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向全球進發 中國外交需要「仁智大國」的自我修養
建國70周年對中國來講，並不止於一個安排大規模閲兵的大慶年份，其更大意義在於這一時間節點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發生了歷史性的交匯。
面對中美貿易戰、多邊主義退潮、保護主義與民粹主義捲土重來等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中國外交也到了需要總結經驗教訓、前瞻未來趨勢的時候。特別是10月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再次以「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主題，中國外交又將如何向現代化的目標演化？
《香港01》記者專程採訪多名中國學者，從大國外交、周邊外交、國際合作等多個角度對「中國外交70年」的相關話題展開對話。
本篇訪談對象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
01：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中國的政策、經濟、文化、教育、科學等不同領域應該如何總結經驗、蓄力再出發是輿論界試圖探討的內容。從外交的角度來說，你認為中國外交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階段？不同階段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王逸舟： 從我研究外交幾十年的視角來看，中國在70年間的確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把中國外交70周年的發展分為三個背景完全不同的階段，各自的使命和特點也不盡相同。第一個階段是建國的前30年，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後的將近40年，從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中國外交逐漸步入第三階段。
這三個階段，已經給當今世界和中華民族的復興留下深刻的歷史烙印，並將在未來繼續發揮重大影響。
第一個階段，是革命中國，或者可以稱之為紅色中國。這個階段中國的顯著特點是「站起來」。1840年以後長達百年的時間裏，中國長期遭受壓迫，作為半殖民地，被世界列強國家任意擺佈。在長期的屈辱中，中國人開始抗爭、開始革命，開始把延安精神傳播到世界其他同樣遭受壓迫的地方，尤其是亞非拉國家和地區。
所以這一時期中國外交的階段性特點，順應了二戰以後全球範圍內，尤其是亞非拉地區的政治獨立浪潮。西方傳統政治統治在二戰中遭受了重創，德國、日本這些西方體制自身醖釀出的「毀滅性力量」對西方自身也產生了巨大沖擊。在這個階段，西方國家對亞非拉地區的壓迫體系已經搖搖欲墜，亞非拉各民族紛紛尋求獨立，革命浪潮摧枯拉朽般顛覆了殖民體系，打破了傳統的帝國統治。
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制度、國際組織建立，這些現象的影響遠超出此後任何單純的歷史節點。人類徹底終結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開始進入追求更加和平、文明、正義、公正的時代。
今時今日回顧這段時期，很多人並不能理解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外交政策，特別是不理解毛澤東的外交政策到了後期為什麼變得十分狂熱。但事實上，這有其歷史必然性。聯繫時代大背景來看，二戰以後西方傳統殖民體系的崩塌，亞非拉地區民族獨立的百年進程其實都包含了毛澤東的路線和方針，即鬥爭、革命、不斷造反。
自毛澤東以後，中國的大街上再也沒有租界、軍閥混戰以及各種外國勢力通過控制軍閥、設置買辦進行纏鬥的局面，中國大陸真正變成一個統一的、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近代以來無數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局面。另外，中國也幫助了大多數亞非拉國家獲得新生，這些國家彼時同樣遭受壓迫，深陷貧窮的泥淖，而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革命者，帶領中國走向革命的歷程，深深激勵了這些國家的民眾。無論是中國的直接援助還是間接精神激勵，都讓這些地區的民眾記憶猶新，這也是毛澤東的最大歷史貢獻。
01：這一階段中國外交的突出表現是向亞洲、非洲、拉美地區輸出革命，這的確是存在於當時特殊世界歷史語境之下，但這一外交上的做法顯然也導致了一些問題。
王逸舟：重建一個體系往往要難於打破一個體系。中國站起來了，中國的「窮兄弟們」也站起來了，而在這股二戰以後出現的革命浪潮和獨立浪潮之外，還有悄然興起的紅色革命浪潮以及消費熱潮。西方國家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不動聲色地重建經濟。德國、日本包括西歐戰後都開始了迅速的復甦，新的生活和消費方式迅速普及到了普羅大眾。生產力和科學發展之快，以及消費品種的更新到達新高度。
然而，經濟發展這一重要方面，則被中國當時的革命者所忽略。彼時為了不斷推動亞非拉的解放運動，中國把大量的資源用以援助朝鮮、越南、古巴、阿爾及利亞等社會主義國際以及很多非洲國家。總的來說，不計代價、不算經濟賬的姿態，放緩了對經濟民生的關注，國內很多經濟建設項目都處於停滯狀態。
這就導致中國經濟整體缺乏活力，創造經濟發展的各個主體也圍繞革命機器運轉，因此，經濟細胞的活力得不到釋放，人民的民生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滿足。尤其到了文革期間，這種思想變得極左，「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抓經濟工作會被認作修正主義而遭受排擠。
