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實現「減碳」最為積極的地區，歐洲在推動能源和經濟綠色轉型十分積極，不僅率先建立和運行了碳交易市場，為「減碳」進行定價；近期也將開始推動「碳關稅」政策實施。這些政策的實施，也使得歐盟國家在推行綠色市場規則、搭建綠色市場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與此同時，歐盟方面借俄烏衝突對俄羅斯實施能源制裁，其實對於實現能源的綠色轉型也具有促進的作用。不過，作為傳統能源資源短缺，對綠色轉型需求更為迫切的歐洲國家，近年來卻在能源轉型過程中，面臨內外交困的局面。這方面，有俄烏衝突下的地緣風險，有逆全球化下的產業重構因素，當然，也和歐盟方面的政策有較大的關係。

從全球主要經濟體來看，歐盟所採取的能源轉型路徑與中、美各不相同。可以說，歐洲方面在市場建設方面的確走在了前列，但在產業培育方面則面臨巨大的困難。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曾提出，「過去20年間，主要經濟體綠色轉型的政策抓手和政策路徑有明顯差異。」要實現負的綠色溢價有兩個不同的政策路徑，一是增加化石能源使用成本，如通過碳交易市場形成碳排放的價格；另外就是降低綠色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歐洲主要選擇前者，中國選擇後者，美國走的是中間道路。

作為比較，中國方面通過產業政策對新能源產業的培育可以說是十分成功的，今年以來，中國電動車、新能源電池、光伏設備等「新三樣」銷售大幅增長，今年上半年，中國「新三樣」產品出口合計增長61.6%，拉動整體出口增長1.8個百分點。中國綠色產業的快速擴張，預示着中國在新能源產業中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優勢。這當然離不開持續的產業政策支持和實施「雙碳」目標的綠色發展政策的推動；同時，這與中國製造業的產業鏈、供應鏈的集群優勢密不可分；更得益於中國本身巨大的新能源市場需求。不過，這對於歐盟而言，有「為他人做嫁衣」的擔憂，「歐洲將簡單地將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轉變為對中國清潔能源設備的依賴。」市場「拱手讓人」的苦惱，使得歐盟開始提出「去風險」。其對於中國產電動車和新能源設備進行反補貼調查，表明歐盟方面對於本身新能源產業發展前景的憂慮。

出於培養自身產業，以及和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需要，美國方面在實施綠色發展方面，也開始通過一系列的政策對自身產業進行扶持。去年，美國《通脹削減法案》開始實施，其中有3600多億美元支出計劃用於遏制氣候變化和促進清潔能源使用。該法案的目的之一，也是未來增加了美國本土新能源產業的投資，培養具有競爭力的美國本土的新能源企業，並幫助美國實現綠色轉型。作為應對，今年3月，歐盟委員會公布《淨零工業法案》，提出到2030年，戰略淨零技術的本土製造能力接近或達到歐盟年度部署需求的40%。歐盟方面在新能源產業供應端的一系列政策，旨在培育和提升歐盟各國內部新能源產業的競爭力。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全球的綠色轉型中，政府政策的作用變得日益顯著。綠色「減碳」本身其實就是各主權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選擇；另外，在能源產業「破」和「立」的過程中，各國產業發展必然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同時，逆全球化潮流下，地緣風險因素的加大也使各國綠色轉型中加強了政策干預，以應對新的風險。歐盟方面能源轉型，同樣面臨與其他主權經濟體的政策競爭。歐盟雖然看到中美各自的優勢，採取針對性的政策應對，不過其並沒有意識到本身的實際情況導致的差異。

由於區域的獨特地緣環境和經濟的碎片化，使得歐盟方面和各成員國在政策競爭中處於劣勢。一方面，其過於激進的轉型政策，沒有考慮到歐盟在能源資源方面的劣勢和新能源產能本身的缺陷。此前，習慣於俄羅斯廉價天然氣資源的歐洲，在淘汰煤電方面十分積極，對於屬於清潔能源的核電也不主動，使得其新能源轉型的路徑選擇過於狹窄。俄烏衝突後歐洲各國不計後果的能源制裁，使其傳統能源供應失衡加劇，但由於本身新能源產能不足，不得不依靠中國等外部資源進行補充。

政策上的進退失據，使得歐洲的新能源產業不僅被中國企業「去產能」，更被美國「去工業化」。在俄烏衝突長期化，能源危機難以有效緩解的情況下，歐盟的綠色轉型計劃面臨更為困難的局面。有分析稱，歐洲正在陷入一個「能源不可能三角」的困局：供給安全——能源安全，環境友好——能源轉型，價格低廉——能源經濟，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滿足，需要在不同形勢下排序和取捨。

近期，歐洲方面對其政策也開始進行反思。《經濟學人》近期的文章提出，歐洲不應該複製拜登經濟學。文章提到了歐洲能源轉型中面臨的困境，「歐洲失去了俄羅斯廉價的化石燃料，這使得其向清潔能源的過渡更像是國家安全問題。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擔心，中國和美國得到國家補貼的電動汽車製造商會搶走德國汽車工業的市場份額。」文章對於歐洲實現能源轉型提出了反思，其認為，與美國不同，歐盟已經設定了一套碳定價機制，碳交易市場運行也基本成功。因此，對歐洲而言，最好的經濟政策勢必要建立在其過去對市場友好的做法之上。

歐盟應該培育一個共同的、有競爭的綠色單一市場。這意味着對國家援助規定進行限制，並應該讓新行業的碳價格增速快於計劃的指標，以及認真對待公民的氣候紅利。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歐洲新的政府支出應該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上，而不是進行國家補貼。當然，這種反思仍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從另一個角度也表明了歐盟能源轉型政策面臨困境。這些反思希望歐盟將能源轉型的重心再回到市場建設之中，但全球新能源產業的格局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產業的短板使得歐盟難以實現發展和轉型二者兼得的目標。

困局之下，歐洲不得不從此前的「氣候安全」轉向「能源安全」。近期，脱歐之後的英國已經延遲了其「減碳」計劃；在此之前，丹麥早已宣佈推遲「減碳」；奧地利、荷蘭、法國等國家陸續宣佈重啟煤電或推遲退出，並將碳中和目標延遲。這使得歐洲曾經雄心勃勃的綠色轉型計劃正在淪為「幻影」。

最終分析結論：

作為傳統能源資源短缺，對綠色轉型需求更為迫切的歐洲國家，近年來卻在能源轉型過程中，面臨內外交困的局面。這方面，有俄烏衝突下的地緣風險，有逆全球化下的產業重構因素，也和歐盟方面的政策有較大的關係。其過於激進而政治化的轉型政策，沒有考慮到歐盟在能源資源方面的劣勢和新能源產能本身的缺陷。政策困局之下，歐洲方面能源轉型不得不從「氣候安全」轉向「能源安全」。

本文原載於安邦智庫2023年10月17日的每日金融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