走向彼此的對話。

 

然而,什麼是走向彼此的對話?是否達成一致共識是對話自始至終的唯一目標?伽達默爾強調,對話的重點其實不在於溝通。當我們將溝通的目的僅看作是對話雙方取得一致的共識時,我們是誤解了對話。

 

作為對話,尤其是真誠的對話,對話者總會意識到自己和對話者的差異,而往往越是認真參與到對話中的人越能發覺差異的無法克服。但凡「理解」存在的地方,理解的距離就存在,而距離的存在並不意味著理解的不可能或不可行。相反,理解的積極性正是吊詭地從這裡開始。理解並不只是消極重述或複製對方的想法,而是一種建構式的參與、以及意義的重新賦予。

 

在一場深刻的對話中,我們彷彿被某個讓我們心神蕩漾的事物所擄獲,而擄獲住我們的事物要求我們回答一個關於「意義」的問題。我們常常發現,一場深刻的視域交融經驗,往往不期然地將對話雙方帶到超過彼此原先立場的「第三方」。對話中緩緩打開的空間,將參與對話的雙方帶離原先各自的前見和前提,而來到「新的問題視野」。在那個新的問題視域,參與對話的雙方都意識到自己的特殊視域經驗視域可提供的智慧,同時也發現自己此前定見的不足。正是有如此不同於我的你,才讓我意識到另一個世界的存在,並將我帶離原先封閉的視域;而也正是有如此不同於你的我,才能把你的思慮帶離原先的脈絡,而置於另一個意義場域。營造一個對話的空間,意味著築建一個讓相遇雙方既連結又隔離的中間地帶( in-between )。

 

每次的相遇都是一場走向彼此的對話,而在持續對話中我們遭遇彼此嶄新的變化。如此,伽達默爾藉由對話遊戲的精神重新思考古老的哲學概念「辯證」(dialectics)所隱含的意義:「翻轉」。亦即,通過對話的張力而開啟視域的質變。

 

在題名為〈築、居、思〉的一篇文章裡,海德格如此寫道:

 

「我們在我們中間架了座橋,而橋的作用是讓彼此在一種關係中走向對方,並成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