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鳥史話:帶住《東方紅》去威尼斯-郭達年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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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9月,中英聯合聲明在於北京草簽;同樣在1984年9月,日後公認為香港獨立音樂先鋒的地下樂隊「黑鳥」自資出版了他們的首盒卡式帶《東方紅/給九七代》。然後,黑鳥樂隊的靈魂人物郭達年帶著《東方紅/給九七代》這盒新鮮出爐的卡帶,聯同「民眾」的莫昭如以及馮敏兒遠赴意大利威尼斯,參加由無政府主義者組織所舉辦的研討會,展開了郭達年一段難能可貴、對他極具啓發性意義的旅程,影響著日後黑鳥的創作與音樂方針。

而84年郭達年等人的威尼斯文化交流之行,便被製作成十六米厘電影紀錄片《黑鳥:A Living Song》,影片曾在1986年於那些年的「搖滾聖地」高山劇場放映。相隔31年後,香港真實影像協會策劃的《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在5月14日會讓《黑鳥》這齣影片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重現。

黑鳥在1984年發表首盒卡帶《東方紅/給九七代》,影響了80年代香港獨立樂隊自資出版卡帶的風氣。(攝影:吳煒豪)

威尼斯的交流體驗

郭達年等人得以遠赴威尼斯出席研討會,是應當地的主辦組織所邀請。然而在1984年,仍是遠在互聯網與社交網絡出現的時代,到底他們是如何跟外國作交流呢?威尼斯方面又如何認識遠在香港的一群?

「在黑鳥與民眾這班人形式樂隊與劇場之前,我們都是活躍的激動分子、思潮前鋒,在灣仔洛克道的一家書局訂了很多外國的雜誌,跟外國團體有聯絡,甚至為他們做翻譯。書局已是一個香港的單位,他們知道香港有這一眾人,大家已建立了網絡。當威尼斯組織要舉辦這個活動時,便問我們有沒有興趣參與,不過是要自費過來,但來到會安排住宿,我們的反應是「來來來!」相當之興奮,畢竟從沒有經歷過。」

1984年,80年代香港樂隊熱潮尚未爆發,但一切在「地下」圈子已蠢蠢欲動。當年夏天,郭達年為蟬(樂隊成員包括著名樂評人馮禮慈)監製了《大路上》專輯,也灌錄了黑鳥的《東方紅/給九七代》卡帶。而郭達年便帶著《東方紅/給九七代》這盒卡帶作品去參加這個威尼斯活動。

威尼斯交流活動現場。(圖片郭達年提供)

《黑鳥:A Living Song》劇照

「忘記是去了威尼斯兩星期還是十日,白天出席論壇,晚上看live gig。活動不獨只有音樂,還有文化、政治、社會的交流,讓彼此作出連繫。我們說我們在香港做的東西、說我們怎樣看中國的狀況,帶著我們的卡帶去,也看他們的樂隊演出,聽威尼斯大學教授談他怎樣看世界,讓我學習到歐洲如何看全球環境,當時全球化的意念在80年代尚未出現,所以對我有很大的衝擊與啓發。」威尼斯交流活動之後,莫昭如和馮敏兒便返回香港,而郭達年帶著結他去歐洲流浪了三個月,四處busking演出,直到84年底才返港。

《黑鳥:A Living Song》是他們這次威尼斯旅程的紀錄片,由馮敏兒帶著一部借回來的攝影機與別人捨棄的菲林片拍攝。攝於1984年,但到1986年才公映,因為郭達年要花了整個1985年夏天在觀塘「綜合電影沖片廠」作剪接,而影片的導演一欄是寫著「沒有導演」。

「拍攝了回來,我要構思怎樣去組織一個故事。我們不是有了劇本才去拍,而是拍了片,才去想怎樣作裝配。我在沖片廠的大卷剪片機前,慢慢去組織一個故事,過程其實是很有創意的,就像做一個影像上的mixtape。」而《黑鳥:A Living Song》裡,也有紀錄到黑鳥與民眾劇場在觀塘碼頭附近所舉行的街頭劇。

「現在,我是要一手拉著昔日前輩,另一隻手接觸著現在的年輕人。」(攝影:吳煒豪)

啓發性的旅程

遠赴威尼斯的交流再踏足歐洲,造就了郭達年一次極具啓發性的旅程。

「在威尼斯認識與學習到歐洲玩音樂的態度,如他們找來一部二手影印機,自己釘裝,然後便可以出版fanzine,再拿到live gig發售,這是很minimal但很真實的生態。這引發了我後來出版《黑鳥通訊》。」

「我取得的意念,是可持續發展及全球化,印象中我是第一個人在《號外》寫過可持續發展的音樂文化。甚麼是可持續發展的音樂文化?當然不是現的做法。當時仍未有甚麼全球化的說法,我們所講的是『國際串連』。1984年在威尼斯令我聯繫到很多國家的朋友。我們訂了很多外國punk樂隊的作品在香港發行,而我們的作品又交給他們發售;又如80年代英國搞反麥當勞行動,我們把其印刷品在香港派發,這種聯合行動,是後來全球化的種籽。」

