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中南海智囊:中國應避免停留在尖鋭對抗的思維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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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都受到了極大衝擊,生產停滯,消費下降,經濟停擺。雖然隨着有序復工復產,中國經濟有所回升,但仍充滿很大的不確定性。值此之際,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提出,也被賦予了一層「絕地求生」的意味。圍繞中國經濟,香港01記者日前專訪了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陸銘受邀參加了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且為其中最年輕的經濟學家,主要研究方向為勞動經濟學、城鄉和區域發展以及社會經濟學,著有《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勞動經濟學──當代經濟體制的視角》等。

中美貿易關係中,美國長期處於逆差,因此經貿談判中增加進口美國農產品成為重點之一。(Reuters)

香港01:今年美國二季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化季按月初值下滑32.9%。這是一個慘淡的數值。結合目前疫情情況,您如何看美國下半年經濟走向?此外,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經高達26.5萬億美元,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政府債務,且無法緩解。這是否將是一個更大的危機?日前,郭樹清有撰寫表達「,世界可能再次走到全球金融危機的邊緣」,這可能是迄今為止看到決策層對於外部金融環境最嚴峻的判斷。您是否也持此觀點?

陸銘:我個人認為是這樣的,如果純粹從經濟增長所受到的衝擊角度來講,應該說這次的疫情衝擊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不一樣。第一是衝擊的幅度比2008經濟危機大。第二,這一次衝擊在各國差異比較大,上一輪經濟危機是全球性金融危機,所以世界上主要經濟體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但這次的衝擊在很大程度上和每個國家疫情防控的措施有關。第三個,上一輪的衝擊主要出現在金融部門,而這一輪的衝擊可能對服務業,全球產業鏈和製造業衝擊比較大。

說「世界可能再次走到全球金融危機的邊緣」,我認為可能性還有存在的。儘管最開始受到衝擊的不是金融體系,但是疫情衝擊導致大量的人失業,進而影響消費和生產。有些家庭可能無法繼續償還房貸,造成銀行壞賬,如果形成大規模連鎖反應,就可能導致經濟危機。但一方面,我們希望美國能夠儘快控制住疫情,避免這種災難性後果發生;另一方面,希望中國能夠在疫情防控方面繼續維持現狀,防止第二波疫情爆發,這樣才能保證中國經濟反彈。

香港01:可以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因為這次疫情進入了加速模式。而在這樣的加速模式當中,最先發生的就是中美經濟的地位發生互換。您是否這樣認為?以您的估算,這個事情會在什麼時候發生?您的評估依據是怎樣的。而如果中美的經濟實力和地位一旦發生了互換,會否一定會在其它領域產生連鎖反應,最終讓美國徹底邊緣化,重新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國?

陸銘:我說一下我這個「非專業學者」的看法,或許研究國際關係領域的一些學者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太專業了,思維有一定慣性,我提供一些個人視角供大家參考。

如果單純從數據角度來講,中國經濟從體量上超過美國,是個時間早晚的問題。但究竟什麼時候發生我認為並不重要。關鍵的問題在於,這個事件發生後,我們將迎來什樣的世界,以及中國將怎樣面對這樣的變化?

我認為當今世界應該更加走向一個大同小異、求同存異的世界,從經濟角度來看,中國現在強調改革開放;要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要構建甚至引領下一個階段全球新的政治經濟秩序。但中國首先要更加多地強調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原則,國際的秩序也是在這些一般性的原則基礎上構建的。換句話說,中國應該在這些認知的基礎上構建市場經濟體制,要更加尊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和原則,也要更加強調國際經濟秩序裏面要有比較統一的價值觀基礎和對等互利的原則。

現在很多西方國家都覺得中國崛起對他們是一種威脅,這一方面是因為與中國的體制、文化、歷史、傳統不一樣,這種威脅就可能讓別人覺得是真實的存在,有時候發達國家也存在過度反應,甚至被一些政客利用。但是我們反過來想,當別人用這樣的眼光來看中國的時候,中國是以什麼樣的態度看待世界的呢?我們是不是可以尊重每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制度、傳統。

在國際經貿關係裏面經常講到平等互惠,別人越是認為你不一樣,你越要跟別人講我們是一樣的;別人越是在比爛,一些政客要去操縱民意,搞孤立主義,中國就應該越堅持全球化。中國要擺出一種姿態,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西方國家的文明和價值觀比較強調個人主義,但是中國的文明強調合作和集體主義,強調全世界的大同和文明的互鑑。我想如果用這種更加廣闊的視野看待問題,也許中國能夠避免停留在尖鋭對抗的思維模式之下。

香港01:中國在國際上做了蠻多事情,應該說體現了大國該有的姿態和表達。但是因為整個的軟實力和話語權的侷限性,似乎很多事情最後沒有留下太好的名聲。

陸銘:剛才講的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專業人士和非專業人士看法的不一樣。專業人士會把它總結為,中國的軟實力不行,在國際上沒有話語權。但我的看法不是這樣的,比如說,當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時候,我們是更加尊重別的國家市場經濟的秩序和和法律,還是把我們在國內已經習慣的一些做法,像搞企業和政府的關係,這套東西帶到了國外?我覺得這不是軟實力的問題,是我們習慣了把自己的一些做法帶到國外去,不知不覺地讓別人感覺我們和他們不一樣。

比如,在這次抗疫期間,中國的抗疫的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們沒有意識到,中國的這種做法之所以在國內能通行是因為中國集體主義的傳統,民眾習慣不一樣。如果我們把這種做法帶到國外去,說這是我們的抗疫經驗,在別的國家的文化裏覺得這是傷害自由。我覺得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中國的民眾、企業和政府,都存在觀念偏差——在國內的傳統體制、社會環境下,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並不符合全球範圍內的一些更被人接受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所以我不覺得這是個話語權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思維方式如果不轉過來可能會產生更多問題。將來中國有了話語權,我們聲音更強了,但是你講的東西讓別人覺得是不一樣的東西,你帶來的是更和諧的世界,還是帶來更衝突的世界?這是我一個非專業人士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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