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施永青、長毛、梁耀忠 共事到決裂 一切源於馬克思主義

撰文:莊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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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馬克思誕辰200週年,「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武器」的中國共產黨在內地高調紀念。在香港,馬克思主義給人的印象,似乎總是計劃經濟、財產公有制甚至60年代內地的人民公社,這個幾乎每年都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城市,與馬克思主義看似格格不入。不過,香港確也有過一群高調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至今仍活躍於公眾的視野當中,大家可能在慣於二元對立的思維桎梏中遺忘了他們。
《香港01》專訪了長毛梁國雄、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他們都曾在70年代參與社運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革馬盟)」,投入了青春與血汗。晃眼40年過去,組織早已消亡,三個性格截然不同的青年,當初到底如何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為何會加入同一個組織?最後,又為何會分道揚鑣呢?

施永青50、60年代已在父親宿舍與年輕左派工人混在一起,不時閱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列寧著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等左派刊物。(吳鍾坤攝)

梁耀忠、施永青、梁耀忠三人的交集是在革馬盟,一個由托派(洛茨基主義者)建立的組織。他們自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以此與他們口中「墮落的無產階級政權」,信奉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蘇聯、中國分道揚鑣。相對於蘇共和中共,他們也自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跨國界不斷革命,最終實現工人民主自治,包括無產階級內部的多黨制和普選。歲月總是與人開玩笑,三個後來各自走上不同人生路途的少年,當年卻是抱著同一個理想。

革馬盟成立前的60年代,全世界都正值躁動歲月,各種社運運動在那時爆發,包括常被與近期法國「黃背心運動」相提並論的「五月風暴」。(資料圖片)

全球社會運動浪潮中的三個少年

早在革馬盟成立前的60年代,全世界都正值躁動歲月,各種社運運動在那時爆發,除了常與近期法國「黃背心運動」相提並論的「五月風暴」,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等也如火如荼。

至於當年的香港,三人之中最年長的施永青才上小學,50、60年代已開始在父親宿舍與年輕左派工人混在一起,不時閱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列寧著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等左派刊物,從而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

「當時社會不公道,自己住處如紅番區,警察穿著軍裝都夠膽在賭檔公開收錢,覺得社會好黑暗、貧富懸殊,街上不時看到棄嬰,覺得社會不應該是這樣。」施永青說,雖然對當時十一、二歲的他來說,這些刊物算是艱深,但「當你有興趣(改變社會)的時候,幾深嘅你都會去啃。」

讀中學時的施永青參加過六七暴動,「掟磚、追打警察」等動作自不可少。(網上圖片)

日子飛返到六七暴動的風火歲月,已讀中學的施永青也在校園和街頭參加左派活動,「掟磚、追打警察」自不可少,「見到與防暴隊對峙,有人擲石頭,就一起擲,見到衝!就趁防暴隊少的時候,哇,就衝過去,追那個幫辦追到他入後樓梯,都繼續用物件丟佢,(如果)畀人拉到,不得了。」甚至他加入了「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成了「官津補私」學校的代表,在校內拉標語布條,「用香燭設計了一個定時裝置,擺好布條,一炷香時間,綁布條的繩就燒斷,布條從學校樓頂整幅展開。」西裝筆挺的施永青說起這段往事,還是眉飛色舞,儘管當時許多同學都因參與左派活動被抓。施永青不敢說當年是「革命熱情」,「對社會不滿吧,應該算是發洩。」

長毛說,兒時母親是左派,自己思想也偏左,對毛澤東失去希望後,自然還是從左翼思想去追尋改變社會的理想。(余俊亮攝)

同一天空下,比「老施」年輕7歲的「長毛」回憶,當年自己也是「毛派」,「我媽係工聯會嘛,佢梗係講俾我聽啦,又睇下毛語錄,我本毛語錄都仲喺度。」不過,1971年被毛澤東欽點為接班人的林彪被指叛逃,並在蒙古墜機,卻令少年梁國雄對新中國的期盼,也一同墜落,「先話劉少奇係叛徒,轉頭毛嘅親密戰友林彪又瓜埋,件事真係好令我懷疑毛澤東搞緊乜嘢。」長毛說,對毛的不信任,後來演變成彭述之等中國老托派與無政府主義者在《70年代》雙周刊的筆戰,這令不少受全球社運浪潮餘波衝擊的香港年輕人,有機會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

