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程過半之際，此次大會的核心問題，即人事安排問題已經有了具體眉目，1月27日時，越南《越南快報》等主流媒體一度借越共中央委員、越南祖國陣線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兼秘書長候阿令（一作「侯亞令」）之口，披露了現任越共總書記、國家主席阮富仲在越共十三大期間已獲推薦，有望第三次「連任」的消息。

候阿令指出，很多已超出年齡限制的委員也得到推薦，這意味着現年67歲的總理阮春福、越共中央檢查委員會主任陳國旺等人，即越南最高級別的「領導骨幹」也有望留任。至此，本次大會最大的懸念已於2月1日，即人事問題表決日提前全面揭盅。其背後的人事更替可能更已成為越共這一「老大黨」的艱難抉擇。

阮富仲留任的三個原因

2021年的越共十三大未能促成越南改朝換代可能有三點原因。首先，阮富仲仍未能依靠反腐全面掌握政局，進而促成其整風大業。他雖在2013年後即開始「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羣眾」，調整越共在此前二十年間體制和作風問題，但這一行動一開始就遭遇前主席張晉創阻攔：後者勸阻其不要對政治局成員進行法律制裁。

直到2016年末，阮富仲領導的反腐敗機構才在丁羅升身上打開突破口，並因其「火爐」等反腐口號在民間贏得支持。可由於越南自胡志明逝世後一直缺少核心型的政治人物，因此，即便陳國旺等人稱阮富仲是「黨員幹部學習的光輝榜樣」，阮富仲本人也發表了《在革新的道路上穩步前行》等治國理政的綱領性文件，但這對於越共的轉化仍然是有限的。

其次，越共在當下仍缺乏「精通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又有能力帶領黨和人民在革新年代開拓進取的優秀候選人」。這不僅僅是越共對於丁羅升、黃忠海兩屆河內市委書記工作能力、理論水平的失望評價，也是對當下幹部團隊的不滿。隨着革新的深入，越共黨員幹部戰鬥力不強的問題越來越突出。

在越共六七十歲的高層幹部群體中，他們多年集中精力應對戰爭和民族解放，缺乏社會和經濟管理經驗。在新上任的中下層幹部中，很多人要麼受到西方理論和思潮的影響，對於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大打折扣；要麼拘於「全家當官」的侷限性，對於業務缺少熱情。在2017年開始的大規模反腐後，基層幹部也人心惶惶，怠工懶政，彼此拉幫結派以尋求相互支撐。這導致越共目前只能通過遴選技術官僚以及定期召開整訓班等方式解決人員問題。

河內的領導骨幹包括阮春福、陳國旺等至少9人：

再者，阮富仲、阮春福為首的一系列要人繼續位居前列，可能也是越共黨內各派系較量未能做出妥協，不得不維持現狀，選擇最大公約數的結果。

阮富仲的反腐行動一方面淨化了越共的肌體，但這種做法也同樣把越共內部的鬥爭尤其是最高層的矛盾鬥爭公開擴大化了。此舉雖然打破了原有的「紅種子」（即太子黨）、教育、石油、交通、銀行、公安、通信等裙帶、利益集團，但在越共高層清查專案、深化反腐的過程中，原有的集團又在避險之後重新聚合，內部鬥爭有增無減。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2019年10月下旬，越南教育部副部長黎海安在調查越南北方四省高考舞弊期間「墜樓身亡」的風波，直到2021年，越南警方仍未能公布其調查結果。

河內的無奈

其實，對越南的自由派及「改革」人士來說，越共十三大並不值得多加觀望，從2018年5月的越共十二屆七中全會開始，河內方面開始「把主要議題放在集中討論戰略幹部即高級後備幹部的培養和選拔機制上」，這讓外界早早認定，越共十三大的「高素質的領導班子」應該頗難敲定。

1月28日，越南公安部長蘇林首次強調越南的三大挑戰，其中排在第一位的為「反動陰謀」，「敵對力量越來越危險」：

到2019年後，隨着越南各地怠工懶政案件頻發，尤其是河內同心鄉血案、河內日強公司案、白梅醫院感染事件、峴港醫院感染事件等風波的發生，越南基層的懈怠表現越來越突出。到2020年9月後，阮富仲及其團隊留任就已經成為河內高層傳聞中的共識。而今，來自官方的消息只能讓觀察家們故作驚愕。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河內方面對於幹部作風問題可能是早有想法，早有認識，但苦無解決方案的。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越南最高檢察院監製的長達80集，要求公檢法人員每天觀看學習的反腐電視劇《生死》。該電視劇以越南近年來多起大案為線索，講述了在南部新設的「越清省」中的省級幹部腐敗與內鬥等問題。

在《生死》中，越南觀眾驚喜地發現「越清省」的案件影射了峴港案，其反派之一，大商人梅洪武與峴港貪污窩案的核心，即商人潘文英武（鋁武）有頗多相似之處。另一重要反派，即省長之子、越清省規劃與投資部副主任陳清拔，也影射了在廣南省發生的一起官員家庭貪污案件。

在全劇80集的故事裏，該省官場、公檢法系統隨劇情進展，因反腐為之一空，省長陳義的家人也先後涉案。可在大結局中，看似充滿嫌疑的省長陳義卻能在辭職後全身而退，這種荒誕卻又現實的安排也成了越南「反腐」的無奈寫照。

從越南權力結構的譜系來看，阮富仲的管制可能從2018年才剛剛開始。其正本清源，進一步維護越共領導，加強越共對國家的領導權的進程仍需時日，其越共總書記的身份也只是在2016年後有所加強：這個曾經的「四駕馬車」在「革新開放」的三十五年間有過二十年的削弱史。

考慮到此前兩任掌握大權的總理，即潘文凱，阮晉勇都掌權10年左右，控制政權尚未超過三年的阮富仲可能吃了制度的虧，他本人也難以在兩三年內輕易扭轉越共在此前二三十年間遺留的各種問題。河內如果因此引述「強大的領導人要引領國家走向富強，必須有適當的任期時間」等語，以確保其「發展規劃的長期性、政策執行的穩定性和幹部隊伍的純潔性」，想來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