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中國外交的現代化密碼：少犯錯誤 創造性介入
建國70周年對中國來講，並不止於一個安排大規模閲兵的大慶年份，其更大意義在於這一時間節點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發生了歷史性的交匯。
面對中美貿易戰、多邊主義退潮、保護主義與民粹主義捲土重來等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中國外交也到了需要總結經驗教訓、前瞻未來趨勢的時候。特別是10月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再次以「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主題，中國外交又將如何向現代化的目標演化？
《香港01》記者專程採訪多名中國學者，從大國外交、周邊外交、國際合作等多個角度對「中國外交70年」的相關話題展開對話。
本篇訪談對象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
01：中國近70年的發展可以看做是實現現代化的過程，即將在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也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核心議題。從外交的層面來看，你所提出的「仁智大國」的理想與目標，應該也包括了中國外交現代化的內涵。
王逸舟：是的，中國現在的外交總體而言還比較粗放。我了解到，很多發達國家的外交系統分類十分細緻，每一個崗位都有特定功能，有很多不同的級別、分類、功能，例如有的做簽證，有的做文化，有的做當地短期合同等等。在他們整個外交生態環境中，甚至有培養外交人才的職業技校，日常運作的每一個事項都可以找到相應的負責人。這也是中國外交中存在的一個短板，比較分散，且分類也不夠科學，工作人員往往以成為大使、外交官為追求，與此同時卻是工作一鍋端，外交官要承擔許多秘書工作。換言之，中國外交還處於「中學」階段，最主要還是服務於招商引資。事實上外交部需要具有不同種類與層級之技能的工作人員，外交人員的培養不僅需要外交學院，也需要專門的技校，技術活同樣重要。
中國上一代外交人員大多是軍人，這與中國那個時代的主要任務緊密相關，50年代，中國還需要處理一些戰爭事宜，依靠純外交人員效率也並不高。而到了鄧小平時代，經濟建設是主要任務，所以外交也服務於這個目標，這些都與時代任務相關。
每個歷史階段的外交現代化任務不同，第一階段（建國前30年）是為了實現政治解放，第二階段（改革開放後的將近40年）是為了激發經濟活力，而到了現階段，則要求外交的管理方式、體制做出調整，以適應更高的要求。從橫向看，要求人員教育水平的不斷提升，投入產出的科技含量更高。一個明顯的變化，外交部開始增加特使，這是過去沒有的。特使並不常駐某一個國家，而是具有特定功能，在不同領域裏穿梭，例如氣候特使、非洲特使等等。
中國開始設立特使，這是中國外交制度現代化的一個象徵，表明中國的外交正在往更高的方向邁進。
值得補充的一點是，只有當整個社會變得更加具有活力、創造性的時候，仁的社會才能帶來智的外交，這就要求教育和文化的同步發展，以及一定的經濟基礎。
01：仁的社會和智的外交之間具體是什麼樣的關係？
王逸舟：仁的社會和智的外交是同步的，現代化社會應該是充滿仁愛的，對生態、環境、法律以及人的自尊也都有更高要求。不管是第三階段的中國還是今後更高發展水平的中國，外交應該更有想象力。到時中國以創造性進入全球舞台，而不是像一頭兇猛的大象突然闖入一樣，引起各方忌憚。在這樣的姿態下，其他國家會覺得中國崛起搶走了它們的市場，製造了債務陷阱。在它們的想象中，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僅是代表了更多工地、更多不休息的人。在這一點上，中國其實並沒有贏得足夠的尊重，這些國家對中國的觀感仍然是可畏不可親，所以總會對自身的前途憂心忡忡。
所以，現在要打造的第三期中國，要在國內實現更高的現代化並且提升社會的整體素質。現代化不是狹義的物質化的東西，而是包含人的自尊、社會法制、政治親民以及生態環境在內的廣義現代化，在這種現代化之下，外交以及人的社會將會是多樣化、品質化、富有創造性的。
從培養外交人才的角度來看，也需要更加專業化，聚焦的重點不應該僅僅是招商引資。在國際社會眼中，中國更像是一隻勤勞的「工蜂」，不停地發展經濟，不停地工作。當然，這也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努力發展經濟是中華民族崛起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充分條件還包括，更高的文化素質、更有想象力的國民精神。下一階段的發展，就要改變中國在國際上的自我定位。
01：縱觀這一時期中國經濟以及外交的發展，你認為當代最突出的問題有哪些，應該如何向更高的要求邁進？
王逸舟：中國還是要保持不停進取的心態，尤其是在最能代表軟實力的全球公共議題上要給自己更高的要求。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遊客出發地，這一方面說明中國是一個迅速富裕大國，老百姓從過去在本土玩，現在開始到世界各地去觀光，這是好現象。但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一些不足，比如很多人旅遊回來以後，談論最多的是到了什麼地方、吃了什麼、玩了什麼，有些人甚至驕傲地宣稱，「紐約地鐵比北京地鐵髒多了；巴黎也不過如此；所謂發達國家，我看根本沒有我們政府有錢」。這種想法催生出一個問題：「那還有什麼好學的，我們在當今世界上已經領先了，該輸出模式了……」作為國際關係研究者，這些自大心態恰恰是讓我最為擔心的。
