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港攝記花七年拍攝露宿者 高仲明感情投射、放逐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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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攝影師高仲明在「光影作坊」舉行《放逐》攝影展覽,從他拍攝的露宿者系列中,揀選了其中三位:雄叔、阿Sing及犀利哥的照片展出。

露宿者系列是高仲明的一個長期拍攝計劃,以年為單位,拍攝露宿的生活。大眾對於露宿者通常有着不好的印象,覺得骯髒、吸毒、難以溝通,「他們各自有不同的原因,但造成了他們選擇放逐自己」。

高仲明因為生活上的壓力,將拍攝露宿者視為一個喘息的空間,踏足愈深,也是另一種的自我放逐。

攝影:高仲明(受訪者提供),周穎瑤、蘇煒然(訪問部分)

撰文:蘇煒然

在後巷之中找樹窿

2014年,高仲明因工作去到旺角聯運街後面的「屎忽行」,在那裏認識了雄叔。露宿者活在社會邊緣,突顯城巿陰暗面,對於紀實攝影師來說甚具吸引力,高仲明自此開始拍攝露宿者。那時候高仲明因工作壓力、家庭壓力,有意無意將這條後巷視為情緒的避風塘,跟雄叔談話、用相機拍攝後巷生活,成為了他的「救贖」。

後來雄叔過身,高仲明為幫他處理後事,找到他的前妻及3位子女。雄叔過去吸毒、爛滾、爛賭,絕不是好丈夫、好爸爸,終於與妻兒決裂,被妻兒憎恨;然而雄叔的子女從高仲明拍攝的照片中,重新認識雄叔,並對高仲明說:「我原諒他了。」

然而雄叔的離去,卻令高仲明崩潰:「其實不關他(雄叔)事。我自己情緒不好,可能我把他當做樹窿(傾訴對象),我失去了樹窿於是便崩潰。」高仲明得了躁鬱症,情緒大起大落,每日需要進食數十粒精神科藥物去控制。

(蘇煒然攝)

感情投射在露宿者身上

高仲明之後又拍攝了幾位露宿者,阿Sing是其中拍攝時間最長的一位,前後超過了3年。「那時是我情緒病最差最差的時候。我經常找他,我亦經常幻想自己會變成他一樣。所以我好想幫助他。」高仲明坦言自己可能出於私心:「我幻想會變成他,如果他變好的話,等於我也能夠變好。」

阿Sing染有毒癮,高仲明勸他戒毒,回家鄉尼泊爾尋找親人。另一方向,高仲明因情緒問題酗酒,阿Sing反而叫他戒酒。每一次阿Sing吸毒,高仲明總想靠近拍攝不同角度,阿Sing勸他不要走太近,指吸入毒品對高仲明身體有害。「他懂得關心我。我代入了他,完全投入了他的世界。」高仲明說。

(周穎瑤攝)

阿Sing戒毒後過新生活 不想再見面

拍攝期間阿Sing先後兩次因吸毒被判入戒毒所,高仲明一直給予支援,到阿Sing第二次離開戒毒所,高仲明近乎神經質地找社工、找NGO,要防止阿Sing重投毒海。「進入戒毒所是一定可以戒斷毒癮,因為那裏是完全(跟毒品)隔絕。但離開戒毒所之後,很容易再次接觸。有了第一次經驗,我知道短時間內絕不可以讓他回到街上,不可以再見那些人(讓阿Sing接觸毒品的人)。」終於找了到一個尼泊爾NGO協助,阿Sing展開了新生活。

到2019年聖誕節,高仲明忽發奇想,想找久未見面的阿Sing敍舊,卻被拒絕了。社工傳達,原來阿Sing覺得人生中最壞的時間都是與高仲明一起度過,不想見面,不想再想起舊事。高仲明當時又悲又怒,幾乎哭了出來:「我這麼幫你,你卻這樣對我?」他從油麻地信步走到尖沙咀,過程中想通了:阿Sing未能完全放低舊生活,害怕面對是人之常情。到將來他真正放低了,再一起暢飲談天也不遲。

(蘇煒然攝)

消失了的慘白世界

除了展覽中的3位,高仲明也拍攝過其他露宿者,包括越南船民光哥。「我當時病到最癲的地步,為甚麼我會把相片拍到如此光猛慘白?是因為我以為自己真的見到這樣的景象。我完全把他當做樹窿,我也幻想自己會變成他一樣。我康復之後不敢見他,完全不再理會他的死活。」高仲明就像阿Sing不想見他一樣,不想見光哥,不想再受情緒病困擾,也因此覺得自己對光哥有所虧欠。

