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深圳|中美俄元首史上首次面對面會晤 中國作為東道主的意義

撰文: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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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美三國元首歷史上首次面對面會晤,牽動國際社會目光。11月19日,三國領導人齊聚深圳,大國關係迎來一次重要的直接對話。

中俄、中美、美俄三組雙邊關係冷暖不一,三國領導人為何選擇此時同台而坐?從傳統三角互動走向三方協調,還需跨越哪些障礙?首次會晤的成果又該如何衡量?

今年5月,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曾提出:

中俄美之間的三組雙邊關係,能否發展為一個統一的三方關係?

如今,這一設想迎來現實檢驗。

日前,觀察者網邀請崔洪建教授就中俄美三方會晤的動因與成果預期展開對話。他認為,近一年多來中美、美俄關係出現的緩和跡象,為三方會晤創造了必要條件;而中國發揮的主動性和建設性作用,則是促成此次會晤的關鍵。

但三組雙邊關係的改善,並不必然帶來大國關係的整體穩定——任何兩國走近,都可能引發第三方的戰略猜疑。此次三方會晤的重要意義,就在於通過直接對話減少這種猜疑,推動大國關係走向更加穩定的協調。

對於外界高度關注的會晤成果,崔洪建強調,不能只盯着具體問題能否得到解決。首次三方會晤更重要的是釋放穩定信號、增進各方信心,並為未來持續溝通建立框架。他將中方對此次會晤的主要預期概括為三個關鍵詞:「信號、信心、框架」。

此外,崔洪建還談到美國中期選舉對特朗普(Donald Trump)外交政策的影響、俄羅斯在三邊關係中的戰略位置,以及歐洲的複雜心態。

從「三角」到「三方」 為何現在成為可能?

觀察者網:您今年5月曾提出,中俄美之間的三組雙邊關係,能否發展成為一個統一的三方關係?如今三國元首19日在深圳舉行會晤,這一轉變為什麼會在當前成為可能?如果用一個詞概括此次會晤的性質,您會選擇什麼?

崔洪建:我當時就認為,在今年APEC這樣的場合,很可能出現三方領導人同台互動的情況。這一判斷主要基於兩個方面。

首先,近一年多來,中俄美三國之間的雙邊關係都在發生變化。其中最穩定的是中俄關系,長期保持較高的穩定性和互信水平。相比之下,另外兩組雙邊關係的不確定性更大。中美關係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來一直比較動盪;美俄關係在拜登政府時期因烏克蘭問題及其他矛盾,衝突和對立不斷上升。但近一年多來,三組雙邊關係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穩定和緩和跡象,為三方會晤創造了必要條件。

習近平主席(右)接見俄羅斯領導人普京(Vladimir Putin,左)。(新華社)

其次,過去十年國際形勢劇烈震盪,三國面臨的共同挑戰不斷增多,加強協調、增進互信的動力也隨之增強。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三組雙邊關係都有所緩和,但如果仍然只在雙邊層面處理大國關係,客觀上反而可能增加彼此之間的猜疑。例如,中俄互動更多,美國可能有所疑慮;中美關係趨於穩定,俄羅斯也可能產生擔憂。

因此,三組雙邊關係的改善,並不能直接帶來大國關係的整體穩定。從雙邊關係走向三邊關係,尤其是三國領導人的直接對話,就非常有必要。這種形式能夠進一步增進大國互信,提高溝通效率。

如果用兩個詞概括此次會晤,我認為是「穩定」和「協調」。

「穩定」反映了三國領導人和政府維護大國關係穩定的共同願望。「協調」並不是說三個國家要關起門來決定國際事務,而是希望通過這種形式,向國際社會釋放穩定的信號。

近些年來,許多國際問題的產生和延宕,都與大國關係不穩定、不協調有關。如果大國關係能夠保持穩定,並逐步走向協調,就有助於國際社會應對當前的諸多挑戰。

這裏所說的「協調」,更多是指大國關係總體上的協調,而不是要求三國直接協調所有具體事務。大國關係不能存在太多不確定性,更不能完全以競爭甚至對抗為主流。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三組雙邊關係的緩和是三方會晤的重要前提。那麼,這是否就是促成此次會晤的最關鍵因素?

