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下旬，一名印尼網約車司機在雅加達參加一場抗議低工資與官員開銷的示威中，被警車碾壓。雖然印尼總統很快於當地時間8月29日慰問該司機家人，但是已經無法阻擋迅速蔓延至印尼全國的抗議浪潮。當地時間8月29日，印尼全國各大主要城市均爆發了大規模示威遊行並迅速演變為暴亂。據當地華人在相關社媒平台分享的訊息顯示，一棟議會大樓遭抗議者縱火焚燒，三人死亡，許多達官貴人的宅邸成了抗議者的重點襲擊對象，印尼社會的動盪趨勢進一步加劇。

近年來，伴隨着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的持續推進，東南亞地區早已成為中企和中資奔赴的熱土，而有着「東南亞第一人口大國」美譽的印尼也不例外。2024年，中國對印尼直接投資總額為81億美元，連續9年位列印尼前三大投資來源地。2025年上半年，中國對印尼投資總額達36億美元，繼續位列印尼主要外資來源國。

到2025年6月為止，就在印尼的投資和業務而言，中資和中企從礦山、基建再到飲食消費，幾乎無所不涉及，而這其中更有雅萬高鐵這一堪稱「一帶一路」明珠的頂級項目。但是，印尼最新的社會動盪，揭示了印尼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和嚴重風險，這將會形成對中資和中企出海的長期挑戰。

就印尼的社會經濟制度結構建設而言，相關分析人士援引制度經濟學研究成果指出，印尼（甚至包括整個東南亞）都處於空間碎裂帶上，空間碎裂帶的這一稱謂就意味着這些國家的內部矛盾極多，其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往往堆砌在家族精英和門閥制國家基礎之上。

這種模式的突出痼疾就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而且在門閥制下，對於上層階層的利益觸動，除「政治鬥爭」外，日常很難有具體的涉及，而國家掌權者的改革方向，雖然近幾年都是集中在拉升底層居民福利之上，但國家經濟實力尚無力構築覆蓋大規模民眾群體的社會公平性福利制度。

對此，相關分析人士指出，這種社會制度之下，藴含着深層次的衝突、矛盾和風險。

首先，收入分配嚴重失衡，巨大的貧富差距嚴重衝擊社會承受能力。在印尼，這次官方點燃社會怒火的原因之一是，只要當選議員，每月就有至少5000萬印尼盾（約2.38萬港元）的住房津貼，是雅加達最低工資的約10倍。這種懸殊的收入差距並非偶然：印尼基尼係數已達0.43，明顯超過國際警戒線，而議員群體的實際收入（含隱性福利）與普通勞動者差距更大。這種制度性不平等源於財政預算分配的結構性偏向，政府優先保障官僚體系福利，卻對普惠性質的教育、醫療等民生支出較為吝嗇。在印尼的國家公共支出中，教育支出的GDP佔比長期不足2%，甚至低於柬埔寨等更落後的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印尼今年二季度GDP增長5.12%，但增長紅利被少數群體壟斷。自2019至2024年，印尼中產階層人數從約5730萬縮減至4780萬，且普通勞動者實際收入增長長期滯後於通脹。2025年8月，雖然印尼整體通脹率僅為2.31%，但食品價格按年上漲4.7%，直接衝擊佔人口半數以上的低收入群體。這種「增長不增收」的困境，使得民眾對經濟發展的獲得感嚴重不足。

其次，財政資源扭曲與腐敗嚴重影響經濟持續增長。如上文所述，印尼政府的預算模式呈現典型的家族照顧模式，大量資源被投向了精英階層福利而非公共產品：議員津貼、燃油補貼等非生產性支出的財政預算佔比常超過10%，而基礎設施投資佔比則常年不足8%。2024年，印尼政府在削減地區預算的同時，卻為580名議員發放總額超3000億印尼盾的住房補貼。這種「劫貧濟富」的財政政策，直接導致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質量惡化。

此外，議員福利問題暴露出官僚體系的自我利益固化，透明倡導組織Fitra披露，議員實際月收入（含出勤獎金、差旅費報銷）遠超法定薪資。分析人士指出，這種腐敗不僅消耗財政資源，更扭曲市場機制，企業為獲取政策傾斜被迫支付尋租成本（權力尋租）。世界銀行的相關調查顯示，印尼企業非正規支出佔比常年位居東南亞前列。相關分析人士強調稱，中國不少去印尼投資的華商，也在當地陷入了這種惡性循環式的尋租怪圈，在當地要做生意，不找到靠山，一來拿不到配額，二來光各種流程就能讓企業家精疲力盡。