梁耀忠回憶指,當時革馬盟對本土議題的某些主張,現在看來也相當前衛,包括盡快結束殖民統治,由港人自決前途。(梁鵬威攝)

同樣被《70年代》影響的,還有梁耀忠。1973年赴英留學時,梁認識了後來同是「革馬盟」成員、創辦《70年代》的岑建勳,也認識了當時在英港人成立的托派組織「復醒社」。不過梁耀忠至今仍說自己有愧於說自己是一個托派或馬克思主義者,「年輕時確實覺得嗰種精神幾好,但只係參與咗好短一段時間。」當時革馬盟對本土議題的某些主張,現在看來也相當前衛,包括盡快結束殖民統治,由港人自決前途,梁耀忠回憶道。

金禧事件促成梁國雄與施永青相遇。(資料圖片)

金禧事件「長毛」、「老施」相識 從「不斷革命」到政、商分道的二重奏

而梁國雄與施永青的真正相遇,要到1970中後期的金禧事件。施永青說,六七暴動後,他對馬克思主義以及各種思想流派的探索沒有停止,其中對他影響較深的,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狄托(Tito)政敵吉拉斯(Milovan Đilas)講述共產黨問題的著作《新階級》。同時中國大陸的經濟衰敗和文革,也讓施永青意識到「毛左」並非他想要的答案。

機緣巧合下,施永青經朋友介紹結識了一些托派朋友,當年轟動一時的「金禧事件」他也有參與,且與長毛梁國雄相遇。他形容,當時梁國雄和一些托派人士,組織教師員工抗議,同時也發展托派的支持者。曾在左夜校擔任教師的施永青,則被相中,在革馬盟的馬克思主義研討會上講課,「那時說的課程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差別,那時我記得在西環聖安多尼堂,就是借教會的地方來做馬克思主義的培訓。」

梁國雄(後排左四)與施永青(後排左一)的真正相遇,就在1970中後期的金禧事件。(吳鍾坤攝)

辦讀書會除了宣講思想,其實也是一種無奈。長毛說,「除了實踐之外,你就只有從思想上尋求解脫,找志同道合的人討論,現在有facebook,當時我們要面對面,我是這樣認識老施的。」不過,長毛說起施永青教的「馬克思主義」,語氣略帶不屑,「佢啲嘢邊度得,佢學毛派嘅嘛……我好多都係自己睇書學,我上過佢堂,佢講嗰啲嘢,唔代表我啲概念係由佢到得嚟。」他說,對他影響最深的,反而是老托派王凡西的自傳《雙山回憶錄》。

金禧事件之後,施永青在一個燒烤派對上告知長毛,他會搞生意。長毛形容,「老施」雖然老成,但純品,相信他當時並未想過要發財,作為老友,也只能支持。「老施」生意上軌道後,亦未忘記仍在社運圈的長毛,不時接濟對方,「我還是覺得資本主義有許多問題,有人和他唱對台戲,也是好事。」不但生活費,有時施永青在某些議題上認同長毛,亦或略施援手作活動經費。

長毛愛讀書,也愛與人討論,「除了實踐之外,你就只有從思想上尋求解脫,找志同道合的人討論,現在有facebook,當時我們要面對面,我是這樣認識老施的。」(余俊亮攝)

80年代的長毛,仍自稱革馬盟成員,在電視節目接受訪問。而兩人真正決裂要到長毛2000年參選立法會,施永青說起此事不住搖頭,「你點會著住捷·古華拉入議會?捷·古華拉最憎議會」;「我支持你,唔係支持你走入建制啊嘛。」當年施永青在報章撰文,借魯迅《娜拉出走之後》諷刺舊戰友,如「女權主義者出走之後,只能做雞」,意指「長毛放棄革命,走入建制是一種墮落」;「寫咗之後佢嬲死我啦。」從此二人少有私交。

施永青從商到長毛從政這一段時間裡,離開革馬盟的梁耀忠,加入由同是革馬盟成員劉山青創立,以教育勞工及提升勞工的社會意識為目標的「新青學社」。他擔任導師數年,到1985年,就比長毛更早走入議會,當選1985年首屆葵涌區議員,隨後街工成立。他說,創立街工及對勞工議題的關懷,多少亦緣於早年學習馬克思主義及參加托派組織的際遇,但如今,他已不敢自稱「馬克思主義者」。

當年施永青在報章撰文,指「長毛放棄革命,走入建制是一種墮落」,他感嘆,「寫咗之後佢嬲死我啦。」從此二人少有私交。(吳鍾坤攝)