崔洪建:應該說,這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雙邊關係層面的穩定和緩和,為舉行三方會晤創造了必要條件。但要真正促成會晤,還需要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發揮的作用。

從因果關係看,雙邊關係緩和是必要條件,中方發揮的主動性和建設性作用,則是促成此次三方會晤的充分條件。

如果沒有中方發揮作用,各方甚至可能難以就會晤地點達成共識,三方會晤在哪裏舉行恐怕都會成為問題。

中國保持了政治穩定性、政策連續性和對外開放的高水平,整體穩定性和政策可預期性強。近年來,中國外交實踐也積累了信譽,俄美兩國領導人都可以放心來到中國。

今年中國又是APEC東道主,因此,無論從政治條件還是實際操作層面看,舉行三方會晤都具有現實可行性。

我認為,大國雙邊關係的緩和與中方發揮的建設性作用,兩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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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重要變數 但不是決定性因素

觀察者網:您此前曾指出,美國是中俄美三邊協調中的「最大變數」。美國中期選舉剛剛結束,您認為選舉結果將如何影響特朗普在此次會晤中的戰略考量和談判空間?

崔洪建:中期選舉結果對共和黨和特朗普政府無疑是一個打擊。中期選舉的一個重要影響,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政治博弈進入新階段。外界預期,美國可能出現府院分治的局面。相對而言,在外交領域,即便民主黨掌控國會兩院,其對特朗普政府的制約也可能弱於內政領域。因此,外交可能成為特朗普政府集中發力的方向,以此挽回中期選舉失利帶來的不利影響。

在此背景下,美國政府顯然希望在重大外交問題上有所作為。比如在俄烏問題上,美國正在增加外交投入,希望取得一些成績。與此同時,改善大國關係也符合美國的現實利益。中美之間仍有懸而未決的貿易和經濟問題,關係到美國的經濟穩定、貿易和投資收益以及就業水平;而改善美俄關係,也可能為美國在歐洲方向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和戰略資源創造條件。

所以,我認為,中期選舉結果正促使特朗普政府更加主動地參與三方對話。

習近平主席(右)親自到機場迎接美國總統特朗普(左)。(新華社)

觀察者網:美國國內的兩黨博弈,是否會限制特朗普在外交上的迴旋空間?此次會晤形成的共識,如何更好地鞏固下去?

崔洪建:這種影響需要分階段來看。

從現在到明年1月,美國政治權力格局的變化尚未完全體現,對特朗普政府來說,仍然是一個可以在外交上發力的窗口期。美國政府可能希望利用這段時間,在重大外交問題上有所作為。

明年1月以後,如果民主黨掌控兩院,就可能採取各種方式與特朗普政府展開博弈。不過,從特朗普的個人風格看,他不會輕易向民主黨的壓力讓步。同時,民主黨短期內的主攻方向可能仍是內政。因為相較於外交政策,國會在內政領域對政府施加影響的空間更大。因此,美國國內政治博弈向外交領域傳導,還會存在一個時間差。

當然,如果民主黨試圖在外交政策上挑戰特朗普政府,中美關係、美俄關係也會受到一定影響。但我認為,即便美國兩黨圍繞大國關係展開更激烈的政治博弈,也不必然會背離此次三方會晤形成的基調和氛圍:如果此次會晤釋放出積極的緩和信號,得到國際社會及美國國內民意的正面回應,那麼這種環境也會反過來約束美國國內出於黨派利益的政治博弈。

未來將是一個複雜的互動過程。從中國的角度來說,只要三方溝通有利於大國關係穩定,有利於增強國際社會的信心,就值得繼續推動。

美國國內政治是影響大國關係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大國關係能否緩和、能否協調的決定性因素。

三方會晤 是為了增進超越雙邊關係的信任

觀察者網:美國國內存在通過改善美俄關係來調整對華戰略佈局,甚至所謂「聯俄制華」的討論。現在中美關係也出現趨緩跡象,您認為俄羅斯在三邊關係中將處於怎樣的戰略位置?

崔洪建:三方會晤至少有兩個作用。一方面,可以把三國各自關心的問題放在同一個框架下討論,開展更深入的溝通;另一方面,也可以從外交形式上減少雙邊關係改善給第三方帶來的猜疑,避免這種改善被理解為對第三方的潛在威脅。因此,三方會晤不是簡單疊加三組雙邊關係,而是要通過新的溝通形式,打破雙邊互動可能引發的戰略猜疑。

俄羅斯在對華對美關係中都有戰略目標和具體的利益訴求,但尋求與中美對話、拓展外交空間無疑是其優先事項。在面對部分國家制裁並對俄搞外交孤立的情況下,出席APEC領導人會晤並參與三邊對話符合俄方的外交目標。從作為核大國的角度出發,俄方參與三邊對話一定程度上是美俄戰略穩定對話的延伸,從作為亞太經濟體的身份出發,參與三邊對話也有助於俄方提升其經濟能見度並配合其「東向政策」。當然,俄方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從自身利益出發後如何找到三方的共同目標和議題。

美國總統特朗普(左)與俄羅斯領導人普京(右)會晤。(Reuters)

觀察者網:中俄關系長期保持穩定,而中美、美俄關係的不確定性更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處理好雙邊關係與三邊互動之間的平衡?

