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擁西非強兵 六度連任的乍得總統何以戰死陣前？｜地理看世界
4月20日，非洲國家乍得（Chad）掌權逾三十載的強人總統代比（Idriss Déby）在前線「御駕親征」時被叛軍擊殺，而前一天選舉委員會剛宣布他以近八成支持率贏得第六個任期，如此戲劇化的情節讓這個少為人知的國家走進人們視野。此次乍得叛亂的源頭來自何處？另外，乍得作為美法於西非反恐的重要盟友，反恐軍隊實力之強域內少有，總統為何淪落到前線戰死的地步？
此次乍得的變局來得猝不及防。該國2008年在法軍幫助下平息了第二次內亂後，境內已無有力叛軍勢力，中國商務部2020年底出台的投資指南也形容該國局勢趨穩。再加上近年西非恐怖主義抬頭，而乍得作為相對安穩之地，在美法支援下訓練出一支域內少見能跨境反恐的力量，可見其軍隊有一定實力，對付叛軍組織理應不在話下。
而此次起事的叛軍「乍得改變與和諧陣線」（Front for Change and Concord in Chad，FACT）成立不過五年，以乍得以北的利比亞為據點，主要招募乍得北方提貝斯提（Tibesti）山區遊牧民族高蘭族（Gouran）。其人數並不算多，外界估計軍力不過900人至1,500人。
乍得4月11日大選時，FACT趁機襲擊了其北方邊境的一個選舉票站，並穿過荒蕪的北方沙漠迅速向南推進。乍得軍方4月17日前去阻攔，與叛軍於中西部交火，聲稱以5人死亡的代價擊斃300叛軍，法軍也幫助空中偵查，看似局勢盡在控制之中。軍官出身的代比4月20日放棄了預定的勝選演講赴前線視察，想必也是對局勢頗有把握。不過叛軍趁機襲擊代比成功，這位時年68歲的強人因負傷過重一命嗚呼。
但究其根本，雖然北部叛軍此次得手有偶發性，但也有必然性，其體現了乍得近代數次內亂中的主要因素，即民族矛盾，這在乍得過去一直以不同形式上演。而乍得亂局之中的未來走向，又因區域內恐怖主義升溫的大環境，蒙上了不詳的陰影。至於如何解構乍得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問題，還要從地理說起。
農牧與宗教：南北固有矛盾
很少有人知道，乍得是非洲古老文明之一，該國國名來自非洲第四大胡泊乍得湖，早在7,000年前就有人定居，而乍得就是當地卡努里語「水」（Sádǝ）的意思。受惠於8至16世紀的跨撒哈拉貿易，乍德湖作為東部貿易路線上的必經水源，孕育出靠南北貿易生財的加奈姆-博爾努帝國（Kanem–Bornu Empire，8世紀至19世紀），該地同時也是西非加納帝國與東部的尼羅河-蘇丹文化之間的中間地帶，可謂東西南北聯通的要塞，來往者眾。再加上地處半乾旱沙漠氣候的薩赫勒地帶（Sahel）的乍得湖，天然吸引了各種遊牧和半遊牧民族，這就可能是乍得如今人口結構複雜，有超過200多個民族、130多種語言的原因。這種地理造就的民族碎片化且慣以本族優先的心態，也將伴隨乍得每個執政的種族，成為內亂之源。
另外，與附近國家類似，加奈姆-博爾努帝國受到阿拉伯商人影響，由原本的泛靈論改宗信伊斯蘭。不過，此時居於帝國範圍之外乍得湖以南的熱帶草原氣候地帶、依靠Chari和logane兩條主要河流進行農耕的薩拉人（Sara），還是信仰泛靈論，為日後的宗教分野種下了根。
薩拉人的駐地土壤肥沃，氣候也比中部的半乾旱沙漠氣候以及北部的沙漠氣候更為宜居，因此以乍得五分之一的土地養育了人口比例佔三成的薩拉人，他們也因此成為乍得的最大民族。且由於20世紀來到的法國殖民者聚焦棉花種植，影響力集中在南部農耕地區，薩拉人在殖民者影響下大量改宗基督教，許多人還因替殖民政府行事，躋身新晉的精英階層。宗教差異、南農北牧和南富北窮的隔閡，也因此成了乍得的主要矛盾之一。
這種南北衝突模式佔據了乍得建國初期。該國1960年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托姆巴巴耶（François Tombalbaye）就是南方薩拉人，他臉上還有薩拉族特有的疤痕紋身，其任內南方人獨握大權。而對於被殖民者籠統劃入同一國家、與南方差異顯著的中北部穆斯林而言，南方政府與法國殖民者一樣有如異端。
同時，托姆巴巴耶試圖去殖民化、重拾部落傳統的「革命」，例如逼已經西化的同族人赤身躺在灌木叢里進行傳統Yondo儀式等，也惹怒了同族人。最後中北部穆斯林1966年組成Frolinat叛軍聯盟，托姆巴巴耶於1975年被刺身亡。其後乍得1979至1990年的兩任總統都由北部提貝斯提山區的遊牧民族圖步族（Toubou，此次叛變的高蘭族為圖步的一個分支）擔任，權力天平似乎得以重置。
資源分配越發失衡 北方金礦助力叛軍
