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 State：為中美關係托底的關鍵｜漫談國際
近日，中國正沉浸在國慶節的歡慶氛圍中，9月底華為孟晚舟獲釋並歸國的時間點，也有濃郁的「獻禮」意義，且引發了各界對「中美關係轉暖」的猜測。
不過，中美結構性的矛盾，決定了兩國已經步入以競爭為主軸的時代，「好也好不到哪裏去」。當然，兩國還有「壞也壞不到哪裏去」的另一側面，而為這一側面托底的，除了中方的努力，還有美方「深層政府」的努力。
這也是這篇文章想談一談的話題，「深層政府」（deep state，深層政府）。這是一個於近年來被附加了太多負面形象的詞彙。而這種轉變，還需從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談起。
2020年四月，《紐約時報》一篇「復盤美國新冠疫情：川普為何忽視警告、一錯再錯」的報導記錄了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時的混亂局面。那篇文章中的一個核心內容是，特朗普對危機的延遲反應，一定程度上便是源於他對「深層政府」的恐懼，「因為他懷疑和蔑視他所認為的『深層政府』，而正是他政府中的那些人，他們的專業知識和長期的經驗可能會引導他更快地邁向緩慢的步伐。病毒，並可能挽救生命。」
這也點出了一個現實：「深層政府」如今已然成為一個諾大的陰謀論，但它所特指的群體，其實並沒有那麼陰暗。
「深層政府」究竟是什麼？
多維新聞2020年11月1日刊載了香港天大研究院研究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伍俊飛的文章「中國要理解深層國家 善用美國理性力量」。在文章中，伍俊飛寫道，「深層國家指的是西方文化環境下部分政府部門、工商界和社會團體組成的聯合體，包括武裝部隊、情報機構、司法機構、金融和工商業、新聞媒體、遊說機構、民間團體等。西方深層國家的運作總體上基於理性的利益謀劃和價值判斷，不受正式政治程序約束，也無須經過選民同意，甚至刻意規避法律法規，但是能夠影響民選政府的政策制定過程，能夠把體現自己利益的想法融入國家的大政方針」。
「但也因為這樣，過去一段時間，尤其是在2020年特朗普選情頹敗的情況下，deep state一詞被美國右翼形容為妄圖統治全世界、奴役人類的妖魔鬼怪」。「事實上，在絕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所謂『深層國家』實為真正意義上的多元利益聯合體，尊重理性，服從公眾利益和國家利益，根據法律規定對民選政客負責，並沒有無視民選政客而獨立存在的全球性議程。這些國家的『深層國家』固然是一般意義上的特殊利益集團，主觀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特定的價值偏好，尊重和保護自己的私隱，但也是因分權制度設計而產生的部門利益，既是多元民主允許的存在，也是對民主的保障和憲制的維護，有利於促進社會公共利益。即使是諸如情報機構和軍方等保密等級最高的組織，也是主要通過影響民選政府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政策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影響的深度和廣度則因國而異」。
早在2018年11月，美國上一次中期選舉期間，《香港01》也曾在「『深層政府』暗裏操控特朗普？ 一場美國政治大陰謀」一文中，描述了「深層政府」被陰謀論化的淵源。其實，當我們望穿過去兩年多美國輿論場圍繞選舉政治和民粹主義的重重陰霾，便可認識到，所謂「深層政府」，其實就是一批具有專業能力的尋常百姓，在美國講究「制衡」的體制設計之下，他們的工作本就應當與選舉政治保有一定距離，乃至在特定情況下，發揮對民選官員和民粹主義的制約角色。
就在數周前，《華盛頓郵報》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科斯塔（Robert Costa）在新書《危險》（Peril）便披露了一段類似的案例：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後幾個月裏，尤其是2021年1月美國國會暴動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上將兩次致電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向他保證特朗普沒有攻擊中國以保住權力的計劃，美國沒有崩潰，「局面可能看起來不穩定」，「但民主就是這樣，李將軍。我們百分之百穩定。一切都很好。只不過民主有時可能很草率」。除此之外，米利還召集了一次高級指揮官會議，提醒他們發射核武器的程序規定了決策需要有他的參與。
可以想象，米利在做出這些舉動時，一定也曾預估到自己會因此被批作「通共」或「叛國」，事實上這段時間他也確實面臨這些指責，聯邦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和克魯茲（Ted Cruz）便分別指責米利「積極顛覆在任的美國武裝部隊總司令」——不過，米利依舊採取了相應行為，這不僅因為「與中俄等世界各地防務首腦磋商」是美國參聯會主席的正常工作範圍，更是因為米利有責任為國家避免毀滅性軍事危機，要「依照文官控制軍隊的合法傳統，和他對憲法的誓詞，在其權限之內採取行動並提供建議」。