崔洪建: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中俄雙邊關係一直比較穩定,互信水平也很高。這是中俄美三方會晤能夠舉行的重要基礎。但進入三邊層面以後,就需要遵循不同於雙邊關係的邏輯。

雙邊關係是三方會晤的基礎,卻不應該成為主導三方會晤的最主要因素。雙邊關係更多是「台後」因素,而不是「台前」因素。

舉個例子。普京不願意到美國主辦的G20峰會上舉行三方會晤,一個重要原因是俄羅斯對美俄關係的緩和與改善還缺乏足夠信心。美俄關係尚不足以讓俄方放心地前往美國主場參加三方會晤,但俄羅斯對中國有信心。

開展點對點的雙邊外交,很多問題容易展開和深入。但在三邊場合,就要特別重視立場公允、觀點平衡,不能完全按照雙邊關係來劃分親疏遠近。

既然是三方會晤,就應該找到共同話題,讓各方都有表達意見的機會,也讓各方都能有所收穫。平衡、公正、公開,是推動三方會晤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則。

「信號、信心、框架」更重要

觀察者網:三方會晤需要建立不同於雙邊關係的溝通方式。那麼,您認為首次會晤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三方能否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取得突破?

崔洪建:這次三方會晤畢竟是第一次,當前國際環境又比較複雜,還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因此,不能急於求成。

我認為,此次會晤首先已產生「早期收穫」效應:三方均有意願舉行會晤並得以實現,這本身就十分重要。

其次,此次會晤在中國舉行,又是在APEC這樣的場合,能夠向國際社會傳遞一個信號:三個主要大國都願意更加重視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這也反映出當前大國普遍有尋求重新平衡政策重點的訴求。

第三,三方領導人坐到一起,並不意味着現有雙邊問題已經解決。中美之間、美俄之間仍然存在不少分歧。在這種情況下,第一次會晤不可能馬上解決所有困難問題。

因此,衡量此次會晤的成效應該看三個方面:

一是釋放大國關係穩定的信號;
二是展示三方願意共同討論問題的政治意願;
三是為今後進一步討論具體問題、困難問題建立框架。

中國外交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着眼長遠,以系統性方式開展大國外交。所以,我認為中方對此次會晤最主要的預期,可以概括為三個關鍵詞:「信號、信心、框架」。

首先要營造積極的溝通氛圍。至少要讓各方在開完這次會以後,仍然願意繼續舉行下一次會晤。對於首次三方會晤來說,最重要的是讓這種對話形式能夠持續下去,而不是急於在具體分歧上取得突破。

觀察者網:目前三方關注的議題存在差異。美國比較重視核軍控,俄羅斯則關注烏克蘭危機。如果不以解決具體爭端為目標,三方最有可能在哪些領域取得進展?

崔洪建:現在外界討論國際問題,往往過於關注具體議題和具體成果。

實際上,中美、美俄關係當前的緩和仍然只是一個開端。有些悲觀的判斷認為,這種緩和可能只是階段性的,甚至是一次「臨時休戰」。中方希望通過三方會晤讓已經出現的穩定和緩和勢頭持續下去,正是對這種大國關係「悲觀論」的正面回應。

如果一開始就集中討論具體問題,就可能會帶偏三邊會晤的方向,破壞大國協調的氣氛。

比如烏克蘭問題。美國目前有自己主導的談判軌道,如果中國介入,美國需要應對更加複雜的局面,也可能影響其在談判進程中的主導性。而且中國不是烏克蘭問題的直接當事方,現在也沒有必要在三邊會晤的場合就此牽涉其中。

同時,三方會晤還需要考慮其他國家的關切。因此,對此次會晤成果的預期,首先應放在它所推動形成的局面和營造的氣氛上。

當然,我認為三方仍有可能在一些原則性問題上達成共識。

首先是經濟合作。此次會晤安排在以推進「亞太共同體建設」為主題的APEC場合,中俄美可以在經濟合作、互聯互通、區域開放等方面尋找共同點。這些相對柔性的議題,比較容易形成共識。

其次是國際局勢。如果三方都認為當前國際形勢不應繼續動盪,地區衝突應儘快得到解決,那麼在維護國際局勢穩定、推動衝突緩和等方面,就存在形成原則性共識的可能。

最後是全球治理。美國接下來將主辦G20峰會。如果大國關係能夠保持穩定,各方在全球治理問題上形成更加積極的共同表述,對美國主辦G20也有好處。

因此,我認為,至少在經濟合作、國際局勢和全球治理這三個方面,三方都有可能取得一定的共識性成果。

觀察者網:《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今年2月到期後,國際核軍控體系面臨新的不確定性。作為擁有全球最大核武庫的兩個國家,美俄特別是美國應當承擔怎樣的責任?

