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能源轉型加速的當下，雖然由於成本等因素的限制，氫能產業的前景仍面臨着一系列的不確定性。但是，世界主要能源消耗大國從未真正從這一領域中全面抽身。去年年底至今，德國氫能企業聯合瑞典、芬蘭等國的同行持續推進氫能卡車研發，尤其是提升氫能卡車在極寒低温情況下的運行能力。

在亞洲，根據《韓日經濟合作2.0框架》的具體安排，氫能供應鏈、燃料電池汽車等移動出行解決方案將會是日韓兩國後續氫能協作的發力重心。而在產能規劃和產業園建設方面，日本業界也持續在推進氫能技術研發與部署。其中，山梨縣的一種獨特的「政產協同」模式或將重塑氫能產業格局。

2025年，日本在山梨縣北杜市正式投運的白州綠色氫能園，不僅是日本全國規模最大的綠氫生產基地，更是日本政府與產業界合作機制的集中體現。這一項目展示了日本在能源戰略中的一貫思路：政府主導方向、產業承擔實踐，通過協同創新應對結構性能源轉型的挑戰。顯然，這是一種政策與產業的協同模式。

首先，產業園的規劃體現出國家戰略的落腳點。

從能源安全到產業升級，日本推動綠氫項目的出發點，首先在於能源安全。作為一個資源匱乏、長期依賴進口化石燃料的國家，日本的能源政策核心始終是「多元化與自立化」。2017年發布的《氫能基本戰略》提出，到2030年要將氫能社會初步建成，實現電解氫成本降低至每立方米30日元以內，2050年進入全面商業化階段。白州綠氫項目正是這一戰略框架下的試點樣本。

政府之所以願意承擔前期高昂投入，根本在於它將氫能視作「產業升級的關鍵載體」。在碳中和的全球競爭中，日本不可能僅依賴核能與太陽能維持能源獨立性。氫能不僅補足可再生能源的間歇性弱點，更為材料、化工、運輸、食品等高耗能行業提供脱碳路徑。通過在山梨建設大規模綠氫系統，日本試圖驗證氫能與工業體系的融合機制，為全國形成技術、標準與商業模式的「輸出模板」。

其次，產業園規劃中的政府的角色—戰略規劃者與制度保障者。

白州綠氫項目的核心資金來自日本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設立的「綠色創新基金」，總規模2萬億日元。這不僅是財政支持，更是一種政策導向信號。

政府在其中承擔的責任可以概括為三點：

第一，戰略引導與頂層設計。日本政府深知單靠市場機制難以承擔前期高風險的能源創新，因此通過政策規劃、專項基金與稅收優惠鎖定研發方向。NEDO基金的投入邏輯是「先示範、後市場」，以政府投資降低不確定性，為企業創造可實驗的環境；

第二，制度協調與基礎設施建設。氫能的推廣需要跨部門協調——能源、環境、工業、安全、運輸等多領域均需協同。政府在此承擔的是制度整合者的角色。例如白州項目的氫氣輸送管道、儲存許可及安全評估均由國家能源廳統一審批，確保項目從研發到應用的制度順暢性；

第三，風險承擔與社會目標導向。氫能產業投資尚處於高成本階段，回報周期長。政府以公共資金承擔前期風險，是為了換取長期的社會效益——減排、能源安全與技術競爭力。白州項目不僅是一項技術試驗，更是一種政策信號：日本願意用財政槓桿帶動社會資本進入氫能賽道。

再次，企業的角色—技術執行者與產業推動者的融合。

若說政府是規劃者，那麼企業就是執行者。白州項目中，三得利控股、東麗集團、東京電力、西門子能源、加拿大航空、米浦拉等企業共同組成了一個橫跨能源、化工、製造與消費品的聯合體。這種組合正是日本「產業協同」傳統的延續——不同領域企業以聯合研究和成本共擔的方式共同推進新技術落地。

企業在該項目中承擔了三重責任：

第一重：技術創新與系統整合。西門子能源與加拿大航空負責質子交換膜（PEM）電解槽系統的技術集成，確保可再生電力高效轉化為氫氣；東麗集團提供膜材料和儲氫技術優化方案；東京電力提供電網調節與能源管理經驗；三得利則負責氫能在工業生產中的終端應用驗證。這種分工使得項目具備從生產到使用的全鏈條示範價值；

第二重：數據積累與商業模式探索。白州項目的另一重要目標是「數據化」。企業聯盟將持續收集到2026年的運行數據，用於評估制氫成本、儲運效率、設備壽命和維護經濟性。這種數據驅動的研究方式，是日本試圖以科學化方式推動商業可行性的重要路徑。對企業而言，這些數據不僅用於性能優化，更用於未來參與國內外氫能市場競爭的戰略佈局；

