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零工」的歷史由來已久，過去在線下從事按日、按件、按項目結算的臨時工都屬於零工的範疇。隨着數字技術的興起，網路時代的零工興起，「零工經濟（gig economy）」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目前，對「零工經濟」的工作類型還沒有統一的界定。

「零工經濟」參與者可分類為臨時幫助機構的工作人員（temporary help agency workers）、隨叫隨到的工作人員（on-call workers）、合同工（contract worker）和自由職業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s or freelancers）。根據這一統計口徑，在過去十年裏，中國的零工經濟經歷了爆發式的增長，令中國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靈活就業市場之一。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截至2024年底，中國的靈活就業人口已突破2億人，佔整體勞動力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阿里研究院估計，到2036年中國會有高達4億的勞人動力將通過網絡自我僱用和自由就業，相當於中國總勞動力的50%。

零工經濟，或者說勞動力市場非固定、碎片化的發展趨勢並非中國獨有，而是後福特主義勞動形態的全球化表現。福特主義時代的勞動制度以規模化生產、終身僱用、標準化工時與福利為特徵，核心邏輯是效率與穩定的結合。而自20世紀末以來，全球製造業向服務業和知識經濟轉型，生產方式的靈活化成為主導趨勢。

網路與訊息技術的發展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結構變化。算法幫助精準匹配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企業通過外包、眾包、平台化組織來降低人力成本和管理風險，勞動者則以「自由職業者」或「個人承包商」的身份參與勞動。這種被稱為「後福特主義」的生產模式，以靈活化、短期化、網絡化為關鍵詞，是技術進步、全球資本流動、勞資關係重組和政策導向的綜合結果。

因為快速的數字化轉型，中國成為後福特主義的「前沿陣地」。尤其是發達的數字平台和智能算法，迅速壯大了中國零工經濟的規模，也帶來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深度分化：一方面，平台釋放了巨大的靈活性，讓數以千萬計的勞動者能以更低的門檻參與經濟活動；另一方面，它也在悄然瓦解傳統的穩定就業框架，使得「固定崗位、長期合同、穩定福利」的就業模式逐漸讓位於短期、臨時、項目制的勞動關係。零工經濟造成的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性，對中國這樣一個尚未完全實現高收入化、卻已快速老齡化的國家來說是尤其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削弱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造成代際貧困等複雜社會問題。

在這一點上，日本的經驗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鑑的參照。日本「非正規僱用」（hi-seiki koyō/non-regular employment）的趨勢已經延續數十年，遠早於中國，而「非正規僱用」的趨勢已經對迅速老化的日本產生深刻影響。

自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以來，日本的非正規僱用勞動者比例逐漸上升，形成了以兼職、派遣和臨時工為主的就業結構。當時，日本企業為應對經濟衰退和全球競爭，開始大規模採用非正規僱用以降低勞動力成本和增強靈活性。

起初，這種調整似乎為日本企業帶來了競爭力的恢復空間，但長期後果卻極其深遠。到2000年代後期，日本非正規僱用員工比例已接近40%，其中年輕人和女性佔主體。這一群體普遍面臨收入偏低、職業晉升受限、社會保障不足等問題，形成了結構性的「青年貧困」。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日本非正規僱用勞動者的年收入通常低於200萬日元，遠低於正職員工的收入水平。

「非正規僱用化」趨勢深刻影響了日本的社會結構。日本的結婚率從1990年的每千人7.0對已降至2025年的約4.5對，而生育率則徘徊在1.3左右，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原因在於，非正規僱用工作帶來的收入不確定性，讓許多人難以負擔家庭開支和子女教育。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本應促進性別平等，但非正規僱用化往往將她們侷限於低薪崗位，進一步抑制了她們的生育意願。

