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是全球經濟中最具影響力和爭議性的雙邊互動之一。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幾十年裏，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憑藉低成本勞動力、完善的供應鏈和大規模製造能力，在對美國的貿易中積累了巨額順差。這些數據有時會被解讀為「不公平貿易」的證據，從而導致了一系列關稅壁壘和貿易摩擦的爆發。國內有些社會反饋稱，美國是在「耍賴」，吃不了虧就要和中國打貿易戰，「非常不公平」。然而，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認為，這個「順差」只是表面的部分，結構性現實其實是「順差在中國，利潤在美國」。

回顧中美近些年的貿易往來，第一財經研究院整理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4040億美元，2023年這一數據為3610億美元。根據2024年的中美商品貿易總額估算得出，2024年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赤字達到2955億美元，這是自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但仍為美國最大單一國家貿易赤字。進入2025年，雖然「關稅大戰」導致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大，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遠超進口的趨勢尚在延續。相關數據顯示，今年7、8月份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均超200億美元。這些數據反映了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尤其在消費電子、機械設備和紡織品等領域，中國出口佔據了美國市場的顯著份額。

然而，這種順差並非是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體現，而是全球分工的結果，甚至可以這樣說，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美國跨國公司的產業鏈佈局。中國出口的產品多為中間品或最終組裝品，而因其依賴進口原材料和技術部件，這使得順差在外匯儲備上的積累雖可觀，但並未轉化為可持續的利潤增長。

如何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真正理解「順差在中國，利潤在美國」的本質含義？這就必須引入貿易附加值（TiVA）的概念了。該指標由經合組織（OECD）和世界貿易組織（WTO）聯合開發，用於剝離貿易總額中的進口成分，揭示各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實際貢獻的價值。

根據TiVA統計，中國在美國出口中的附加值份額雖從2005年的1.42%上升到2015年的2.72%，但整體上，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在附加值基礎上顯著縮小。例如，傳統貿易統計顯示的中美赤字往往被高估，因為中國出口的產品中包含大量從韓國、日本和中國台灣等地進口的部件，這些地區的附加值佔比較高。根據最新可用的OECD數據（2020年），以附加值計算，美國最終需求僅佔中國經濟的3%左右，而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附加值遠低於總出口額。

這意味着，中國雖錄得巨額順差，但實際經濟收益被稀釋。順差主要體現在組裝和低端製造環節，而高科技部件的利潤被上游供應商和美國品牌方主導。整體上，美國通過全球價值鏈的控制，實質確保了利潤的最終回流。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不均衡不僅體現在貨物貿易上，還延伸到服務貿易：2024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達332億美元，按年增長16.7%，主要源於知識產權許可、金融服務和軟件出口。這些宏觀數據強調了一個關鍵對比：在2024年，中國通過貿易順差獲得了約9920億美元的全球順差，而美國的貿易赤字達1.2萬億美元，不過這並未削弱其經濟主導地位，因為利潤分配的天平傾斜向美國。

如果要更加具象化一些，那麼蘋果iPhone手機就是一個經典例子。拿iPhone X為例，其材料成本約為409.25美元，其中中國企業貢獻約104美元，佔比25.4%，但這主要是組裝和部分低端部件的價值，實際附加值更低。據相關研究，中國公司在iPhone總成本中的份額僅為2.5%，而美國、韓國、日本和中國台灣企業佔80%以上。再以2024年新款iPhone 16為例，中國附加值僅為38.89美元，而蘋果公司通過設計、軟件和品牌溢價，捕獲了大部分利潤。基於價值鏈結構的估算，在每100美元iPhone利潤中，美國企業獲得約50美元，中國僅10美元，其餘40美元流向其他供應商。

戴爾（Dell）筆記本電腦則是另一個典型案例。戴爾每年在中國的採購額達250億美元，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商之一。基於行業報告、供應鏈分析和TiVA研究，結合可查閲的公開訊息來估算，戴爾每枱筆記本電腦的材料成本中，中國供應鏈（包括顯示屏、電池和組裝等）貢獻約35%-45%，但附加值僅佔10%-15%，主要來自組裝和部分低端部件製造。戴爾通過設計、軟件（如Windows生態集成）、晶片（如英特爾處理器）以及品牌溢價，獲得約55%-60%的利潤。

以一款典型的中端戴爾XPS 13為例，其材料成本約600美元，中國貢獻約200美元，但實際附加值僅約30-50美元。相比之下，美國企業（包括戴爾和晶片供應商如英特爾、AMD）通過專利和技術標準，獲得每台設備約300美元的利潤。故而，無論是筆記本電腦、手機還是其他高科技產品，中國出口的附加值佔比通常很低，而美國通過控制價值鏈高端，確保了利潤主導地位。

中國方面長期強調的貿易利潤嚴重不足，正是前述結構性問題的核心體現。現在中美貿易談判緩慢，外媒甚至稱中國正在採取一種新的立場——繼續對話，但幾乎不做讓步。其實，中國在未來中美貿易關係中，完全可以強調「順差在中國，利潤在美國」的特點，作為談判的重要議題之一。因為這才是基於數據與真實可以帶來的實際籌碼，而不是一味地僅僅會喊「不公平」。

在中美貿易方面，美國方面現在對於「順差」的強調，實際是特朗普主義在國家財政視角下的「收割」，意味着美國跨國企業在拿走利潤的大頭之後，美國的國家財政還站出來，希望再「收割」走一部分原本就已微薄的利潤，因此這是美國政府的財政統治力在全球的一種表現。說白了，就是這樣做並非像表面概念那樣，是「基於美國人的利益」，而是實際上基於美國特定政府以及特定利益集團的政治利益。這種情況下，未來將中美貿易談判納入大國關係的框架之下，有其必要性。

因此，中國有必要在貿易之外，創造更多的談判籌碼，以便在大國關係的基礎上，解決貿易順差問題。

最終分析結論：

中美貿易的核心特點在於「順差在中國，利潤在美國」。未來，中國應在貿易談判中特別強調大國關係，注重政治層次，實現產業升級和雙邊關係的重塑。

本文原載於2025年9月11日安邦智庫的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