再次，勞工權益實質性保障滯後，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顯著。相關分析人士表示，儘管印尼的司法體系源自荷蘭，擁有較完善的勞動法律體系，包括強制社保、加班費標準和工會權利，但執行層面存在嚴重漏洞。例如，雅加達製造業企業普遍存在變相延長工時現象：名義上每周工作40小時，但實際加班時長平均達12小時/周，且僅按最低工資標準支付1.5倍加班費，而非法定的2倍。這種操作導致工人實際收入被壓縮，2025年製造業工人實際工資較2019年僅增長12%，明顯低於同期通脹累計漲幅。

而且，外賣員、摩的司機等零工經濟從業者在城市勞動力中的佔比已超10%，但他們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此次引爆全國抗議浪潮的死難網約車司機的悲劇，暴露了平台經濟監管真空，企業通過外包規避法律責任，而政府尚未建立適應新業態的勞動保護機制，這種制度滯後使得新興勞動者成為「經濟增長中的隱形人」，只有付出，鮮有回報。

第四，外部經濟壓力與內部治理能力的雙重擠壓。由於東南亞地區的內部競爭機制，印尼頻繁的政策調整和官僚腐敗削弱了外資長期投資意願。2025年二季度，印尼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按年下降約7.3%，部分流向越南、泰國等政策穩定性更高的國家。

並且，印尼雖為東南亞地區經濟大國，但仍高度依賴資源出口和低附加值製造業，2023年礦產與農產品出口佔比達40%以上，而高附加值產業僅貢獻GDP的不足20%。勞工權益問題又加劇了這一困境，企業為降低成本，長期維持勞動密集型生產模式，忽視技術升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印尼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僅為馬來西亞的40%，且技術工人缺口達數百萬。

此外，印尼貨幣屬於東南亞「三大軟幣」之一，其匯率波動與債務風險一直伴隨着其經濟發展的路徑之中，2024年時，印尼盾匯率曾跌至約16800兑1美元，創1998年金融危機以來新低，這就加劇了其外債償還壓力。當下，印尼政府外債佔GDP比重已超35%，而外匯儲備僅能覆蓋不足5個月進口需求。相關分析人士指出，這種脆弱性使得經濟政策陷入兩難：若提高利率穩定匯率，將抑制投資；若維持寬鬆政策，可能引發資本外流。因此，世界銀行一直擔心印尼成為下一場金融風暴的引爆點。

印尼這兩年一直試圖通過「新首都努桑塔拉」等項目吸引投資，但在全球產業鏈重組中仍處於被動。在美國對東南亞加徵關稅後，印尼紡織品出口成本增加12%，競爭力有所削弱，而印尼也不像馬來西亞有諸多高技術成品可供出口。

在9月1日，印尼政府正式表態將會削減部分議員福利並呼籲民眾趨於冷靜，印尼總統也正式抵京參加中國重大活動，印尼內部局勢似乎有了初步緩和的跡象。但是，安邦智庫（ANBOUND）研究人員認為，對於印尼內部局勢的脆弱性和後續風險仍不宜低估。

第一，印尼門閥制的頑固性短期內恐難以被真正觸動。在此次社會動亂爆發之前，印尼政府已經着手對議員津貼進行過調整，但是仍不足以令印尼民眾滿意，可見門閥利益的根深蒂固。並且，印尼政府的最新調整舉措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印尼家族門閥的地位，後續仍存在不小的逆轉可能，印尼社會矛盾仍有繼續激化的可能性。

第二，此次印尼暴亂發生之後，基於印尼過去的排華歷史，國內相關評論很快對暴亂的排華可能性表示擔憂。對此，印尼政府迅速表態會全面保護印尼華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但是，在逆全球化的時代，經濟民族主義情緒走高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印尼自然也不會例外。並且，在印尼近幾年的稀土產業政策變動中，民族主義立場處於持續強化之中。即使印尼不會再爆發全國性的排華動亂，但一旦持續面臨經濟不振和改革難推進的窘境，印尼政府是否會將更多的社會成本加諸中企？是否會對中企的合規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對此類風險，絕不宜低估。

安邦從事「走出去」項目的研究人員，曾經多次在各種場合警告要對在東盟投資加以警覺，東盟並非是一個「肥肉」和「蛋糕」；如果是的話，那麼它早就在全球化進程中被跨國公司搶而分食了，當下印尼發生的這一波社會動盪，證明了這種謹慎是有道理，中國希望「走出去」的投資者，有必要謹慎處之。

最終分析結論：

概而言之，此次社會動盪暴露出印尼經濟治理的三大系統性缺陷：財政分配的精英俘獲、勞工權益的制度性忽視、增長模式的普惠性缺失。這三大缺陷共同造成了印尼經濟「增長而少發展」的困境。實事求是地講，這些問題，在其他一眾東南亞國家身上也有所體現，而類似的債務危機苗頭也在泰國有所顯露。但是，在印尼，這三大問題的根源尤為深刻，負面效應也特別突出，有意赴印尼發展的中資和中企要尤為注意。

本文原載於2025年9月3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