整體上看，中國現在有優勢也有劣勢，我們的軟實力仍需要大幅度提升，我們在國際規則、國際公共產品方面仍然是一個新手。有些西方國家雖然財政收入不如我們，市場搶佔能力似乎有所下降，但是它們在國際規則話語權上仍然具有巨大的領先優勢。
現在中國能在海外發聲、取得了一些外交優勢，主要是靠上萬億外匯儲備、大量投資與訂單、「一帶一路」等。而對於很多全球性挑戰，例如反恐、中東問題、難民、全球流動人口、海洋爭端、資源環境與氣候變化、冰川融化、物種消失等，坦率的說，中國還未能提出有價值的方案。
例如，聯合國《海洋法》生效後，150多個國家都在海洋方向躍躍欲試，帶來新一輪海洋擴張運動和很多紊亂、爭吵，甚至是潛在的導火索。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如何提出方案？中國在南海、東海、黃海建造了大型基地，有更大的船隊，有三沙市、三沙警備區，這是國內的安排，但在全球海洋國際關係、海洋制度領域中，中國還遠沒有達到能夠制定規則、能夠讓全球跟進的水平。中國不光要有航母來守衛領土領海，也要為全世界提供海洋爭端如何落地的更多選項。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很少有國際機構（特別是總部），很少看到類似巴黎氣候協定、奧斯陸協議等活動，與聯合國組織所在的紐約更難並論。聯合國70％的規則由美國及其盟友起草，中國只貢獻了婦女解放、「一帶一路」等有限的幾項。對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的想象力遠遠不夠。中國應該有所作為，要有人去處理，要讓全世界感到中國的創意和智慧。
01：這裏可能會遇到另一個難題，在中國積極「走出去」的姿態下，剛剛開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很多國家對中國已經有了猜忌，隨着中國介入全球性議題的深度與廣度不斷增加，想必會有更多的國家在私下裏認定中國要「當老大」。
王逸舟：改變外部的看法需要一個過程，也需要中國方面適當的引導，最重要的是中國自身頭腦要冷靜。最近25年，中國開始了針對全球的戰略出擊、戰略擴展。很多國家都談論中國什麼時候取代美國，中國是不是要做新的超級大國的問題。
作為中國人，對於國家的崛起當然是很高興、很自豪的，隨之而來的是很多學者認為我們要輸出模式，輸出中國發展經驗，輸出中國在聯合國的提案。但我想說的是，中國要警惕，要小心，越是這個時候越要避免過度的虛驕之氣。美國人犯的錯誤恰恰是在美國發展最好的時間。
上世紀9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時，美國人高興壞了，覺得傳統的對手——紅色帝國沒費一槍一彈就這麼瓦解了。興奮之餘，美國認為自己是天下無敵手了，而且 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經濟的黃金時代，克林頓總統執政那幾年是美國戰後發展最快的時期，叫「克林頓盛景」，美國人賺得盆滿缽滿，但是美國人很快就開始犯錯誤了，在其頂峰期開始揮着棒子到處教訓人，到布希總統時期，美國在中東地區推翻了塔利班政權，收拾了本•拉登，推翻了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並把他給絞死，推翻了利比亞卡達菲政權，一系列的強人政權在美國大棒下一個個倒下，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整個中東地區亂象橫生，美國人似乎是打一場勝一場，沒有任何軍隊能夠跟美國對抗。
但是這個過程也讓美國逐漸地陷入了泥潭，美國大量地透支了軍費、透支了人力、透支了美國一度擁有的黃金盛景。近年來美國開始出現了無法持續的局面，因此奧巴馬政府時期就開始要從中東等地撤出，原先那些高調的口號都不喊了，美國新總統特朗普更是直截了當說，我不要什麼全球化，也不到別的地方去幫人家做什麼事，美國人就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美國的戰略收縮是其由盛而衰的結果。
所以說，好的外交要有長遠格局，能夠知進退。中國既不能坐失拓展全球利益和提升話語權的時機，也不可在無視國外關切和國人不理解的背景下強行當「一帶一路大國」。我一直提倡「創造性介入」的思想，總體上鼓勵積極有為的中國對外交往態勢，特別是廣泛活躍的各種斡旋活動，期待外交人即便在看似無望的困境中尋找解決難題和糾紛的亮點及突破口，堅守改革開放以來獨立自主、和平發展、互利共贏、開放多元的指向，尤其是讚揚有想象力、體現中國智慧與「和合」文化精神的問題解決方案與思路，在國際關係中逐步樹立有古老文明傳統和東方智識的當代新興大國的正面形象。
同時，一定要防止意氣用事，避免狹隘民族主義和「憤青式」口號綁架中國外交，以理性、健康、平和、沉穩的立場，抵制國際上的強權主義和霸道做法，遏止損害中國國家利益和主權完整的外部衝擊。
我們需要清楚地認識到，中國還處於爬坡的半道上，還是大而不強的狀態。現在並不是可以自滿的時候，也不能滿足與自身作為經濟大塊頭的地位，要提出更高的自我要求，讓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從一個經濟大國，真正轉變成「仁智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