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彥諭在古代中國，知識分子佔掌握了中國數千年來的政治實權，他們透過科舉，成為整個社會的領袖和備受尊敬的一群。就算是民國時期，帝制被推翻，他們仍然擁有巨大話語權和影響力。共產黨執政後，試圖把整個國家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包括知識分子，所以推行一連串改造運動，目標讓這些知識分子成為共產黨建設時的助力，而非阻礙。而馮友蘭就是被「改造」的一員，他一生批鬥和被批鬥的經歷，正正是該時代無數知識分子的痛苦回憶。

馮友蘭出生於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被譽為新儒家代表人物，著有《貞元六書》等。其祖父是著名的詩人，父親是光緒年間的進士，這樣的家庭背景讓馮友蘭從七歲起就接受傳統儒家教育，從小熟讀《論語》、《大學》和《中庸》等儒家經典，這為他日後的學術思想打下基石。

他深受蔣介石器重，是第六屆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但在國共內戰時，他卻選擇留在內地，而非隨國民黨撤離大陸。原因在於他對國民黨政府失望，也不願意到當時相對荒蕪的台灣。他當時覺得無論是哪個政權，都需要知識分子的幫助來治理國家，所以不必走。其實他這個判斷不能說錯，共產黨要用知識分子發展國家，但怎麼用，用之前做點什麼，就遠超馮友蘭的預期。

控制知識分子 就要變成他們的衣食父母

1949年，中共取得北平以後，城內由國民黨操控的院校和文教機構都由共產黨接管，他們格外重視大學的秩序，採取「接而不管」的態度，盡量不影響校內運作，贏得知識分子的好感。

共產黨早期對知識分子也非常優厚，大學講師多半能保留教席。文學藝術創作者在加入作家協會後，共產黨甚至會發薪給他們。而馮友蘭也不例外，雖然他自行辭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和文學院院長的職務，但還是在清華大學擔任哲學系教授。清華大學由共產黨管理，所以馮友蘭的薪水，其實是由政府發放的，換言之政府就是他的衣食父母，職級升降、薪水多少都由政府決定。

這是共產黨用以控制知識分子的手段，而此手段的成效，在1951年開始的三反五反運動已經看得到。

三反五反運動期間，馮友蘭被逼多次批評自己在1949年以前的行為，但最終也因「思想政治問題」曾被評為薪酬和地位較低四級教授，直至1954年才重新評為一級教授。在此期間，馮友蘭甚至為自己的遭遇和前途擔心得抱頭痛哭，動了辭職回家，閉門著書的念頭。

在此運動中，因為群眾壓力而自殺的不在少數，大學教職員自殺也是時有所聞。而此時全國大學已經屬於中共政府管治，大學教授是由國家發薪，知識分子若不響應號召，作自我反省及批評，隨時教席不保，甚至遭受更嚴厲的處分。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不但要擔心生計，還要擔心自己會因政治問題而被逼害，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

保留反面教員 時刻為階級鬥爭準備著

由共產黨舉出一個批鬥對象作為反面教員，號召人民參與批鬥，透過這些行為去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以求「思想戰線上的勝利」和階級團結，加強共產黨的領導力，正正是建國初期共產黨改造和教育知識分子的重要手段。

馮友蘭作為當時哲學界最重要的學術領袖之一，除了要批判別人和自我批評之外，更多次被中共授以「反面教員」的角色，成為被批鬥的對象。

1959年9月，北大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決定由馮友蘭一人講授中國哲學史，  這是1949年以來首次，這是很不尋常的，因為馮友蘭在1958年幾乎是全年無休地被批評，他提出的抽象繼承法被眾人斥責為資產階級和唯心主義，馮友蘭見此勢也多次作出自我批評，承認自己「有一個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原封不動地存在在心中，隱藏在馬克思主義詞句之下」，雖然當時北大表示接受他的悔改，但還是表示他要加緊學習馬克思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北大還是把整門課破例交給馮友蘭這不進步分子，原因不是欣賞他的忠誠，而是要他「發揮一個反面教員的作用」。

除了馮友蘭外，許多學術領袖都被指派成反面教員，最著名的就是梁漱溟和梁思成。這些反面教員的存在，就是讓人民知道對方的弱點，並讓人民了解階級矛盾和鬥爭的必要性，隨時為鬥爭預備著。

而馮友蘭成為反面教員的原因無非是他的學術地位舉足輕重，是資產階級和唯心主義者的領袖，保留他是讓民眾有批鬥對象，也讓學生從他身上知道更多唯心主義，以便將來繼續「思想上的鬥爭」。毛澤東也曾說過：「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

反面教員這個身份也導致了馮友蘭雖然被打成右派，屢屢被批評，文革時期甚至被關入牛棚，但最後還是獲得釋放，因為毛澤東很明確地指出：「（右派知識分子）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

幾十年的政治思想改造和批鬥讓馮友蘭徹底變得更是敏感和恐懼，在文革後期，出現批林批孔運動，讓馮友蘭極為緊張，擔心自己又會成為眾矢之的，所以在被大量群眾口誅筆伐前，就自己寫文章批評孔子的復古主義和對過去著作中提倡儒家思想復興表示懺悔，這些文章讓他備受追捧，江青也派人專門關心了他的生活待遇，提出為他換睡房，以免著涼等等，都讓馮友蘭慶幸自己這次做得對了。

馮友蘭經過幾十年被改造的經歷，已經變成驚弓之鳥，寫文章時要考慮的首要因素不是學術，而是是否政治正確，是否依從黨的立場，唯恐自己再度變成被批鬥的目標。原本意氣風發的學術領袖晚年時變成如此，今天回望，著實讓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