崔洪建:美國方面有比較具體的預期。在當前美國國內政治形勢下,特朗普來到中國,肯定不希望空跑一趟。除了三方可能達成的原則性共識,他也希望提出具體議題,以體現自己在外交上有所作為。

但我認為,在這一場合討論核軍控問題目前存在兩個障礙:第一,討論這一問題的條件不具備、時機不成熟;第二,三方會晤不是討論核軍控問題的合適場合。

在核軍控問題上,中方立場很明確。核軍控首先是美俄雙方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要求中方承擔所謂同等責任。

從核武庫數量和質量來看,中國與美俄並不處於同一層面,因此不能把美俄應承擔的核軍控責任推到中國身上。

當前國際核軍控體系已經受到嚴重衝擊。美俄先後退出或終止了一些重要的雙邊軍控條約,原有約束機制不斷削弱。這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擔憂。美國和俄羅斯作為兩個主要核大國,如果缺乏足夠的相互限制和規則約束,國際戰略穩定就會面臨更大風險。

因此,我認為,美俄應該首先解決如何承擔自身核軍控責任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國際社會可以尋找更多機會和更合適的平台,進一步討論相關議題。

不過,如果美俄雙方有意願,中俄美三方仍可以就地緣政治衝突、核擴散風險等問題表達共同看法。這方面存在一定合作空間,但與直接開展三邊核裁軍談判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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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主場外交:經濟合作是推動三方共識的重要方向

觀察者網:此次三方會晤安排在深圳,與APEC會議背景相聯繫。您認為,中國作為東道主,應當如何發揮作用?這一安排傳遞了怎樣的外交信號?

崔洪建:我認為,此次三方會晤安排在APEC場合,中方可以重點突出經濟外交。這也是最有可能推動三方形成共識的領域。

因為討論經濟問題時,各方相互防範和戒備的心理相對會弱一些,相互需求的意願會更強一些。同時,經濟發展也是中俄美三國共同面臨的重要關切。雖然三方的具體訴求不同,但在經濟領域仍有不少可以公開討論、尋求合作的空間。

其次,中方可以利用此次主場外交的機會,展示繼續擴大開放、推動區域發展和互聯互通的意願。這些都是中國希望向國際社會傳遞的重要信號。

第三,充分展現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作用。讓三方會晤服務於中方對當前地區和國際形勢的整體考量,即推動大國關係持續緩和,讓各國更加重視經濟發展,並以合作而不是對抗的方式處理彼此關係。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三方會晤就能與APEC主場外交形成良好的相互促進關係。

中國作為東道主,會堅持平等、公允和平衡的原則,真正發揮建設性大國的作用,推動此次會晤取得積極成果。

觀察者網:從更廣泛的國際秩序來看,中俄美三方加強協調,如何既發揮大國穩定國際局勢的作用,又兼顧其他國家的利益和關切?

崔洪建:首先要正確認識當前國際形勢所面臨的問題。現在各方都面臨着國際局勢動盪、地區衝突延宕以及全球發展受阻等共同挑戰。大家需要考慮的是,如何為世界找到一條穩定、可持續發展的出路。

我不認為中俄美三方協調意味着重新劃分勢力範圍,或者由幾個大國重新決定世界秩序。這不是此次會晤要解決的問題,更違背中方的政策主張。

中俄美三國領導人會晤。(左起:特朗普、習近平、普京)。(Reuters)

中國主張的是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世界多極化是一種客觀趨勢,但多極化應該如何發展,還需要通過國際關係民主化加以引導。換句話說,就是要用多邊主義、用國際關係民主化來駕馭、引導和塑造多極化。這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底色。

在中方看來,中俄美三方對話的主要目標,是建立大國之間的良性互動。當前許多地區衝突之所以延宕、持續甚至升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背後存在大國之間的激烈競爭,甚至對抗。

如果大國關係能夠保持總體協調和良性互動,許多問題持續惡化的主要根源就可能逐步消除。如果現在大國關係持續惡化,對於熱點問題的解決無疑是抱薪赴火,而尋求良性互動則是一種「釜底抽薪」的思路。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理解大國的權力和責任。

外界討論大國關係時,往往更多關注大國權力的一面。但大國不僅有權力,還有責任。中國一直強調,大國的能力和影響力應當與其承擔的國際責任相匹配。

在中方看來,中國與歷史上一些傳統大國的重要區別,就在於更加重視大國的責任和擔當,而不是單純依靠自身實力行事,甚至謀求霸權。

因此,中俄美三方溝通應該是為了促進大國關係良性互動,為國際社會創造更加穩定的環境,而不是落入由幾個大國共同決定其他國家命運的歷史和話語陷阱。

歐洲的處境:邊緣化還是戰略自主?