《黑鳥:A Living Song》劇照

從前要做到「國際串連」,那時不但沒有互聯網,連傳真機也未普及,長途電話又相當昂貴。他們的一切往來,全是靠郵寄書信。

「這是很人性化的時代,是具體地手寫書信,打字機也不用。透過一個人書寫的書法,可以看到人性,影響到你和他所建立的關係。即使他是punk仔,但卻很用心去手寫一封信,細說他的事情,是非常實在的交往。我在當年認識到來自punk scene的人,現在很多都像我一樣拒絕用Facebook及Twitter。」

《宣言》的誕生

這次的歐洲之行,接觸到一眾歐洲的地下punk樂隊(不是那些明星級punk rock名團),也影響到黑鳥創作出他們的奠定性卡帶專輯《宣言》。

威尼斯交流活動現場。(圖片郭達年提供)

當年歐洲遇上的年青punk仔。(圖片郭達年提供)

「84年《東方紅/給九七代》時期,我們沒有punk的元素,但到了《宣言》時加入了狂是漢(黑鳥的另一主唱),因為聽到人們可以這樣玩音樂,於是叫狂是漢嘗試用廣東話去演繹,要感性地、很硬地、歇斯底里地帶出,從而用punk的感染力創作出〈核塵灰〉,因為那時大亞灣要建核電廠。」當年《宣言》的卡帶因為得到水晶唱片發行,而令到黑鳥在台灣地下音樂圈建立起網絡,他們的感染力亦流傳到台灣。「後來來自台灣朋克先鋒樂團Double X的歌手Sissey(趙一豪)聽了《宣言》的〈核塵灰〉,便想做這樣的歌曲,於是通過唱片公司邀請黑鳥為他寫歌,指明要這種風格。」

在我心目中,《東方紅/給九七代》只是黑鳥的EP來(卡帶兩面劃分成中文歌與英文歌部分——其中有三首歌是分別灌錄成中英文版)。經歷過威尼斯與歐洲之行,到了1986年出版的《宣言》和1987年出版的《活此一生》這兩套卡帶,才見證到黑鳥創作專輯的野心,建立出猶如概念專輯的形式,以及展示出郭達年等人在這幾年間的強大創造力(後者更是一套雙卡帶來)。

「《宣言》是我非常之喜歡的作品。之前,我所接觸到是很主流的音樂,由Bob Dylan、Neil Young走下來的脈絡,比較斯文,沒想過很地下、很hardcore的東西。經過歐洲之行,看了很多現場演出,其中認識到英國樂隊Crass(一隊地下anarcho-punk / art punk樂團)對我影響最深,他們的有著很強烈地對生存環境的捍衛與自由精神,其音樂亦很有戲劇性,時而溫柔,時而激進,然後來一段新聞,再來一聲爆炸。所以在《宣言》裡便有些新聞、有些怪聲的剪接,我們亦一時民歌、一時punk,活像個mixtape。」

1986年的《宣言》和1987年的雙卡帶《活此一生》這兩套,記載了郭達年與黑鳥那幾年的強大創造力。(攝影:吳煒豪)

繼續默默耕耘

黑鳥經過1999年的最後巡演,樂隊已隨著鼓手Peter Suart(他也是「盒子」的創團成員)返回英國而解散。近年郭達年再次活躍起來,以個人名義演出。「大家因為黑鳥而認識我,所以我還是要掛著黑鳥的名字。」

現年62歲的郭達年,今年有多個音樂計劃正在進行中。繼去年出版「六四」27週年紀念合輯《九歌:陸.肆.貳零壹陸》後,今年會再出版28週年合輯,而且會繼續年度出版:「《九歌》的封套,可以放到四張CD的。我想讓六四的議題延續下去。」今年六四,郭達年亦會應台灣的邀請,舉行一場六四紀念音樂會;而他亦正在製作一本紀念已故「亞洲鼓王」、香港傳奇性搖滾樂隊Ramband及Chyna主將Donald Ashley「唐龍」(1956 - 2014)的書;在9、10月,郭達年便會出版他的首張個人專輯:「今次會以鋼琴/貝斯/鼓的jazz trio出來,找來我的老朋友專業樂手參與,如鼓手Johnny "Boy" Abraham,他也參與過《宣言》的灌錄。」到年尾,他還會辦一個書展。

郭達年去年在觀塘SAAL的演出。(攝影:袁智聰)

「現在,我是要一手拉著昔日前輩,另一隻手接觸著現在的年輕人。」這位我甚尊敬的音樂前輩,如今仍為香港的音樂文化繼續默默耕耘,他對新一代朋友所作出的種種分享,是要通過藝術與文化,來告訴大家他們是怎樣走過來。「何解現在的年輕人對那個時代甚有興趣?其實經過2014年雨傘運動,看到年輕人有很大的反彈但卻抑壓得很厲害的處境,他們需要養分,但這個養分不是憑空去看一本書便行,而是要有前文後理去理解。香港是怎樣出來,70年代大陸的變化如何影響到80年代香港的措施,然後是89民運,一直十年十年的疊上去。無論是音樂也好、電影也好、文學也好,都要有一個完整的內容與timeline,我現在做的耕耘,就是去完整地重現這些內容。」

去年出版的「六四」27週年紀念合輯《九歌:陸.肆.貳零壹陸》後,今年會為此議題再帶來28週年合輯的。這個封套可以放到四張CD。(攝影:吳煒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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