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太空經濟」這個概念是近10年最熱門的詞彙之一，指的是航天領域正在發生的、由商業力量驅動的、顛覆性的變革，它與傳統的由國家政府主導的「舊太空時代」形成鮮明對比。這個提法的興起主要由以下因素驅動：首先是技術的成熟，尤其是小型化、低成本衛星技術和火箭可重複使用技術的突破。其次是私人資本的湧入，風險投資（VC）大量投入航天初創公司。第三是商業模式的創新：衛星網路、太空旅遊、小衛星發射等新興商業領域的快速發展。

當SpaceX完成人類首次商業太空行走，中國高交會全球首發太空遊項目，歐盟推進千億級IRIS2星座組網，新太空經濟（New Space Economy）已從科技前沿的概念演進為重塑全球產業格局的核心力量。其核心內容是構建以商業化、市場化為導向，融合航天製造、太空服務、資源開發與數字技術的複合型經濟形態，覆蓋從上游航天材料與核心元器件研發、中游火箭發射與衛星星座組網，到下游衛星通信、太空旅遊、太空算力、深空資源勘探等全鏈條場景。其核心構想，是通過技術普惠化、市場多元化與資源共享化，讓太空從「專屬探索疆域」轉變為「人類共享經濟空間」，為全球經濟增長注入全新動能。

那麼未來「新太空經濟」將會有多大的經濟規模？

目前對於未來十年市場規模的預測，只能源自許多分析機構（如摩根士丹利、美國銀行）的預測，全球太空經濟的總規模（包括發射、衛星製造、地面設備和應用服務）有望在2030年代中期或2040年達到1萬億美元甚至3萬億美元。至於目前已經創造的年度營收規模，如果以2024年末估算，全球新太空經濟的總營收（包括政府預算和商業活動）目前已達到約5500億美元至6000億美元。

中國的「新太空經濟」起步較晚，民營火箭發射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數，而且遠未實現返回着陸的可重複使用的經濟目標。因此對於「新太空經濟」如果以區分政府與民營活動方式的嚴格計算，中國的「新太空經濟」真正的有效產值近乎為零，明顯尚處於起步階段。

在這場萬億級別的藍海競逐中，未來將會如何走向？

太空開放已成為決定新太空經濟發展質量與全球競爭力的核心密鑰，其深度與廣度直接定義着產業發展的邊界與高度。那個被無數導彈與戰鬥機環繞，由空軍和防禦體系聯手守護的專屬「藍天」，實際是一個巨大的新市場。一旦這片藍天向世人敞開，便會立即激發實質性的經濟效益，而太空開放的核心要素，在於打破傳統航天領域的技術壁壘、市場壁壘與資源壁壘。因此與傳統航天產業「申請-審批-專屬使用」的封閉空域管理模式不同，新太空經濟的爆發式增長，將會完全依賴中國在太空「高邊疆」的開放方面的制度性努力，只有這樣才能帶來規模效應與創新動能。

國際電信聯盟數據顯示，近地軌道僅能容納約6萬顆衛星，而全球已規劃部署的低軌衛星數量已超10萬顆，太空空間的稀缺性與需求的爆發性形成尖鋭矛盾，這一矛盾的破解唯有依賴科學有序的太空開放機制。從管理層面來看，美國的制度性改變最為明顯。為了推動太空開放，美國已經通過簡化審批流程，允許民營企業在特定空域進行常態化試驗飛行，加速了可重複使用火箭等關鍵技術的迭代，這是美國在新太空經濟走在前面的關鍵因素。

太空空間的開放是新太空經濟突破發展瓶頸、實現規模化增長的前提條件。更高維度的藍天開放，實際是一個國家的「高邊疆」的放大和延伸。「高邊疆」（High Frontier）這個概念，是由美國著名的航天專家、科幻作家和戰略家傑瑞德·K·奧尼爾（Gerard K. O'Neill）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奧尼爾認為人類解決地球資源和環境問題的最終出路，是利用地球以外的資源，特別是通過在太空建造大型、自給自足的太空殖民地（即著名的「奧尼爾圓筒」），將人類文明拓展到地球重力之外的高邊疆領域和範疇。他的這一構想，後來激勵了馬斯克等戰略型企業家的努力和拓展，並且逐漸取得了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在打造中國「高邊疆」的過程中，空間開放應該注重安全與發展並重，在強調中國應該積極參與有序太空空間開放的同時，還必須兼顧安全與發展。