觀察者網:您長期研究歐洲政治與外交。此次中俄美三方會晤,歐洲並不直接參與,但烏克蘭危機和歐洲安全又與三國關係密切相關。您認為,歐洲會如何看待此次會晤?這對歐洲戰略自主意味着什麼?

崔洪建:歐洲目前的初步反應,一方面是存在疑慮,另一方面也在觀望。不過,歐洲的疑慮有比較具體的指向。

在歐洲看來,中美關係的緩和與穩定有利於歐洲在大國博弈中獲得喘息空間並維護其利益。歐洲現在擔心的是,三方會晤可能為俄羅斯提供又一個實現「外交突破」的機會。

對多數歐洲國家來說,在外交上孤立俄羅斯,仍然是其向俄羅斯施加影響、支持烏克蘭的重要手段。

所以,歐洲對大國關係總體穩定和緩和並沒有太多反對意見甚至對其有助於解決它的一些實際問題還有所期待,但對於俄羅斯可能通過此次會晤獲得額外的外交利益,存在戒備和疑慮。

至於歐洲沒有直接參與三方會晤,我認為還需要考慮具體背景。首先,此次會晤安排在APEC場合,而歐洲並不屬於這一合作機制。其次,誰代表歐洲的問題以及最後,歐洲在某些重大的戰略性問題上還不具備足夠的話語權。

APEC歡迎宴會上各國領導人合影。(新華社)

當然,歐洲會密切觀察此次會晤的過程和結果,並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爭取在未來獲得更大的話語權,實現參與大國博弈的目標。

未來歐洲與中俄美等主要大國之間的關係將比較複雜。一方面,它們仍然需要與大國保持合作;另一方面,又希望通過與其他發達國家之間的橫向聯合來增強自身實力,以此獲得更多戰略空間和話語權,以應對大國協調可能帶來的影響。

因此,歐洲未來可能呈現一種複雜的狀態:在輿論層面,密切關注三方會晤,並根據自身利益形成相應敘事;在戰略層面,與大國之間既競爭有合作,並通過加強與其他中等強國之間的合作,擴大自身的外交空間。

總結來說,歐洲既希望大國關係保持穩定,又擔心大國協調影響自身利益;既希望增強戰略自主,又無法完全擺脱對主要大國的依賴。

這些方面將體現會晤成效

觀察者網:如果把觀察時間拉長到未來半年至一年,您認為有哪些具體跡象,可以體現此次深圳會晤的成果?

崔洪建:此次三方會晤順利舉行,如果形成一個可預期的前景的話,首先應該對三組雙邊關係產生積極作用。

比如,會晤結束以後,中美關係能夠繼續保持穩定和緩和,美俄關係也是如此。

具體到時間表來說,我認為可以從幾個方面觀察。

首先是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接下來半年到一年,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會有政治博弈,特朗普政府能否落實相關在三邊會晤中的表態,抵禦來自國內政治的壓力?這是一個重要指標。

其次,要看雙邊關係中的具體問題能否持續改善。比如,美俄之間在烏克蘭問題、歐洲安全和制裁問題上,能否出現更大的鬆動;中美之間在貿易、經濟、科技等方面,能否進一步緩和分歧。明年初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需要有一個結論,至少應該出現某種階段性的進展。這些都可以作為觀察指標。

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後續多邊外交中的大國互動。

美國接下來將主辦G20峰會。此前在G20場合,美國曾試圖聯合其他國家,在貿易平衡問題上向中國施壓。

那麼,在美國主辦的下一次G20峰會上,是否還會出現類似情況?如果相關分歧有所緩解,大國之間展現出更多合作意願,也可以說明此次三方會晤在增進中美互信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最後,還有一個直接指標,就是三方對話能否延續。比如,三方是否有意願繼續尋找機會,舉行下一次領導人會晤。

我認為,這些如果能夠實現,都可以說是此次三方會晤的具體成效。

對於第一次三方會晤來說,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能夠持續發揮作用的溝通平台。如果未來三方不僅願意繼續對話,而且雙邊關係中的一些問題也能逐步改善,那麼此次會晤就真正發揮了推動大國關係穩定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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