與此同時，日本的老年人口比重卻不斷攀升，導致社會撫養負擔急劇增加。養老體系依賴於社會保險繳費，但非正規僱用員工往往被排除在全面的福利體系之外，因此導致養老金積累不足，國家養老基金的壓力劇增，許多中年非正規僱用者在退休時面臨貧困風險。

同時，非正規僱用化趨勢對社會心理也產生了深遠影響。長期的不穩定就業削弱了個人的歸屬感與社會信任，日本年輕一代普遍表現出對未來的焦慮與無力感。可以說，非正規僱用的趨勢既削弱了日本的經濟活力，也侵蝕了勞動者的信心和社會凝聚力。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類似的結構轉折點上。雖然中國的零工經濟與日本的「非正規僱用化」在表現形式上不同，中國更依賴數字平台與網路經濟，日本更符合傳統路徑的勞資調整，但背後都是企業追求靈活性與成本控制，勞動者被迫接受風險轉移。隨着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製造業利潤壓縮、服務業佔比提升，這一趨勢只會進一步加劇。平台經濟固然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卻也在制度上放大了不平等，平台掌握數據與算法優勢，而勞動者處於訊息與議價的弱勢地位，最終形成了「數字時代的非正規僱用化」。

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口結構變化正在為這種趨勢疊加新的風險。根據預測，到2035年，中國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佔比接近三成。社會保障體系在財政壓力之下，必須依賴穩定的社保繳費和稅基支撐，而零工經濟的大規模擴張，恰恰削弱了這一基礎。大量靈活就業者因繳費機制不完善而成為社保體系的「灰色地帶」，不僅使個人養老和醫療保障缺口擴大，也威脅到制度的整體可持續性。經濟增速放緩、就業不穩定、社會保障缺口擴大，這三者的疊加，對「未富先老」的中國來說是致命的。

從政策角度看，中國目前已開始探索靈活就業群體的社保改革和勞動權益保障。部分城市推出了針對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的專項保險，社保部門也嘗試建立「個人繳納+平台代繳」的新機制。然而，從制度設計的完整性與執行力度來看，這些舉措仍處於試驗階段，覆蓋面有限，且缺乏全國層面的統籌機制。零工勞動者缺乏組織化力量，也使其議價能力難以制度化。若這一趨勢繼續無序擴張，零工經濟的「靈活性紅利」可能迅速演變為「結構性風險」。

日本的經驗提醒我們，勞動市場的靈活化在短期內有助於企業適應經濟轉型，但若缺乏配套的社會政策與制度保障，長期結果往往是社會兩極分化和代際斷層。中國需要在發展零工經濟的同時，重新思考勞動制度的底層邏輯：如何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應當以制度創新的方式，將靈活用工納入社保、稅收、職業培訓、勞工權益保障等完整體系中，而非將其視作「例外」。只有這樣，科技進步帶來的靈活就業，才能真正成為社會進步的助推器，而非風險源。

未來的中國勞動力市場，可能不再以「僱傭關係」為核心，而是以「勞動關係網絡」為特徵。平台、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邊界將更加模糊，勞動的組織方式也將持續演變。但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勞動者的基本保障與社會參與權都應得到制度化承認。科技塑造了新的勞動形態，而制度必須回應這種變化。因此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適應零工經濟的增長，在數字經濟時代建立起一個兼具靈活性與安全性的勞動市場，讓零工經濟成為經濟結構升級與社會穩定之間的橋樑，而非裂縫。

最終分析結論：

從日本「非正規僱用化」的歷史可以看到，勞動市場的靈活化若缺乏制度保障，最終會帶來貧困、少子化和社會信任崩解等長期風險。中國的零工經濟在技術進步和平台創新的作用下，同樣面臨收入不穩定、社保覆蓋不足和職業流動受限的問題。在「未富先老」的嚴峻現實面前，這種不穩定性可能迅速演化為系統性社會壓力。因此中國必須提前建立與靈活用工相匹配的社會保障與勞動制度，讓零工經濟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助推力而非隱憂。

本文原載於2025年10月29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