美國作為新太空經濟的先行者，其領先地位的核心源於空域開放帶來的生態優勢，通過《商業航天發射法案》《太空資源法案》等一系列法規，構建了寬鬆有序的空間開放環境，允許民營企業參與火箭發射、空間站運營甚至深空資源開發等核心領域，形成「政府搭台、企業唱戲」的良性循環。NASA通過開放發射場空域資源與技術文檔，助力SpaceX快速突破可重複使用火箭技術，使美國在低軌衛星星座領域佔據先發優勢，「星鏈」計劃佔據近地軌道衛星總容量的70%，形成顯著的空間資源壁壘。

不過，另一方面，更為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將空域開放與軍事應用深度綁定，通過「星盾」計劃推動「星鏈」衛星為軍方提供通信、對地觀測等服務，在俄烏衝突中展現了重要的實戰價值，進一步鞏固了其空域競爭的戰略優勢。

歐洲則以區域協同開放為特色，打造一體化空域生態。歐盟斥資100多億歐元啟動IRIS2計劃，規劃部署290顆低軌及中軌衛星，核心在於通過統一的空域管理與協同機制，打破各國空域壁壘，構建覆蓋歐洲乃至全球的通信網絡，試圖打破美國對低軌衛星星座通信的壟斷。英國One Web公司通過與歐洲多國共享空域資源，已基本完成近660顆低軌衛星組網，可為多國政府機構提供通信服務。日本也在聚焦軍事與民用雙重需求，在2025財年防衛預算中編列2833億日元用於低軌衛星星座項目，通過主導空域資源規劃，力求在低軌網路、遙感監測等領域實現突破，提升自身在太空空域競爭中的話語權。

德國國防部最近發布了自己的空間戰略，該戰略包括三個行動領域，分別是識別太空危險和威脅、促進國際合作並維護太空秩序、建立威懾力並強化防禦能力。該戰略在前言中說，太空不再僅用於和平研究，而正成為衝突、戰略競爭和全球力量投射的舞台。隨着通信、導航、地球觀測、時間校準等社會經濟活動對太空服務的依賴日益加深，太空安全已成為「核心政治任務」。

德國的空間戰略旨在確保德國在和平時期、危機狀態及國防狀態下，持續保持民用與軍用太空行動能力，是德國維護國家利益，鞏固其作為「負責任太空行為體」地位的重要舉措。與北約盟國及國際夥伴的密切合作被視為該戰略的核心支柱。德國國防部部長皮斯托里烏斯當天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德國不會在太空採取侵略性行動，但必須具備為保護其衛星而進行自衛反擊的能力。德國國防部公報顯示，到2030年，該部計劃從國防預算中撥款350億歐元用於航天和太空安全。

與美國、歐洲相比，中國在空間戰略領域上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空間動態管理效率有待提高，目前中國空域審批仍以事前審批為主，動態調整機制不夠靈活，難以適應商業航天高頻次、規模化的發射需求；二是國際空間合作深度不足，中國衛星星座的部署與服務主要集中在國內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全球空域資源分配與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有待提升；三是軍民用空間協同機制尚未完善，空間責任的劃分仍存在「軍民分離」的現象，資源利用效率有待優化。這些問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新太空經濟的規模化發展，與中國作為航天大國的地位也不相匹配，亟需有更大的作為。

最終分析結論：

需要提醒的是，當前，「新太空經濟」正處於爆發式增長的關鍵期，全球空域資源的爭奪已進入白熱化階段。數據顯示，2024年僅僅是全球商業航天融資規模就達到580億美元，較2019年增長3倍，其中80%的資金流向了低軌衛星星座、可重複使用火箭等與空域開放直接相關的領域。隨着太空旅遊、太空算力、深空資源勘探等新業態的興起，空域資源的戰略價值將進一步凸顯，成為各國必爭的「戰略高地」。對於中國而言，進一步擴大空域開放，兼顧安全戰略的需要，已不是「選擇題」，而是關乎產業競爭力與國家戰略安全的「必答題」。

本文原載於2025年11月25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