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阿富汗塔利班當局與巴基斯坦政府正式簽訂了停火協議，南亞地區的跨國衝突出現了初步的緩和跡象。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巴基斯坦邊防哨所遭到武裝分子突襲，數名巴軍人戰死。需要突出的一點是，自去年下半年巴內部安全局勢出現顯著惡化，俾路支解放軍（BLA）活動持續抬頭以來，依照巴官方的說法，巴軍方對俾路支解放軍及其他分離武裝的清剿行動已經持續了快一年也不斷出現「重大勝利」。但是，很顯然的一點是，以俾路支解放軍為主的巴叛亂武裝的生命力似乎並未被顯著削弱。

就BLA的頑固性而言，除開部族、文化等時常論及的因素外，地理特性的重要性也很關鍵。對於BLA而言，其戰鬥力和生存能力所呈現的不是單點騷擾，而是建立在地理因素充分加持下，法律、社會與組織運作等多重要素之上的「縱深生存體系」。剿滅難度並非來自單一優勢，而是這些要素疊加後的系統性阻力——即便巴政府和軍方在局部取得戰術成果，分離武裝仍能通過後方再生與替代路徑迅速恢復。這使得BLA猶如巴安全局勢的附骨之蛆，剿滅難度極大。甚至可以說，根本不可能剿滅。

相關分析人士指出，就俾路支地區的地理結構而言，其可謂是反恐行動的噩夢：從坎大哈至凱奇形成多層嵌套的地理防線——坎大哈依託阿巴邊境的山地屏障與跨境部落網絡，提供天然庇護與隱蔽；查蓋山地走廊地形崎嶇、監控薄弱，成為滲透與補給的理想通道；努什基—卡蘭地帶以100至150公里的縱深兼具安全與機動性，利於反叛組織分散與再集結；卡拉特公路走廊地勢破碎、交通依賴單線，防禦面廣而脆弱；最南端的凱奇地區則以地理隔離和部落自治構成半獨立的行動空間。整體地形既阻斷國家力量的持續打擊，又為恐怖組織提供層層迴旋餘地，使「剿滅」難以徹底化。具體來看，地理因素和其他因素的交織呈現出以下惡果。

首先，法律與國際邊界：難以跨越的屏障與被動防守的惡果。阿富汗—巴基斯坦長達數千公里的山地邊界，對常規軍事行動具有先天的法律與政治限制。國家主權和國際法使得一國軍隊難以在鄰國領土上依法開展持續性軍事追擊：這並非技術問題，而是外交與法律界限—跨境追擊可能引發主權爭議、升級地區衝突，或需要複雜的雙邊—多邊法律安排。

對於BLA等分離主義武裝而言，這意味着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其可以在鄰國享受相對安全的指揮與補給後方，指揮層和核心組織結構難以被摧毀；二是巴軍事力量被動承受「先發劣勢」——只能在國土內防守、堵截與追擊有限目標，無法徹底切斷跨境補給與庇護鏈。法律屏障因此把戰術上的被動轉化為戰略上的結構性劣勢。

其次，地形與通道：隱蔽、碎片與單點脆弱性的並存。查蓋山地、卡拉特破碎化地形、馬克蘭沿海山脈等自然條件，構成了一系列難以被完全有效掌控的物理環境特徵。山地擁有大量非正式通道、峽谷與山口，能夠為熟悉地形的分離主義武裝提供高度隱蔽的移動路徑；同時，山地的垂直性與地形複雜性也使得空中、地面偵察與快速機動難以形成完全覆蓋。

公路走廊（如N-25）的存在看似為巴政府和軍方提供了「可守點」，但其同時也成為攻擊者的高效打擊目標：破壞一點便可造成長期交通癱瘓，從而影響後勤與戰略連通。換言之，地形既為巴政府和軍方創造可控節點，也為分離主義武裝提供低成本、高影響的「打點」機會。兩者並存，使防禦方在兵力部署上陷入兩難：要麼在關鍵節點上投入大量兵力以防止局部癱瘓，要麼維持兵力分散以覆蓋更長線路，二者都帶來資源消耗與效率下降。

再次，縱深—時間和補給—反應的悖論。努什基—卡蘭處在距邊界約100—150公里的「操作縱深」位置，這一區間恰好在「官匪」反應與補給效率之間形成一個危險的平衡：對武裝組織而言，這個距離足以脱離邊界前沿的高密度巡邏區，同時又短到可以維持快速補給與戰力調動；對國家軍隊而言，延伸防禦與快速反應的成本隨距離成倍上升。

在具體運作上，巴政府和軍方面臨兩個時間悖論：一是反應時間悖論，追擊與隔離需要時間，而分離武裝則有着足夠的時間撤離並重新藏入山地或後方城鎮；二是補給—駐守悖論，要在縱深處維持持久存在需建立前沿駐點與補給線，但這些駐點自身又因孤立與補給脆弱性而容易成為被打擊目標。歷史與實踐顯示，縱深既為叛亂組織提供「安全構面」，也把防禦方拖入長時間、消耗性對峙，難以通過短期集中打擊實現根除。

第四，分離武裝的社會庇護網絡和組織再生能力造成的訊息—情報困境。BLA等武裝集團並非僅依賴地形生存；其深植於跨境部落網絡與地方社會結構中。跨境部落的親緣關係、宗教與貿易往來提供了人員隱蔽、補給渠道與招募基礎，使得即便某一據點被清除，人員與資源也能通過親緣與社會網迅速重組。社會支持的隱蔽性直接導致情報收集的盲區：人口稀疏地區的情報空白與地方訊息傳播機制的「雙向屏蔽」令巴政府和官方的主動偵查與長時間監控成本極高。

此外，分離組織內部的分散化架構與地理冗餘（多點集結、互補節點）增強了再生能力。武裝集團領導層若能在國際邊界後方保持基本安全，便可持續指揮或重構作戰單元。對巴政府和軍方而言，這種「重構能力」意味着單次戰術性清剿無法摧毀整個組織的命脈：每一次局部勝利後，若缺乏持續的社會壓縮與情報滲透（這幾乎是巴政府和軍方的常態），組織會利用剩餘網絡補充損失並恢復行動節奏。

綜合來看，剿滅BLA的努力面臨着地理因素加持下的一系列要素構成的「再生生態」的「森嚴壁壘」：法律與邊界提供難以觸及的後方，山地與破碎地形提供隱蔽與多路徑，縱深提供戰略緩衝，而社會網絡則提供隱蔽與再生的人力物力基礎。巴政府和軍方在此情勢內面臨的是高成本的全面覆蓋需求與長期的耐久消耗，而BLA等勢力只需維持若干關鍵通道與社會支持點就能長期存續。

因此，從純粹剿滅難度的角度看，BLA等勢力所利用的是一種結構性不對稱：「官兵」必須「處處成功」才能達到徹底根除，而「匪軍」只需「多點能動」，局部得手便可獲取戰略效果。這樣的系統性障礙使得任何孤立的、短期的軍事行動難以實現根本性消滅。只要地理—法律—社會的縱深體系在某種程度上保持完整，組織便掌握了將時間轉化為生存與再生優勢的能力。

最終分析結論：

俾路支解放軍（BLA）等武裝集團的威脅將會長期存在，其軍事存在根本不可能被剿滅。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只能仰賴政治方案。

本文原載於2025年10月27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