其後的民族矛盾越發複雜，已不能用簡單的南北框架分析。在壓制了薩拉人之後，部族人口僅佔全國6%、影響力集中在北方山區的圖步族總統哈布雷（Hissène Habré）一面給本族人加官進爵，一面又對其他幾大民族心存疑慮，因此就開始大量地清洗薩拉人和第二大民族乍得阿拉伯人，對於曾並肩作戰的中東部遊牧民族哈吉雷人（Hadjerai）和扎加瓦人（Zaghawa）也不放過。最後，哈布雷的扎加瓦族前參謀長（也即是剛剛陣前身亡的總統）代比1990年率領叛軍推翻其統治。
但代比執政時未吸取前幾任的教訓，仍將權力高度集中在本族人手中，且由於扎加瓦人數量只佔全國1%，權力分配越發不平衡，而且各地陸續開發出來的資源及相關收入分配，也成了各民族的新矛盾。本來，在乍得-喀麥隆石油管道2003年修通後，該國最南方的油田可以經喀麥隆（Cameroon）港口出口至全球各地，這個以農牧業為主的內陸國有了本錢向工業國轉型。但石油收入未能惠及全國，而是流入了扎加瓦政治精英口袋以及用於裝備扎加瓦人為主的軍警，該國雖然名義上2004年至2014年（即能源價格上升的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年增長10%以上，但全國人類發展指數反而從2003年的全球倒數第11降低到2019年全球倒數第三。
而如果說薩拉人能忍受中央政府壟斷當地石油資源，圖步族就沒有這麼逆來順受。乍得北部提貝斯提山區自2011年起發現金礦儲備，代比派出挖金礦的官員也都是扎加瓦人，圖步族則認為這是中央政府竊取當地資源，組建起民兵組織捍衛金礦，這導致中央政府自那以後再未能完全掌握過那里，提貝斯提山區變成了一個半自治區。這也使得趁利比亞2011年內戰以來在利比亞南部活動的叛軍有更多的活動空間。
而此次起事的叛軍就是由當地遊牧民族高蘭族組成，他們可能利用了金礦資源在利比亞買得重型武器並擁有豐富實戰經驗，也或因同族關係從而得以暢通無阻長驅直入，因此只花了幾天就南下殺到了中西部，再把握住了代比上前線的機會將其擊殺。
氣候變化加劇民族矛盾與恐怖主義
而乍得的問題，除了與各民族間政治經濟資源分配不均引發不斷叛亂，氣候變化也加劇了民族矛盾，而且帶來了新的反恐問題。首先，氣候變化導致該國以農牧業為生的八成人口生活越發艱難，本能和平共處的民族衝突加劇。例如，同在乍得東部、地盤靠近的遊牧民族扎加瓦族和以農耕為主的塔馬族（Tama），本能相安無事，但1980年代的薩赫勒地帶大旱，導致代比所屬的扎加瓦族遷移到塔馬族的地盤，使得大量塔馬人流離失所、轉而進入鄰近的蘇丹。在代比上任後，扎加瓦族更加有恃無恐，兩族長久積怨最後爆發，2006至2008年叛亂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塔馬人，叛軍聯盟以蘇丹為據點向西推進，一度打到最西邊的首都恩賈梅納（N'Djamena）的總統府，代比政府在法軍支援下才平息了叛亂。
氣候變化帶來的更嚴峻後果還是發生在乍得湖區域，由於乾旱、過度放牧和無節制灌溉，這塊曾經由乍得、尼日利亞、尼日爾和喀麥隆四國共享的非洲第四大湖泊，面積由1960年代的2.5萬平方公里急速收縮94%至如今的1,540平方公里。湖泊的急劇萎縮給附近農民牧民的打擊可想而知，原本環繞乍得湖的村落逐漸離湖岸幾十公里遠，取而代之的是無盡黃沙；尼日爾和喀麥隆境內更是一度失去了乍得湖蹤影，兩國牧民放牧時需要跨越國家，引發跨國衝突。而生態危機加劇的貧窮與饑餓，加之極端思想的傳播，在2009年孕育了尼日利亞的恐怖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
專研氣候變化的德國獨立智庫阿德菲（Adelphi）的環境安全項目主管維韋卡南達（Janani Vivekananda）還從當地越來越不穩定的降雨模式解釋，「降雨的不可預測性會使人們放棄耕種。在經歷第三次或第四次收穫失敗後，每天能直接從恐怖組織手中拿錢的生活變得更具吸引力。」
而代比政府為了展現其西方忠實反恐盟友的形象，同時也有訓練起更強軍隊對付叛軍、也使法軍更有動力幫助擊退叛軍的額外目的，因此積極派遣軍隊參與域外反恐行動。該國自2015年執行任務以來，現共有1,400名駐外反恐部隊（代比2月還承諾追加派遣1,200人），是打擊「博科聖地」的重要力量。但是，長期的對峙也讓乍得本土和軍隊愈發成為恐怖組織報復的對象，其中最慘烈的一戰發生在去年3月，乍得軍隊在基地被襲釀92死。《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去年就指出，乍得軍隊的多線作戰分散了其打擊叛軍的能力。這可能是乍得軍方此次未能及時阻止長驅直入的北方叛軍的原因。
雖然說乍得政局現時可能不會因強人總統代比之死而徹底改寫，其子已迅速宣布其率領的軍事委員會將代行政務18個月，再加上法軍的撐腰，北方叛軍攻進首都概率寥寥。但該國資源被少數民族壟斷、越發突出的氣候問題以及被恐怖主義環繞的大環境，都是政局潛在的引爆點，屆時乍得陷入建國以來的第三次內戰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