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世衛公眾溝通混亂 專家須避免成民粹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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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抗新冠疫情的技術主管及新興疾病及人畜共通傳染病部門主管范克爾克霍夫(Maria Van Kerkhove),周一(6月8日)突然指出「從我們的數據可見,一位無症狀(asymptomatic)患者真的將病毒傳播到第二個人身上,看起來仍然是非常罕見」。此事獲媒體廣泛報道,亦震驚了不少研究新冠病毒的專家。翌日,她卻為此澄清「這是一個重大的未知」,與周一表態大相逕庭。

由於世衛原則上作為各國抗疫的指導機構,由它提供的疫情相關資訊對全球抗疫政策具極大參與作用,例如其在疫情初期呼籲各國不應對華封關,或者直至上周才修改的公眾場所戴口罩建議等,都不同程度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各國政策。

無症狀患者的傳播病毒能力,在各國關注如何安排重啟經濟之時,更是一大關鍵。如果無症狀患者的病毒傳播「非常罕見」,那麼政府也許就不必大量增加測試去查找沒有症狀的患者,也不必建議所有人在公眾場所戴上口罩,以防自己是無症狀患者而傳染他人,又或者,在病毒檢測缺乏或準確度極低的地方,民眾能否參與須親近接觸的活動,也許就能以健康問卷的方法作篩選。

無症狀 vs 寡症狀 vs 前症狀

然而,范克爾克霍夫的原意其實並非常人聽到「無症狀患者的病毒傳播非常罕見」後所理解到的意思。其原意是建基於一個非常學術的區分:常人腦海中的「無症狀患者」其實可再細分為「從來都不會有新冠徵狀」的患者、「其輕微徵狀並不是典型新冠徵狀」的患者,以及「未來可能或將會出現新冠徵狀」的患者。

從學術的嚴格角度而言,只有「從來都不會有新冠徵狀」的患者才可算是「無症狀患者」。而「未來可能或將會出現新冠徵狀」的患者,則稱作「前症狀(presymptomatic)患者」;「其輕微徵狀並不是典型新冠徵狀」的患者,則稱作「寡症狀(paucisymptomatic)患者」。

如果目前沒有症狀的人都有可能是新冠肺炎患者並有一定的傳播病毒能力,全民做好社會疏離措施是無可避免的。(美聯社)

范克爾克霍夫的原意,其實是指,很多我們以為是無症狀患者傳染的個案,日後卻發覺當中所謂的「無症狀患者」實際上是「寡症狀」或「前症狀」患者,即是「有症狀」的患者,因此,真正的無症狀患者傳染他人的個案「看似非常罕見」。

學術研究與現實抗疫的距離

而范克爾克霍夫周一表態的混亂在於,她由上述論述得出了一個不妥當的現實結論:如果我們真的好好追蹤有症狀患者的個案,隔離那些個案,好好追蹤其接觸者,再隔離他們,那麼我們就能大幅減少傳播。

這個結論本身當然沒有錯。然而,范克爾克霍夫卻忘記了一點:我們只活於現在,並不能得知哪些現在沒有症狀的人,未來會不會出現症狀;因此,在某個時間點上,如果我們只追蹤有症狀患者的話,我們就必定忽略了「寡症狀」和「前症狀」的有症狀患者,以及他們所造成的病毒傳播。

根據4月公布的一項研究,新冠症狀出現前2至3日,患者已能散播病毒;而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則估算有40%的新冠病毒傳播出自患者可見徵狀之前。在此等初步數據之下,由於我們不能在某個時間點上將無症狀患者與有症狀患者準確區分開來,范克爾克霍夫將注意力集中有症狀患者的呼籲,則似乎有點失算。

病毒測試要擴展到沒有新冠徵狀的人士身上,才能有效尋出無症狀患者。(美聯社)

美國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傳染病專家沙夫納(William Schaffner)就批評范克爾克霍夫的區分過於細緻,對阻止人們受感染「並不重要」。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LSHTM)的臨床傳染病學教授史米斯(Liam Smeeth)亦說,「無症狀與前症狀患者是病毒傳播重要途徑」是「自我隔離或封鎖政策」的「主要根據」。

上述的混亂表態,根本原因是出於范克爾克霍夫對於真正的無症狀患者傳播病毒能力的學術興趣,而這個學術興趣本身對於實際抗疫政策卻不太重要,然而在世衛的公開場合上,她卻不妥當地以此為據提出了一些實際建議。面對各界進一步質問之後,她就不得不澄清此等說法。

此等公眾溝通上的失誤,影響到的是大眾對世衛此等權威組織的信心——特別是,在民粹主義時代,不少主要國家的政客也在鼓吹反權威、反科學、反專業的意識形態。

「羥氯喹增加死亡率」的學術失誤

更嚴重的是,世衛以至學術權威的出錯並非單一事件。例如5月底,著名醫學期刊《刺針》(The Lancet)就刊登文章,指特朗普大力吹捧的藥物羥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會增加新冠病人的死亡率。「相信科學」的主流媒體就藉此大力宣傳,對自稱已用藥預防感染新冠病毒的特朗普或明或暗冷嘲熱諷;而世衛則藉此研究結果為由,宣布停止羥氯喹的研究。

然而,《衛報》的追蹤調查卻發現,文章當中所用、聲稱來自全球671家醫院、總共9.6萬名新冠病人的數據,其實來自其中一名作者德賽(Sapan Desai)所創立的Surgisphere公司,而該公司的LinkedIn網站只顯示有三名員工,其「科學編輯」是一位科幻小說作家,而其「營銷主任」則是一位成人內容模特兒。《衛報》同時發現文章聲稱有參與提供數據的多家澳洲醫院,根本不知道它們有參與其中,且稱從未聽聞過Surgisphere公司之名。

醜聞引發軒然大波,《刺針》文章的其他三位作者在6月4日正式收回文章,而世衛也宣布重啟羥氯喹的研究。

學術出錯,實屬常事。然而,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之時,學術卻成為了眾人之事,也成為了公共衛生政策的重要參考指標。這時候的學術錯誤,就不單純是學術界的問題。

當全球都希望尋得辦法壓服疫情之際,新冠病毒的學術研究文章多如天上繁星,尚未經過同行評審發表的文章已先行在網上發布,被媒體轉載。這,也許為某些學者提供了迅速一舉成名的機會,於是研究的水平也有可能受到影響。

上述的《刺針》文章更是已發表之作,無論是文章的另外三位作者,還是《刺針》委託的同行評審,竟然也直接相信了Surgisphere這家名不見經傳公司的數據。在平常人的眼中,這也是疏忽之極。而世衛在未有進一步審視其研究根據之下,就先行停止羥氯喹的研究,也難免讓人有感這是要迅速壓下不少民粹政客主張的政治行動。

上述兩宗公眾溝通混亂、嚴謹度明顯欠缺的學術失誤,就給予了民粹主義者把柄,去「證明」科學家和專家們是如何的不可靠,使反威權的意識形態更為深種。在民粹主義橫行,且公眾目光聚焦科學研究的今天,權威的學者、專家們,實在須在謹言謹行,以免自身失誤成為了民粹政客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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