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多次批評並施壓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情況下，再次採取令市場震驚的舉措。其在其社交媒體上公開了一封致美聯儲理事庫克（Lisa Cook）的信件，宣佈即刻將其免職。這可以說是美聯儲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舉動。

對於特朗普採取這種非常規舉措的動機，大部分市場機構都理解為意圖通過改組美聯儲理事的構成，改變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此之前，特朗普多次批評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指責並要求其領導下的美聯儲應儘快降息。此前，據媒體透露，特朗普也考慮過提前解除鮑威爾本應在明年結束任期的美聯儲主席職務。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官員也多次批評鮑威爾遲遲不肯降息的舉措。這些政治傾向意圖左右美聯儲的做法，越來越嚴重地威脅到美國金融體系一直標榜的央行獨立性的原則，同樣也會動搖美國乃至全球金融市場的根基。

不過，出於維持美國經濟穩定和減少政府債務融資成本的考慮，特朗普顯然更關注其自身的政治前途，以實現其「MAGA」的政治目標。特朗普表示，很快將在美聯儲理事會中擁有「多數」由其任命的成員，這些人將支持他大幅下調利率的意願。而且，即使經過法律程序，特朗普無法解僱美聯儲理事，對鮑威爾「抄後路」，對特朗普而言，由於其掌握明年鮑威爾繼任者的任命權，可以通過任命贊同其降息主張的新繼任者，左右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決定。這意味着，美聯儲的獨立性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

美國《華爾街日報》的文章稱，特朗普此舉可能標誌着美聯儲自1951年以來享有的獨立性走向終結。文章表示，無論特朗普的意圖最終是否實現，這一事件都可能成為數十年來金融市場最關鍵的節點之一。如果白宮最終得以控制貨幣政策，美國可能進入一個通脹更高、波動性更劇烈的時代。其實，安邦智庫（ANBOUND）首席教授陳功先生曾警告，這一輪「特朗普衝擊」，很可能重複當年「尼克遜衝擊」的情景和後果。短期來看，貨幣政策可能更偏向於寬鬆，這對房地產市場和債券市場短期利好；長期而言，貨幣政策的政治化，很可能會出現長期滯脹以及美元貶值（注：無競貶條件下）。

當然，一個比較令人困惑的問題是為何特朗普不顧一切「重蹈覆轍」施壓美聯儲？在經濟層面來看，除了美國政府對市場和經濟影響日趨顯著的原因，還需要看到當前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經濟根基正被日益侵蝕。

實際上，尼克遜衝擊，在當時被理解為凱恩斯的政府干預經濟政策走向失敗和結束的標誌。在成功克服「大蕭條」之後，凱恩斯主義的以財政支出影響經濟的政策主張在二戰後盛行其道，這不僅契合了戰後經濟重建的需要，也有各國執政黨支持經濟發展獲取政治利益的私利。不過，持續擴大的財政支出，讓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政府陷入赤字擴大和債務增長的惡性循環，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因此打起了降息的算盤，這帶來了政治主張影響美聯儲決策的案例。

其結果就是滯脹時期的來臨。一方面，持續財政擴張對經濟的刺激作用越來越弱；另一方面，通脹成為當時難以遏制的「猛獸」。凱恩斯主義的失敗，催生了新自由主義的盛行，以貨幣供應調節經濟，減少政府直接干預的貨幣主義成為之後政策的基調。這表現為，列根政府推動供給側改革，減少政府干預市場，同時，美聯儲主席沃克爾加息應對通脹，幫助美國度過了艱難的上世紀八十年代。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下政府角色的收縮，使得貨幣政策的角色日益顯著，從而使得央行成為政策的主角。就此而言，貨幣主義的成功實踐，造就了格林斯潘二十年美國經濟「沙皇」的神話，也讓保持央行獨立性成為主要經濟體的政策信條。不過，隨着格林斯潘卸任，2008年的金融危機卻讓貨幣主義理論出現裂痕，給了一生研究「大蕭條」的伯南克實現政府大規模救市的「新凱恩斯主義」的機會。史無前例的「量化寬鬆」和救市，讓美國成功度過了百年一遇的危機。