直到有其他人想訪問光哥,找他搭路,高仲明才不得不再次回到光哥居住的天台。後來高仲明協助光哥「上樓」,「為他付出少少,作為一點補償似的。」然而光哥上樓一個星期便回到天台,高仲明再次到天台找光哥詢問原因,光哥回答說不習慣,還叫高仲明不用再幫他,稱會一直在天台居住。「我鬆了一口氣。」高仲明說:「我不敢?我不知道,總之我不想,不想在展覽中包含光哥的照片。」

越南船民光哥。(高仲明攝)

心態轉變卻受隔閡所阻

展覽中最後一位露宿者是犀利哥,拍攝時高仲明的躁鬱症已康復,「再沒有要找樹窿的感覺。」拍攝動機更多是由於高仲明對露宿者變得熟悉,有一種想要記錄他們,展示他們真實狀況的「責任感」。然而心態的轉變也影響了照片,「同樣拍攝很久,也有約3年,但最初2年拍得並不好。我不敢再用以前的拍攝方法,我和他(犀利哥)隔着距離,不似跟雄叔、阿Sing那樣密切。我們之間有些隔閡,他也感受到。」

有一日,高仲明接到電話,卻是醫院告知犀利哥因病入院,並發現了末期癌症,他在聯絡人一欄填上了高仲明的名字和電話。「我好驚,我好害怕拍攝期間他像雄叔一樣病逝,會令我大受打擊,再次引爆情緒,那個狀態太辛苦了。」但高仲明終究還是趕到醫院,也提出暫停拍攝,口裏說避免妨礙犀利哥治療,心底也是害怕舊事重演,引爆自己的情緒病。犀利哥卻認為不好,希望高仲明繼續拍攝,甚至想一直拍到自己死為止。犀利哥意志堅決,高仲明也答應繼續拍攝。

(周穎瑤攝)

攝者與被攝者 也是人與人相處

經過這件事,高仲明和犀利哥的關係卻拉近了。犀利哥開始向高仲明透露心事,出院後更邀請高仲明陪他到香港仔散步。「他露宿之前住在香港仔,現在家人仍住在香港仔。他從來沒有回去,雖然他口裏說不怕回去、不怕再次見到家人,但真心不怕的話,又怎會二十幾年從不踏足?他想我陪他回到一直不敢去的地方,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們真正成為了朋友。」

此後高仲明自覺拍攝的照片亦愈來愈好。「Long-term projects(長期拍攝計劃)就是這般乞人憎。你要不把整個人情緒投入其中,就是拖長時間慢慢建立關係,才會見到他(被攝者)的真實一面,相片才會好看。」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不同性格會展露出不同的細節。我覺得這些細節令照片變得豐富,能夠令受眾知道這個人或事,有更清楚的理解。當然這(拍攝這些細節)令我更花時間更花心力,但我又覺得好玩,我願意去做。」

露宿者與拍攝者的自我放逐

展覽的名稱叫做《放逐》,是高仲明之妻想出來的,高仲明覺得十分適合。每一位露宿者背後的故事各不相同,可能是吸毒、欠債、又或者純粹自己想要這樣過活,那是一種自我放逐,脫離了大眾所理解的「正常生活」。而高仲明作為拍攝者,受情緒影響走進去露宿者的世界,將自己投射在被攝者身上,當時的狀態,也是另一種的自我放逐。

「拍攝雄叔和阿Sing的時候,我投入了很強烈的情緒,他們又傳達出他們的情緒,互相撞擊。所以我自己覺得他們的照片比較好看。犀利哥的照片則理性得多,當時我個人清醒得多。」三位露宿者的照片,反映出高仲明的心路歷程。他在這些年來遇上了不同的人,跟他們相處,有陷於低潮的日子,有軟弱的時候,有感動的瞬間,「各方面都變得更成熟。無論是對於我自己,還是對於攝影。」

(周穎瑤攝)

離開舒適區 還原現實場景佈置展覽

這一次展覽分為三個部分,高仲明仿照雄叔、阿Sing及犀利哥的生活環境搭建裝置,利用電視機或投映機播放照片。「我想還原現場,讓人看到他們的真實情況、住宿環境。」

雄叔住在紙皮和木板搭成的小屋,高仲明就走到深水埗搜集物資,搭出小屋作為展覽裝置,裏面放着電視機播放照片。「你要墊着紙皮坐在地上觀看。我覺得大眾經常以一個居高臨下的角度去觀看他們(露宿者),我希望觀眾參觀時要配合他們的位置(處於相同高度)。」小屋旁邊也擺放着雄叔生前會用到的清潔用品,「他(雄叔)在生時,他的後巷很乾淨。反而是我很不整潔,很邋遢。」

(蘇煒然攝)

