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　中國準備好了嗎？｜專家有話說

疫情爆發兩年有餘，不少國家在防疫政策上已疲態盡顯，選擇「與病毒共存」，中國則因堅持「動態清零」而顯得尤為另類。究竟該如何全面理解新冠肺炎疫情對各國的影響？後疫情時代，又會有哪些實際的變化發生？
2月15日，在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全球治理論壇上，該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院長秦宣作總結演講，演講內容刊發於中國社科網。
以下為秦宣演講全文，內容略有刪減。

新冠疫情防控到現在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而國際金融危機從2008年到現在也有了十幾年的時間，2018年，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論斷，就是在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現在又加了一句，新冠疫情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

我們曾記得，冬奧會開幕之前，有這樣一句話，叫作「北京，我們準備好了」。現在有這樣一個問題，後疫情時代，我們準備好了嗎？近兩年來，我們一方面在進行疫情防控，另一方面在抓一些重要工作。比如說，2020年，我們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如何如期完成黨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2021年的一項重要任務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同時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今年我們目前辦冬奧會，馬上兩會召開，後面要迎接黨的二十大召開。

與此同時，不管是樂觀也好，悲觀也罷，大家都似乎預測到，也許這是疫情防控的最後一個寒冬，也許疫情過後的春天就要來了。有的人樂觀地說，不管怎麼樣，最晚今年9月，疫情就要結束，所以本次論壇主題用了這樣一個詞「新冠將逝」。但我覺得，未來還是有很多東西充滿不確定性，我們沒法進行預料。但是，一個問題提出來了，就是後疫情時代，「疫情將逝，我們準備好了嗎」？

從國際金融危機演變來看，先是金融危機，然後是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最後要控制得不好，是軍事危機。這兩年的疫情演變來看，我們現在也看到，疫情雖然屬於公共衛生安全危機，但是也開始加速了經濟這方面的危機，進一步帶來了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甚至於不排除比如現在的俄羅斯和烏克蘭軍事方面的危機。所以，未來的世界充滿着很多的不確定性。

我們記得，在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兩種制度的矛盾掩蓋了許多其他矛盾。所以，冷戰一結束，原來被掩蓋的矛盾進一步地暴露出來了，後來發生的一系列衝突與鬥爭均與此有關。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大家一直想如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疫情期間大家想的是，如何進行疫情防控，所以很多矛盾和問題都被國際金融危機和近期的疫情防控所掩蓋。

進入後疫情時代之後，被疫情防控所掩蓋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會充分地暴露出來。就像冷戰結束、兩極格局倒塌之後，很多矛盾和問題會暴露出來一樣。所以，這樣就給我們學術界，給我們黨和國家，在理論和實踐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

第一，疫情防控的效果如何評估。我們認為，疫情結束之後，我們很有必要對全球範圍裏面各個國家的疫情防控進行政策評估、效果評估，進行制度方面的分析，進一步從這裏面的經驗和教訓中提煉或者提出我們未來的公共衛生安全方面的改革措施，甚至包括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改革措施。

第二，疫情過後的經濟發展。其實疫情過後的經濟發展和後小康時代的經濟發展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我認為它是一種重合的過程。2020年我們已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現在大家更多地關注的是共同富裕問題。但從春節期間一些抖音、微信推送反映的情況看，經濟發展仍然是一個大問題，如何鞏固小康社會建設的成就，防止返貧？如何更好地解決部分人上不起學，看不起病，吃不上肉等問題，仍然值得關注。所以，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完成，實現共同富裕這個問題凸顯出來之後，我們仍然不要輕視消滅貧困的問題。

所以，中國的發展，經濟發展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雖然我們已經創造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奇蹟，中國現在佔美國經濟總量的比重在不斷提高，佔世界經濟的總量我們已經超過了18%，甚至到19%。這是我們引以為自豪的地方。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如果到西部地區去看一下，到農村地區去看一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確確實實仍然擺在我們的面前。在後小康時期，後疫情時期，在後危機時期，這些問題是值得我們深入地思考的。

第三，疫情過後，我們必然面臨着一種價值觀的選擇。因為這次疫情的發展已經開始影響到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影響到了我們的交往方式，影響到我們的工作方式，還有很多潛在的影響根本沒有顯現出來。

比如，在價值觀層面，人類未來到底是選擇個人主義還是集體主義？中國由於奉行集體主義，疫情防控效果明顯，這一點在西方看來不可思議。試想一下，一夜之間大家都可以安定下來，說不準出門就不準出門，在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影響下，這一點簡直不可思議，所以西方人認為我們這一點和他們大不一樣的。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在重大的危機面前，在疫情防控面前，在後疫情時代，我們到底怎麼樣在個人價值觀方面進行選擇，是個人主義，還是集體主義的問題。

第四，在制度選擇方面，這一次疫情防控，我們已經明顯能感覺到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有更多的優越性，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得到了充分彰顯，全世界也看到了。因此，全球也在呼喚着新的權威。

其實，在金融危機期間，我到歐洲去，歐洲也在說我們歐洲希望有一個權威，歐洲也希望能夠有一個國家站起來領頭，有的國家想當頭沒有資格，有的國家想當頭但歷史上的聲譽不好，有的國家想當頭力量不夠，有些學者擔心，如果歐洲缺乏權威，歐盟就面臨解體的危險。所以，歐盟希望有新的權威。在全球都呼喚新的權威時候，國家制度、國家治理體系改革又面臨新的選擇，到底是選擇集權還是分權，到底發展精英民主還是全民民主，這方面的問題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

最後，全球治理方案的選擇問題。這一次的疫情防控，加上並未結束的國際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由於不同的國家要尋求自保，國家主義的這種浪潮開始興起來，不同國家完全從自身利益來出發，尋求自保，採取了貿易保護主義等等一系列的措施，而疫情防控使國家主義顯得更加明顯，不同的國家都開始尋求自身發展，尋求民族自保，而我們原來建立起來的以西方國有價值觀為基礎，以聯合國為中心的那種全球治理體系已經遭遇到了嚴重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想的是一起走向未來，我們共同攜手起來，應對已經出現和即將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矛盾，使人類一起走向更好的未來，這就需要未來的全球治理遵循全球主義的原則。但由於各個國家的發展水平不同，宗教信仰、文化傳統歷史都不一樣，所以每個國家都在想着自己的事情，國家主義和全球主義出現了難以調和的矛盾。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新的國際治理秩序到底是以國家主義為中心，還是以全球主義為中心，還是國家主義和全球主義相互兼顧？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確確實實要表明自身的態度。

我們認為，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不太久的將來會成為全球第一。這樣，有一個問題馬上提出來，中國經濟總量全球第一，我們準備好了嗎？這是我們學界、同時也是黨和國家需要關注的問題，也是我們在座的各位學者，線上、線下的朋友需要深入思考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今天是2022年的正月十五，春節結束的時候，我們只是想通過這樣一個時機開一個頭，拉開一個序幕，然後開展這方面的一系列問題的討論，從而貢獻我們的智慧。

再次感謝線上、線下的各位朋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