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部落」與公共政策｜安邦智庫

在不發生重大戰爭時，現代社會基本上是一個正常運行的經濟社會。複雜世界的經濟運行，需要有各種經濟政策來調節或引導，因此少不了經濟學家們的參與。當經濟快速發展時，經濟學更是成為一門「顯學」，即使是在社會主義中國，在拋棄舊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西方經濟學也在中國經濟政策制定中佔有重要地位。

從世界歷史來看，經濟學家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了不同的作用。遠的不說，二戰之後，百廢待興的世界擁抱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同並接受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並在經濟學家的參與下，架構了二戰後的世界格局；在上個世紀60年代，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想開始上升，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為代表的自由市場學派登上舞台，成為影響西方乃至世界的主流經濟思想。在經濟學圈子裏不斷傳頌的經濟史中，經濟學家如同影響世界的巨人一樣，他們的存在和思想改變了世界。

經濟學家們真的都是這樣的以思想「治世」的英雄嗎？實際情況可能與此大相逕庭，除了極少數被渲染的「明星」學者之外，經濟學家本質上是一種研究職業，形成了一種研究「共同體」。

1973年，瑞典經濟學家萊瓊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發表了一篇寓言式的文章《經濟學部落的生活》（Life among the Econ），該文章將經濟學家群體比作 「經濟學家部落」，這些部落不僅有一定的圈子、有嚴格的層級，還有一個突出的界定特徵是對模型的痴迷。模型成了經濟學部落的「圖騰」，你使用的模型越華麗、越具有儀式性，你在部落中的地位就越高，即便你的模型沒有明顯的實際用途。萊瓊霍夫德刻畫了經濟學部落「模型圖騰崇拜」的三大特徵事實：高度的地位驅動；地位只能通過製作模型獲取；絕大多數製作的模型似乎沒有實際用途。這種特徵類似於某些國家落後的「種姓」制度。

宋小川在「經濟學部落的『模型圖騰崇拜』與經濟學的貧困」一文中稱，上述特徵事實暴露了經濟學部落文化的貧困和落後。據稱，經濟學家之所以蔑視「社會學部落」和「政治學部落」，就是因為他們不製作模型。頗為諷刺的是，在經濟學部落的「種姓」等級制度中，數理經濟學高於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位於最底層的是發展經濟學。這不僅是因為發展經濟學使用的模型不夠嚴謹和複雜，更重要的是發展經濟學涉嫌與「政治學部落」和「社會學部落」等其他部落勾結，犯了危及本部落「道德元素」（moral fiber）的禁忌，並有企圖捨棄模型製作這一經濟學部落生存之本的嫌疑。

萊瓊霍夫德對經濟學部落的「種姓」制度、各種戒律和模型「圖騰崇拜」惟妙惟肖的描述和諷刺，在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仍然十分貼切。國內經濟學者何帆曾經引述過美國調查局的統計數字，美國約有13萬名經濟學家。這其中包括了許多在企業界工作、自稱是經濟學家的人。如果把經濟學家的定義限制在那些至少擁有經濟學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的人，人數便分別減少到6萬人和1.75萬人。而那些真正活躍在學術界的經濟學家只有大約兩、三千人，其中站在研究前沿的「核心」經濟學家約有五、六百人，其餘兩千左右的「外圍」經濟學家大多是「核心」經濟學家的學生、助手和崇拜者，他們所做的就是傳播、發展和捍衛「核心」經濟學家的思想。簡單來說，經濟學家部落就是少數核心的精英經濟學家再加上不同層次的外圍圈層，其中大部分人是經濟學家「粉絲」，他們的作用和工作就是傳播和重複核心經濟學家的思想和觀點。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教授Marion Fourcade等在《經濟學家的傲慢》一文中，描述了經濟學領域自上而下的嚴密控制和管理所形成的森嚴等級結構，包括對經濟學期刊和組織的嚴格控制和管理，選舉程序的非民主性和不平等。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默，在《宏觀經濟學的困境》一文中，曾將主流宏觀經濟學家與粒子物理學中的弦理論學者進行了對比，發現他們有7點顯著的相似之處：驚人的自信；一個異常統一的群體；一種類似對宗教信仰或者政治綱領的群組認同感；一種本群體與其他群體專家之間的強烈界限感；一種對非本群體專家的想法、意見和工作的漠視和漠不關心；一種樂觀地解釋證據、相信對結果誇大或不完整的說明、漠視理論可能出錯的傾向；缺乏對研究項目涉及風險程度和範圍的鑑別。羅默認為，這些相似之處顯示，弦理論學和後真實宏觀經濟學的發展，表現為一種依賴數學理論的科學領域普遍失敗的模式。

有人感慨，如果說在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時代，經濟學還是一個相對開放的學科，那麼時到如今，經濟學已經成了一個對外封閉而又有着嚴格內部紀律的「部落」。這種經濟學家「部落」，看起來類似於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科學共同體」，但由於經濟學缺乏自然科學領域清晰可見的標準與可證偽性，在這個「部落」內部，模型崇拜、嚴格的等級制度，形成了類似「種姓」的制度，這也是有人批評經濟學家部落貧困與落後的重要原因。

經濟學家參與經濟政策制定，是學術思想付諸實踐的一種延伸，但嚴格來說也是一種跨界——從經濟學研究領域進入到公共政策領域。不過，並不是每一個參與政策的經濟學家都有這種客觀的自我認知能力。至少在當前的中國社會中，可以看到不少自認為能呼風喚雨的經濟學家。曾經有一位參與過高層經濟決策的前輩經濟學家「告誡」後輩：千萬不要以為你比決策者更加高明、更懂經濟政策，經濟學家知道的那點東西，在國家真實決策的複雜大系統中，經濟學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能有這樣清醒認識的經濟學家，相信對於公共政策也有更好的理解。

作為從事公共政策研究近三十年的智庫學者，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曾經指出過模型研究和模型應用的局限性，模型的重要作用和價值在於簡潔而精確地解釋現象，或者被用於預測未來。但是，模型的構建往往需要假設和簡化，但真實世界裏的公共政策研究往往有着現實複雜性，這與模型崇拜完全不同。對於學院派、象牙塔式的研究，模型崇拜可能更容易產生，作為一種範式無傷大雅；但對於以公共政策為目標的智庫研究來說，模型崇拜則可能是有害的研究範式。不同的機構，不同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標，在研究範式上也不太相同。

從公共政策角度看，什麼樣的經濟研究才算是好的研究呢？陳功認為，簡單的模型、深刻的解讀、有統計的基礎，形成正確的政策，得出可檢驗的結果，這樣的經濟研究才是好的研究，也是作為智庫學者對經濟學的一般理解。這種理解不同於一般的定義，而是基於幾十年的專業智庫研究工作的體會。

最終分析結論：

經濟學家對於經濟學家「部落」的描述是一種不失清醒的自省，從公共政策角度來看，經濟學研究是支持公共政策的基礎之一，但與同屬於公共政策的經濟政策工作仍有較大的距離，不可混為一談，更不能以經濟學研究代替公共政策研究。

本文轉載自安邦智庫12月14日「每日經濟」分析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