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輔逃亡無人應戰　烏克蘭危機美國製造

到2月17日，被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高調預告，理應在16日發生的「烏克蘭戰爭」淪為了一場鬧劇：理應成為「抵抗者」的司令塔的基輔一側則四散奔逃，半數以上的基輔最高拉達（即議會）議員以「感染新冠」為由遁逃，只有二十餘人勉強參會。甚至有傳言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也已逃向西烏克蘭的「臨時首都」利沃夫。

當華盛頓一側又傳出消息，稱「俄羅斯或將會在2月20日」發動進攻，又趁近日烏東頓巴斯地區局勢似有升級之際聲言俄方有可能以此為據發動進攻時，外界正也有必要把目光轉向危機的真正源頭：或許烏克蘭並沒有什麼戰爭，有的只是來自華盛頓的傳聞罷了。而華盛頓製造這場危機，可能也有他自己的理由。

從2021年初開始的新一輪烏克蘭危機其實多數時候都處於有驚無險的狀態，這與美國對烏克蘭的拿捏把控有關。到2014年，烏克蘭終於成為美國在原蘇聯地區通過「顏色革命」進行「民主改造」的成功樣板，澤連斯基當局在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又對拜登兒子在烏克蘭能源公司Burisma的任職問題保持緘默，這一「站隊」行為使得基輔政府繼續得到了華盛頓的眷顧，其自2014年開始在軍事、輿論、政治等領域的遙控關係也得以延續，華盛頓借「烏克蘭戰爭」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就在情理之中。

烏克蘭戰事在2021年3、4月間的第一次應用與美國新政府確立後的俄美關係有關。雖然拜登一上任就遂俄所願，無條件地延長了《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但華盛頓方面基於「通俄門」、「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等問題的慣性，仍在3月後選擇對莫斯科和普京（Vladimir Putin）瞠目相見。

這一系列交鋒中，最為惡劣的莫過於拜登在2021年3月稱普京是「兇手」，這一發言造成了美俄之間的外交緊張，第一次「烏克蘭戰爭」在此期間只是個添頭。相對於當時你來我往宛如過山車一般的美俄試探並不算什麼，而這場對峙的結果便是拜登和普京於2021年6月16日的日內瓦會晤。

在美、俄首腦會晤之後，兩國之間存在了至少三個月以上密切互動和穩定對話：雙方搞了兩輪戰略穩定對話，並建立起兩個工作組。到2021年9月，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與俄軍總參謀長會晤，10月，美副國務卿與俄副總理也就經貿等問題互訪，至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首腦也抵達莫斯科談論軍事、外交、情報等問題。

但雙方的接觸很快就在寒暄後圖窮匕見：俄羅斯希望北約在法律層面保證不再東擴、不在俄邊境部署打擊性武器、北約將軍力部署恢復至1997年俄與北約簽署基本關係文件時的狀態，這是俄方最核心的安全關切，但俄不認為美方願意在這些關鍵問題上做出令人滿意的決定。

由於美國國內政治分歧導致美國難以與俄羅斯就安全問題達成一致。有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情報就在2021年10月由美國情報部門在基輔拋了出來。由此成為華盛頓一側留給國際輿論的干擾項。2021年度的第二次「烏克蘭戰爭」的風頭也由此被製造了出來。

在2021年11月上旬，美國曾在烏克蘭外交部長庫萊巴（Dimitry Kuleba）訪美，簽署《美烏戰略伙伴關係憲章》前談及過「俄羅斯正準備入侵烏克蘭」的相關消息。到11月中旬，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Avril Haines）也向北約通報「俄羅斯準備軍事入侵」。在烏克蘭的美國情報官員甚至強調「如果沒有西方干預，（入侵）可能會在幾周內發生」，在美國的充分影響下，烏克蘭情報部門11月下旬的警告也顯得人云亦云。

面對無中生有的烏克蘭事態，隨着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已經向莫斯科指出「烏克蘭不構成威脅，也不尋求與俄羅斯對抗」，俄方也見招拆招起來。

在2021年12月的美俄視頻峰會前後，俄主動圍繞烏克蘭問題，把烏克蘭問題及其背後的俄安全關切、歐洲安全問題塑造成俄美下一階段互動的焦點。由此掩蓋了美俄就歐洲勢力範圍的爭論與勾兑。美方也首次表態願意討論俄「安全關切」，認為雖然俄提議中存在「明顯不可逾越的障礙」，但同時也有一些「適合討論」的內容。這一信號似乎意味着美俄就北約東擴引發的勢力範圍問題仍有對話的空間。

此外，華盛頓似乎也發現炒作烏克蘭戰事對於經濟的拉動效果，兩次風潮都引發了市場一定幅度的波動，有效對沖了美國國內因政治、新冠疫情而來的不安情緒。而後一次炒作的收割效應更為明顯。譬如在2022年1月24日，隨着美國宣佈撤出在基輔的外交官，歐美股市出現大幅波動：當日，英國富時下跌2.63%；法國CAC下跌3.97%；德國DAX下跌3.80%；波蘭WIG下跌4.40%；這種肉眼可見的避險風潮已展示了歐洲資本在「戰爭風險」下流入美國的趨勢。由於烏克蘭戰事還會涉及全球糧食、油氣供應，前方的風吹草動也有助於進一步吸納避險資本。這對於華盛頓來說更是值得撈一筆的地方。

當然，華盛頓方面可能也意識到了烏克蘭問題引發的政治收益需要儘快收割。畢竟，俄方自2015年遙控東烏民兵擊敗烏軍，促成明斯克會談後，就掌握了烏克蘭問題的道德高地和主動權至今，在2021年11月的危機後，德、法兩國也主動出面尋求「調停」以展現外交影響力。到2022年2月15日，普京甚至要求俄羅斯議會考慮解決東烏地區基於烏克蘭當局的「種族滅絕」問題。

在東烏克蘭地區哥薩克與俄羅斯國內各勢力也彼此勾兑，試圖在烏克蘭「重返頓巴斯」前先發制人時，當下的客觀環境也要求美方必須在誘餌變質前考慮最後的手段。在烏克蘭戰事有可能因為當地因素自發形成時，美國基於對戰事的驚恐而戳破局面就存在了一定的可操作性。

於是，拜登在2月12日由於情報協調問題，發布了一個「俄軍會在2月16日發動物理攻擊」的未經證實的消息。這種近乎於發布砸盤時機的行動也成為華盛頓急躁情緒與極限狀態的寫照。隨着這種「狼來了」式的呼告在客觀現狀前的用處越來越有限，這場美國製造的危機也將在合適的時候歸於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