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地位被邊緣化，根據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的調研，當初中國的人均收入甚至不到非洲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位於聯合國一百多個國家的末尾。回顧這段紅色中國的歷史要一分為二、實事求是的看問題。
01：實現民族獨立之後，中國在適應新角色的過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也成了中國在下一階段的發展中做出針對性發展的源頭。
王逸舟：是的，下一階段是1978年鄧小平指導改革開放之後的全新階段，中國成為經貿大國，可以稱為「富起來」的時代，中國經濟紅利開始釋放，中國人民開啟了消費熱潮，企業家們引領了創業熱潮，各個經濟單位都在綜合發揮想象力、自主性的釋放活力。
這個階段有別於第一時期高速運轉的革命機器，從第二期開始，中國逐漸轉向商品經濟，放棄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社會上每個細胞的活力開始釋放，農民可以有自留地，工人能有績效工資，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特區等等，經濟朝氣盈滿中國的大地。如果從高處俯視，第一期的中國像是一個強大的革命機器，在不斷前行，而第二期的中國像一個巨大的工地，到處在建設、到處在開發。
所以，第二階段的中國創造了全球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增長，中國佔全球GDP的比例從不到1.3%攀升為16%，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外匯儲備有3萬多億美元，中國的消費市場逐漸成為對全球消費貢獻最大的隊伍。中國從一個紅色大國變成一個經濟大國，從一個革命、戰鬥的民族變成一個以發展建設為主的民族。
01：這一轉變背後，似乎代表着執政黨「將發展經濟民生置於階級鬥爭之上」的執政思路，這一思路下的外交工作又有哪些調整？
王逸舟：這個轉變與時代的大方針有關，正如鄧小平所強調那樣，應該看到二戰之後發生的深刻變化，戰爭革命的風雲已經過去，大多數國家的獨立解放任務基本完成。因此，這個時代的世界主題就是和平與發展，也就是後來的經濟全球化、貿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各國之間相互依存，科技進步非常強勁。中國雖然起步晚，但迅速崛起成為時代的弄潮兒，成為一個非常熱衷於招商引資、建設發展的民族。
以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新路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中國正式吿別傳統的革命路線，擁抱新的發展方針。所以，外交上也做出了重大調整，1979年中美建交，中國與發達世界的關係迅速轉暖，與歐美日的合作大幅增加。縱觀中國外交史，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逐漸有了吿別革命擁抱發展的外交氣質，與原先的極左勢力逐漸脱鈎。
當時整個中國的國家方針都做出了調整，軍隊不再派出教官、不再培養游擊隊骨幹，甚至軍費也大幅減少。這就是很明顯的趨勢，黨的路線、建設幹部培養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切要服從於人民的温飽問題。
江澤民對此有很好的概括，關於現在的共產黨是什麼黨？就是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三個代表」概括了鄧小平的路線，也概括了新時期共產黨的重大使命。
01：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初的使命是革命，是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當這一任務完成之後，角色自然應該發生轉變，只不過在角色轉變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帆風順、一蹴而就，但終究是發生了轉型。
王逸舟：從馬克思開始，共產黨一直代表革命的力量，加入共產黨意味着要加入先鋒隊，敢於犧牲上戰場。但從1978年以後，中國共產黨蜕變成最會搞建設的黨，變成長期執政的黨。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黨的性質和任務都發生了變化。
毛澤東的路線和鄧小平的路線，反映出兩個時代的特點，前者是革命，打破舊枷鎖，是為破。後者強調建設，是為立。鄧小平時代中國變成全球的建設者，成為全球金融、消費的潮頭。
90年代初期，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的三大糧倉之一，並且參加全球維和行動、救災行動，給世界提供越來越多糧食、毛毯和醫藥等等物資。從第三方的視角來看，中國儼然從當初一個在戰場與美國打仗、在世界各地幫助游擊隊的國家，變成了新世紀以來聯合國最大的捐助者之一。
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包括派出維和部隊等行動在內，都表現出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中國越來越熱衷於成為人類美好家園的積極建設者、謀劃者，這可以看作是鄧小平時代最重要的歷史遺產。
當然，這個時代也有很多問題。在外交舞台上，中國與亞非拉的關係開始有所疏遠，與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聯繫逐漸減弱。中國外交在國際舞台鮮少發聲，因為奉行韜光養晦的政策，中國不再主動提案，在表決中投棄權票的比例增多。