阿Sing以前住在蚊帳裏,高仲明也找來蚊帳,用卡板墊高,說可以減少蛇蟲鼠蟻;天花懸掛着投映機,將照片投映在發黃的床褥上。「你要走過來,行到好近。好多人,或者大部分人都好怕他們(露宿者),覺得骯髒,懷疑會有木蚤等等。但你要觀看我這個展覽,一定要走到好近。」床褥上擺放着VCD和色情刊物(道具),是阿Sing撿垃圾時撿回來消遣用的,地上則有幾綑電線「他(阿Sing)撿電器和電線,裏面銅線值錢。這樣一綑,夠他一日的毒品錢。他吸得很『節儉』。」

至於犀利哥的照片,則利用摺枱上電視機播放,枱面還有一盤國際象棋、老花眼鏡和咖啡。「他很好,再窮也不會問我借。只有一次,他說想繼續看書、看電話,想看得清楚卻沒有眼鏡。於是我便送了一副給他。他棋藝很好,又喜歡飲咖啡和看電影,這些事情並非如某高官所言,只有中產才能享受。」訪談期間,佈展同事出門抽煙,高仲明連忙捧着作為裝置佈置之一的煙灰缸追上去,說:「幫我弄點煙灰進去。」

「搭建雄叔的小屋時我很開心,因為我和雄叔的感情真的很深。我是個老套的人,以前沒有想過這樣佈置,原來我也可以做到不一樣的事情。」高仲明說:「我想用露宿者系列,成為人生,或者攝影上的一個小總結。」他未來將會轉換新的環境,作出新的發展。

後記:

高仲明 與 Eugene Smith

撰文:周穎瑤

高仲明當然不是Eugene Smith,筆者相信高先生也不會覺得自己可以與Eugene Smith相比;只是當筆者早前觀看以Eugene Smith拍攝水俁市經歷作為藍圖的電影《毒水曝光(Minamata)》時,不時會想起高仲明。

Eugene Smith以曾為《LIFE》雜誌拍攝了多個充滿人文關懷而震撼人心的圖片故事聞名,電影開頭亦沒有逃避Eugene Smith自拍攝二戰後的後遺:酗酒、失眠、噩夢連連,在遇上水俁病這課題前久久未能再出遠門拍攝。明顯地,那一刻的Eugene Smith情緒不會是好,畢竟他經歷過的是難以言清的殘酷,從生活上的,從事業路上的。也許每一位花時間跟進一件事或是一個人物故事的傳媒工作者,總因人世間的各種悲苦,免不了碰上一刻甚至一段時間的沮喪期,攝影記者當然也不例外。

筆者第一次讀到雄叔的故事,已經是在雄叔身後,當時高仲明為雄叔拍攝的圖片故事得到了《前線‧焦點2015》圖片故事組的冠軍,故事拍攝到最後是雄叔的離世,由高仲明發現、召黑車、找着雄叔的家人辦後事,為被訪者送終究竟是什麼樣的失落?實在難以想像。那是筆者在書本讀到著名相片《飢餓的蘇丹》的故事以後,又一次觸動了有關「距離感」的反思。

攝影師也是人,介入不介入被攝者處境的討論總是長青,筆者總覺得高仲明並沒有想太多,在拍攝者以外他就也是個人,或者是個太忘我的人--不是Ecstasy,是losing self。當Robert Capa 在說 “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re not close enough” 的時候,高仲明甚至與他的被攝者成為了如此的夥伴,親近如斯,卻也因生活的不如意與眼前的苦澀夾擊,他在某個時候不見了些東西。

緣份使然,在高仲明口中說起他最低潮的時間,筆者有幸與他共事過,直到他決定要轉換他的生活重心。都是從事影像的人,多少從他的作品看得出他情緒的起落,所以能夠看到他拍攝犀利哥的作品時,雖然那並非輕鬆愉快的故事,犀利哥也是厄運重重的,但看得到畫面對比從前添了一絲絲的豁達,或是成熟,如果豁達是一種成熟。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能夠消化多一點,想也是會健康一點吧。

結果,筆者撰此後記的進度不是太順暢,想必是距離感作祟--高仲明多年來拍攝的無家者系列,當然是本地記錄貧苦相當重要的作品;作為前同事及認識多年的行業後輩,他作為人與攝影師的轉變,也是讓人在乎的一個故事。放逐以後,來到此里程碑,祝願他的無家者攝影企劃能更宏大地發展下去,新生活一切順利。

(蘇煒然攝)

高仲明個展《放逐》展覽詳情:

日期:2021年5月8日至5月30日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至6時(逢星期一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點:光影作坊|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二樓二室

預約參觀:https://form.jotform.com/21115038897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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