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東到中國:拜登領導下的美國還要尋找「外交假想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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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面對國際挑戰時,美國總是能團結國際盟友對抗共同的敵人:二戰的納粹德國、冷戰的蘇聯、波斯灣戰爭的薩達姆。然而今天,當美國終於開始走出中東地區的時候,拜登面對的是一個沒有明確敵人的世界。誰會是美國的下一個「假想敵」?

隨著拜登的就職和領導層的變化,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許多盟友都鬆了一口氣。與特朗普時期的不可預知的政策相比;拜登現在想表明美國可以再次領導世界,並履行對其既有國際聯盟的責任和義務。11月24日,拜登在公布其外交政策團隊的演講中,自信地宣稱:「美國回來了,準備好來帶領世界。」(America is back, ready to lead the world.)

不過,美國的現實是其和盟友關係的維繫,一直需要一個對象。冷戰結束時,美國通過在中東作戰統一了西方世界:當時共同的敵人是「擁有大殺傷力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的獨裁領導人薩達姆(Saddam Hussein)。「9.11」事件後,該共同敵人變成了含糊不清但充滿威脅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然而,這些威脅今天都無法說服美國的盟友;當選總統拜登要面對的世界卻截然不同。

美國的新對手

今天說到美國的主要對手時,首先想到的不是俄羅斯、伊朗或朝鮮,而是中國。在過去的四年裏,特朗普和他忠實的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已經將中國重新定義為美國的重要「戰略對手」。然而,與此同時,一系列原因使得拜登政府難以將中國作為其外交假想敵。

上一次美國積極地制定「領導世界」的戰略時,導致了20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地困境。

首先,拜登知道,他的盟友沒有一個願意在中美之間作出選擇。聯合國、歐盟、英國,甚至美日澳印的「四國聯盟」(QUAD)都有理由避免這種選擇。在歐盟,任何對中國打擊過於嚴厲的動議,有機會被中國在中東歐的朋友否決。同時,剛脫歐的英國渴望與亞洲巨頭保持好的貿易關係。即使是最新與中國發生外交摩擦的澳大利亞,也無法擺脫其根本經濟利益與中國掛鈎的事實。雖然這些夥伴歡迎拜登擔任總統,但沒有一個願意聯合一面倒地對付中國。

其次,上一次美國積極地制定「領導世界」的戰略時,導致了20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地困境。不管這個戰略在當時是否是個錯誤,但現在很明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人力、財力和軍事資源投入過大;這是拜登和特朗普難得的共識點。在浪費了幾十年的資源後,在其他地方再發生衝突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圖為澳洲總理莫里森2019年10月3日在悉尼講話,演講中他表示,將鞏固美印日澳「四國聯盟」在印太外交和安全框架中的作用。(AP)

第三,在21世紀,「敵人」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今天,美國最大的對手也是它的主要貿易夥伴,也是幾乎其所有盟友的主要貿易夥伴。雖然特朗普上任後,明確了大國衝突的時代遠未結束,但也表明21世紀的競爭主要不是軍事實力,而是貿易和經濟實力。當美國與中國爭奪5G或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領導地位時,他們是在一個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經濟中進行的。拜登已經明確表示,他不相信「脫鈎」能解決問題,尤其是克服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將需要與中國進行更多的合作,而不是減少合作。

因此,下屆政府的外交政策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拜登的團隊能否讓盟友相信,美國再次「帶領世界」不會帶來誰都不想要的中美對抗。

沒有共同敵人的領導

因此,拜登將不得不在兩個目標之間周旋:一方面將美國帶回國際舞台前端,另一方面又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而這種兩難局面可能會迫使他改變對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的構想。

多年來,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以及歐盟和中國等世界主要角色都堅持認為,美國需要習慣一個日益多極化的世界。如今,在預見到拜登需要採取的政策後,美國前外交官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

前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專門研究亞洲事務的有影響力的智庫創始人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拜登當選前的一次演講中堅定地指出,面對與中國的競爭,在經歷了四年蓬佩奧的積極外交之後,新任總統需要重新評估美國的外交政策。

坎貝爾認為,美國在亞洲地區的領導力不能再依賴前幾屆政府75年來建立的「操作系統」,即貿易接觸、前沿部署的軍事能力以及強大的條約聯盟。從幫助建立該系統的一位官員口中聽到這番話,讓人豁然開朗。

圖為2019年5月23日,亞洲集會主席坎貝爾於北京出席中國發展論壇。(路透社)

坎貝爾強調,美國需要「學會傾聽」其他國家的聲音,而不是試圖動員盟友支持自己的世界觀。它必須在亞洲「建設能力」(build capacity),更積極地參與該地區自己的機構和高峰會,比如東盟或東亞峰會。美國還需要像在中東地區那樣,促使政府、外交和情報機構的受訓官員學習當地的語言和文化。這種人力投資在亞洲是缺乏的,尤其是在高級領導人層面。

拜登的外交團隊必須弄出的可能是一種不在於識別和擊敗敵人的領導。

當然,美國仍將能夠利用其有影響力的軍隊來保證戰略影響力。但最終,像坎貝爾這樣資深外交家的警告表明,拜登不能簡單地回到「團結世界對抗共同敵人」的老戲碼。中國的崛起和特朗普的四年外交給拜登帶來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挑戰;讓美國盟友焦慮的不僅是中國的強硬態度,更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國的單邊主義。除非拜登外交團隊學會平衡多種利益和觀點,也就是接受多極化世界的規則,否則它將無法讓盟友放心。

如果拜登的外交團隊想再次帶領世界,必須弄出的可能是一種不在於識別和擊敗敵人的領導,而不是再嘗試為自己定義出一個新的「外交假想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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