彼時的中國，可以用悶聲發大財來描述這一時期的特點。所以，在其他國家看來，中國這個時期並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在全球舞台上也沒有明確目標和特色。換言之，此時的中國像是一隻勤勞的工蜂，24小時不停轉地發展經濟。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顯然中國在不少領域都不同程度的出現了問題。中國經濟雖然以一日千里的速度發展，但其他領域卻發展遲緩甚至遭到破壞，生態環境便是一例：霧霾嚴重、水土流失、沙漠化、水污染、食品安全問題等等都隨之而來。
這個時期與毛時代顯然不同，毛澤東時代雖然經濟不發達，但很平均。改革開放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以貧富差距漸漸出現。不誇張地說，北上廣深等中國一線城市與世界最發達的城市不相上下，而中國最落後的地方或許僅僅能勉強解決温飽問題。這時期的貧富差距、地區分化也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
此外，政治的現代化也沒有跟上，所以才有了腐敗問題，只不過在某種程度上「一白遮百醜」，這裏的「白」就是經濟，經濟強勁背後，社會道德等諸多方面都存在很多問題。
但是瑕不掩瑜，這個時期是中國富起來的時期，是中國經濟紅利釋放的時期，是中國從全球革命發動機變成經濟發動機的時期。
01：從「站起來」到「富起來」，中國官方對於「新時代」目標的表述是「強起來」，你所提出的中國未來發展要轉向「仁」的社會、「智」的外交是否也是基於這一點？
王逸舟：沒錯，我提出「仁智大國」便是立足於第三階段的中國，即從現在起到2049年——建國100周年時——思考中國將往何處去，包括在這個時代，中國將創造什麼樣的歷史，給民族留下什麼樣的遺產。我認為無論面臨機遇還是挑戰，這一時期都將有別於前兩個時期。
第三階段的中國呈現出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大規模向全球各個領域、各個角落進發。與第一期中國打破枷鎖不同，第三期中國更強調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維護者和建設者；與第二期中國戰略收縮不同，第三期中國更多地是走出去，向全球進發。
「一帶一路」倡議只是一個開始，中國不僅僅在經濟上要建設一帶一路，在文化上也通過在世界上建立孔子學院進行合作，在軍事上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在學術上也在朝着更深、更廣的範圍與世界對接。這些是第三期中國的明顯外部特徵，而其中實質是什麼？在我看來，這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機遇。
中華民族祖祖輩輩很多都在本土、本鄉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辛勤勞作，但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到世界各地創、搞基建；越來越多遊客去往世界各地品賞異國美食、美景；中國科研團隊的足迹遍布極地、外太空和海洋。中國現在更活躍地走向世界甚至走向太空，所以，第三期的中國在於外部拓展，向全球進發，利用世界的人、財、物等各種資源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用一個淺顯的比喻，上一代中國人兜裏的一塊錢，可能有一兩毛來自於外部，而當代人兜裏的一塊錢可能將近一半與全球貿易有關。或許再下一代中國人，他們未來打拼的地點大多將會在國土之外，在極地、在大洋甚至在太空。中國的軍隊可能不僅僅是一個保護家園的「鋼鐵長城」，更會服務於國際和平，參與世界各地的反恐行動。
所以，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軍事等方方面面中國都要有所準備，第三階段的中國不再僅僅是作為一個「東方國家」而存在，而是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乃至強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觀念要有變化，能力也會相應變得更強。因此，中國國內的發展不應僅僅像農業社會那樣，滿足於填飽肚子，亦或是工業化初期生產大量鋼材、水泥、玻璃板等相對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個階段要求中國向更高質量、更高品位的目標進發。
所以，這一階段中國外交的大勢也要與國際環境相適應，如同國內的發展一樣，進入新時期。
新時期所要實現的發展，概括來說就是，從解決低端需求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成中等發達國家進發。中等發達意味着人民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文化生活和更多的選擇，在整個國家範圍內構建充滿想象力、創造性和高品味的社會。第二期中國的發展，難以兼顧環境和生態，但到了第三期，則要強調原創性、原生態、青山綠水、大國工匠精神、中國製造2025以及中國在世界科技領域的創新。
中國從低端製造大國邁向創意大國，推動全新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整個民族的素質和管理手法以及決策思維都會發生巨大變化。中國不應在外交上僅僅滿足於勤勞工蜂的角色，須以跟國際技術、經貿、政治、社會的發達水平對照對接的尺度，衡量現有國內改革、發展與現代化建設諸方面的差距，加快外交改革和能力建設的步伐，以智慧大國、仁義大國、創造大國的形象立於世界舞台。除了要有錢、有力量，還要該慷慨則慷慨、該節省則節省，學會微笑，致力於解決全球危機，讓自己和世界變得更文明、更環保，在很多領域擁有話語權，讓世界心悦誠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