一定程度上，美國9月的這一波爭執，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中美關係前景的跡象。
為何中美關係不可能好轉？
時下中美關係的轉惡是結構性的。美國正面臨百年來最有力的對手，中國從工業和貿易維度帶給美國的挑戰已是老生常談；近十餘年來高端工業和科技產業也厚積薄發，以華為為代表，令美國不惜以政治綁架和無證脅迫的方式全球圍堵；文化維度，一眾大陸影視作品正在東南亞、中東、非洲贏得廣大歡迎，逐步拓展國際認可度，而TikTok等產品在歐美市場也已經引領行業發展。
更令美國感到可怖的是，中國在政治實踐和政治理論方面也在逐漸迸發強大的生命力。
中國的「全過程民主」以講求科學和實事求是之精神為主，將選舉、協商、決策、管理、監督各個環節彼此貫通起來，通過民意採集、考研、整合、總結、政策制定、政策試點等途徑，穩步解決社會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而今，社會固然還有諸多問題待解決，新問題也隨着新發展階段而持續出現，但內地國民對政府和黨的認可度、愛國熱情、社會凝聚力也舉世共睹。
相較之下，美國將民主簡化為選票，政客們每四年乃至每兩年拋出一堆競選承諾，卻又極少有人真正兌現，而社會上的教育、醫療、治安、就業等問題也持續惡化，以至於很少有年輕人認為自己能比父輩祖輩過上更好的生活，以至於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索何謂「民主」？何謂「自由」？我們對「民有、民治、民享」的憧憬，難道只剩下選舉與公投？
人們在問，當政治制度空有選舉，卻無法解決民意的訴求，這還算什麼民主？當眾議員、參議員、國務卿、總統如走馬燈一般，以「旋轉門」的方式出入各高薪高名譽的職位，拋出一個又一個煞有其事的法令、草案、發展計劃，要應對「中國威脅」，但年復一年，中國對美國帶來的「威脅」卻越來越大，令美國面臨越來越強的「中國挑戰」，這難道不是因為「美國面對中國越發沒有競爭力」？
人們也在問，為什麼一個尊崇民主、篤信民主、落實民主的美國，其民眾卻越來越覺得自己被民選政府背叛；反觀一個美國口中「威權專制」的中國政府，卻能獲得中國民眾的廣大支持，於孟晚舟歸國、72年國慶等日子裏迸發出令世人咋舌的愛國熱情，甚至到了讓很多港台及海外觀眾感到詫異和不解的地步？
所以，事態其實正越發清晰：美國政治氛圍、制度、政經社會問題已形成惡性循環，其政治群體越發無法解決國內的問題，而中國氣勢如虹的崛起過程，以及中共在這過程中扮演的領導性作用，又與美國政客們形成鮮明對比。如何解決國內問題？如何面對中美落差？成為美國每屆白宮和國會都需要回答，卻都回答不了的問題。當貿易、制裁、輿論等手段都被證明無效，華府也只能越發依賴金融、軍事和輿論污衊這三個最後的救命稻草。只是利用金融手段鉗製中國實為飲鴆止渴，而軍事手段又有太大的危險性，所餘者，也就是我們正看見的諸如「邪惡帝國2.0」、「民主vs專制」等空洞話語術……
中美人民並非那麼不同
這也是為什麼，當我們放眼寰宇，會看到一幅令人生歎、恨鐵不成鋼的現象：那些痛批中國與中共的各國各界人士，多是政府官員，尤其是民選官員。為何？因為這些人越了解中共，越能看到中國前進之趨勢，就越要反對中國，
因為中共真的是個「革命黨派」——中共要「革」的，是前文所及的那一系列問題，是西方政客賴以維繫的選舉話術，是利益群體賴以謀財謀權謀勢的政經制度，是「民主」究竟為何的核心命題。
也正因這樣，美國尋常人民越了解中共，反而會對其產生更多認可，希望自己國家的執政黨和政府能像中共一樣，秉持「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的信念，持續自我鞭策，持續自我改善，並在這過程中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清晰可見、可體察的積極改變。
一定程度上，美國這些群體就是其「深層政府」。他們是有着專業技能的企業家、學者、科學家、職業軍人、經理人、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等等，當作為公務員時，他們不會違背、反抗政客的指令，但可以在執行命令時加入自己的利益、價值觀和情感。如果政客胡亂發號施令，如果其決策缺乏科學、法律甚至常識基礎，那麼政府僱員可以在職權範圍內做出力所能及的修正，甚至抵制政客的決定。米利上將、美國疾控中心主任福奇（Anthony Fauci）等人都是近來人們所熟知的代表。
是以，在美國的政制安排下，深層政府與民選政客之間必然產生矛盾，這實際上是一種對公權力構成約束的良性平衡機制。是以，特朗普、盧比奧、克魯茲等政客會將這些人描繪成反民主、反公意的小集團，陰謀論者甚至聲稱深層政府是民主國家的暗箱統治者。
有了這種認知，當我們再看回當下的中美關係乃至中西關係，便會知道，緩和中美兩國關係，乃至中西關係的關鍵，就在於「深層政府」。這些美國各行各業真正了解美國、了解中國的專業人士，將是在美國政治越發躁動的大背景下，為美國和中美關係灌輸穩定力量的中流砥柱。
而從中方的角度而言，為了兩國關係的穩固，其實所需做的還是更好地講好中國故事。中美的人民有眾多共同點，遠多過他們的差異，其善良的人格、勤勉勞作的精神，原可令兩國人民有天然的親近，讓兩國有太多的合作。如何打破兩國輿論場中對另一方的扭曲乃至詆毀，將是更為長遠也更為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