不過，一方面，市場失靈的危機讓新自由主義倡導的「自由市場」難以自圓其說，使得財政政策重新回到政策制定者的視野之中；另一方面，危機之後的長期低通脹、低利率、低增長的經濟環境，也讓利率調節、流動性調節為主的貨幣政策逐漸失去效力。日本、歐洲相繼陷入「零利率」、「負利率」的困局之中，美國的情況也類似，伴隨着低增長，利率宜降難升但通脹幾乎消失，同時債務持續擴張推動資產泡沫持續。

尤其是，日本的長期貨幣寬鬆都沒能讓其擺脱困境，成為世人懷疑貨幣主義理論的經典反例。事實上，日本當前走出「失去的世界」，除了貨幣寬鬆之外，財政政策加力推動結構性改革、推行「新資本主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在本質上和伯南克推動的「貨幣+財政」的一攬子救市方案類似，都是財政貨幣一體化的政策路徑。而且新冠疫情的影響，實際上也進一步加強了財政政策在整個宏觀政策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當然，美聯儲自身政策執行的失敗進一步腐蝕了美聯儲的權威性和獨立性。包括特朗普在內，很多人指摘美聯儲的理由之一是美聯儲疫情後對高通脹的「進退失據」，不僅對高通脹沒有預期和準備，在應對上也滯後，對於通脹的持續難脱干係。鮑威爾也因此被特朗普稱為「太遲先生」。實際上，這種政策失控恰恰是貨幣政策長期「失效」的後果。一方面，長期低通脹、低利率使得貨幣政策空間受限，難以作為；另一方面，通脹與失業的背離，同樣讓其進退兩難。

不久前的全球央行年會上，美聯儲對於貨幣政策框架進行了調整，放棄了導致政策滯後的「平均通脹目標」，而重新回到5年前的「靈活通脹目標」。鮑威爾反思稱，彼時（5年前）美國經濟處於「新常態」：低增長、低通脹、極為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線，利率長期接近有效下限（ELB）。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政策利率在ELB停留長達七年。當時人們普遍認為，若再遇衰退，利率會再次回到零附近，且長期受限，從而進一步壓制就業與通脹，形成不利循環。因此，2020年美聯儲引入了「平均通脹目標制」，以確保在利率受限的情況下，通脹預期仍錨定在2%。但疫情後情況完全不同，經濟重啟帶來40年來最高通脹。這是美聯儲始料未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令美聯儲感到意外的是疫情後通脹其實還發生了很多變化。特別是通脹與失業數據的背離讓美聯儲左右為難。就此而言，逆全球化時代，通脹與貨幣之間的聯繫正表現出新的變化，貨幣與通脹之間的聯繫發生改變，通脹與就業的關係也在發生改變，這讓全球化時代的貨幣主義日漸「失靈」。其實，在疫情之前，無論是「國民基本收入計劃」還是「現代貨幣理論」，都強調了政府財政政策的作用，實際上都提出了財政與貨幣一體化的政策構想。在這種趨勢之下，央行獨立性的減弱也就是貨幣主義走向周期性沒落的結果。無論導致什麼後果，這或許是當前特朗普急於「一統天下」的政策基礎。不過，與此前不同的是，如果說尼克遜衝擊以反例的形式，終結了凱恩斯主義理論的實踐；那麼，特朗普的舉動，或許是貨幣主義理論走向周期性終結的開端。

最終分析結論：

為實現降息的主張，美國總統特朗普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動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政治化。這種威脅央行獨立性的做法，除了政治博弈，還有着經濟基礎和金融體系隨逆全球化潮流變化的背景，而這些正在推動曾經風靡全球的貨幣主義經濟理論走向周期性的終結。央行獨立性的衰落可能正是這一經濟理論更迭的開始。一句話，特朗普的邏輯有其必然性，只是西方金融界何時承認的問題。

本文原載於2025年8月31日的安邦智庫每日金融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