第三重：社會責任與品牌轉型。對於三得利等消費品牌企業而言，參與綠氫項目具有雙重意義：一是減少生產碳排放，符合全球ESG投資趨勢；二是以「綠色製造」強化品牌認同。對東麗、東京電力等基礎產業企業來說，氫能則是進入新增長曲線的入口。可以說，日本企業在白州項目中既是在履行社會責任，也是在為自身的產業未來佈局。

第四，合作模式的核心邏輯—政府規劃 + 企業共創=產業組團模式。

白州綠氫園的成功投運以及未來前景，不在於技術突破本身，而在於合作機制的成熟度。日本政府與企業界在氫能領域的合作並非臨時拼湊，而是一種「協同治理」體系。其運行邏輯可以概括為三層：

第一層：政策契約化。通過NEDO基金與長期目標設定，政府與企業簽訂一種「戰略契約」——企業承擔研發和商業試點責任，政府保證制度與財政支持。這種契約機制提高了政策的可預測性，也降低了企業決策的不確定性。

第二層：知識共創化。日本在氫能技術上採取的是「共享研發」模式，強調跨企業數據開放與研究協作。白州項目的多企業聯合實驗機制，使得技術成果不被單一主體壟斷，而可形成產業標準。這與歐美市場化競爭模式不同，更符合日本產業一貫的「聯盟式創新」傳統。

第三層：社會目標化。日本氫能戰略並不僅追求商業回報，更追求社會效益。政府與企業的合作目標包括減排、區域能源安全、產業轉型與就業穩定。白州項目未來作為「區域供氫樞紐」，其社會意義遠超單一企業的收益考量。

這種合作邏輯的核心，是政府以公共政策塑造市場，企業以技術創新回應政策，實際上政府通過2萬億日元的資金實現了組團創新，搞成了科技共同體。合作的雙方並非上下級關係，而是一種相互依存的共同體。政府提供製度護欄，企業提供技術突破，二者在共同的長期目標下形成了動態平衡。

概而言之，白州綠氫項目的意義，不止於一座工廠的投運。它象徵着日本在能源轉型中形成了一種「以合作為核心」的新型國家創新體系：政府提供方向與制度保障，以公共投資化解市場早期風險；企業以聯合創新推動產業落地，在風險可控環境中追求商業化路徑；學術與社會機構參與驗證與評估，確保項目成果能形成政策與標準輸出。

這種多層合作結構，使日本在氫能賽道上擁有相對穩定的政策與技術支撐體系，也讓能源轉型不再是孤立的科研或政策事件，而是一場涵蓋政府、企業與社會的系統工程。

誠然，這種模式也存在結構性問題。其最大風險在於政府導向過強，市場反饋機制不足。當政策資金成為項目存續的核心條件時，企業的創新動力容易轉向「政策依賴型」行為——追求補貼合規而非成本優化。此外，多方協作雖能降低單一企業風險，但也可能導致決策遲緩與責任模糊。若未來商業化速度不及預期，這種以政府牽頭的「共擔機制」可能反而放大財政負擔。

儘管存在局限，日本的政產協同模式依然可在國際能源治理體系和能源轉型過程中展現出一定的影響力：

首先，它提供了一種中長期視角下的創新生態。政府以穩定政策提供「慢變量」，企業以技術與數據推動「快反饋」，兩者的互動讓日本能夠在能源戰略中維持高度一致性；

其次，白州項目可能成為區域能源自治的新範式。在「可再生能源—氫能—工業熱能」的閉環體系中，日本探索出一種分散式能源自給的可能路徑，這對面臨電力老化與區域衰退的地方城市尤為重要；

更重要的是，這種合作模式強化了「能源轉型的社會正當性」。通過讓公眾看到大型企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策的同向協作，日本在社會層面構築了對氫能的信任與共識，為未來市場化推廣奠定基礎。

可以說，日本在氫能轉型中走出的是一條「謹慎而系統」的道路。它或許速度不快、成本不低，但正是這種穩健協同，使日本有望在未來形成具備國際競爭力的氫能產業體系——既不依賴單一政策，也不陷入資本的短期逐利邏輯，而是在國家戰略與產業演化之間，找到一條可持續的平衡路徑。

最終分析結論：

日本的經驗表明，能源轉型不只是技術革命，更是一種治理革命，最終的落腳點是制度模型。白州綠氫項目的落地，預示着「政產共治」的日本式路徑或將成為未來氫能經濟的重要樣本——在政策引導與市場創新之間找到可持續的平衡點。

本文原載於2025年11月13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